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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故事，哥哥好不容易成为千万富翁，出于好心，他让没有一技之长的弟弟到自己的工厂打工。然而，弟弟为了每月多拿200元的薪水，竟领着厂里的技术资料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哥哥的竞争对手那里。哥哥的厂子跨了，而被竞争对手利用完毕的弟弟，也随即被对方炒了鱿鱼……
自强不息的哥哥成了千万富翁
1991年，在化工厂干了近10年的我，终于经不住身边朋友陆续辞职“下海”后暴发的诱惑，决定离开工厂一展身手。
由于有备而战，我顺利承包了一个化工厂，并签订了5年期的承包合同。搞了多年化工的我知道，化学试剂生产批量小，操作条件又极其恶劣，一般的国营化工企业都不屑于生产这种产品。但偏偏这种产品又有一定的市场，医院、制药厂、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都少不了它。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准确的。自从化工厂生产化学试剂后，订单就像雪花一样飞来，以前死气沉沉的厂子，竟一下子红火起来了。
就这样，到1995年承包期合同满后，我不费吹灰之力又取得了厂里的承包权。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这期间，由于国家规范化学试剂生产，而工厂因为不是国家的定点生产厂，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证，以前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不能再生产了。残酷的现实迫使我开始寻求新的产品，调整全厂的产品结构。
通过调查，我发现，市五大药业公司生产某药品时，有道工艺要用DCC，DCC用后变成DCU，如果排到环境中，将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当时，五大药业公司生产所用的DCC是从日本进口的，每吨的进口价达39万元。通过成份分析和试验，摸索了半年，我终于研究成功了从DCU中提炼DCC的技术。
从1995年开始，化工厂迅速腾飞，效益节节攀升，化工厂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我也有了较好的收获，购买了私家车，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小洋房，个人资产上千万，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翁。
弟弟为每月多拿200元“叛变”了
就在我的财富与日俱增时，一些在国营单位工作的亲戚朋友们因为单位效益欠佳而下岗，纷纷要求到我的厂里来打工，我无一例外地接纳了他们。
2000年春节，已经34岁的弟弟，因为多年肝病下岗了。没等他提出要求，我便将他招进了厂里。我知道弟弟从小懒惰惯了，就把他安排到厂里的原料制造车间当脱产班长，不做具体工作，只拿工资，帮助管理一下物品的领取，月工资950元。
这大概是厂里最轻松的工作了，他每天只要干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任务。甚至有时身体不舒服不来上班也没有关系。为此，他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在化工厂里拿的那份工资，完全是我哥白给我的。”
可没过多久，弟弟就不这么认为了。
2001年4月，市政府再次出台了房改政策，弟弟以前的单位进行房改。按照规定，他可以买下一直居住的房子。可买房一次性要缴纳1.3万元钱，而他只能拿出3000元。他满怀希望地对我说：“哥，我们单位搞房改，你能不能借1万元给我？”我给他看了当月的财务报表：“很不凑巧，现在是生产旺季，我所有的流动资金刚刚全部购买了原料，而卖出去的货款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你先想想其它的办法好不好？”弟弟一下子愣住了……
后来我听人说，他觉得我这个哥哥能花几十万买一套新房子，却不愿意借1万元钱给自己的弟弟，分明是没有把他这个兄弟放在心上！一天，他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偷了一张印鉴齐全的现金支票，到银行悄悄取了1万现金，凑足了购房的钱。
第二天，从出纳那得知此消息后，我气得暴跳如雷，要弟弟马上把钱退回厂里，否则就向公安部门报案。这时，弟弟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了，但由于钱已经交了购房款，没法退还，羞愧难当的他只好狼狈地离开了化工厂。
离开我后弟弟举步维艰，生活捉襟见肘。这年春节，趁我给母亲拜年时，弟弟通过母亲向我提出了再到厂里打工的要求。看在母亲的面子上，又见弟弟痛哭流涕，我答应了再给弟弟一个机会。
弟弟回工厂后，一向懒散的他对工作的态度居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每天都来上班，而且只要一有空，就拿出化学书看，对DCC的生产工艺和流程更是四处求教，时不时还拿出笔记本记下来。看到弟弟的转变，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在心里暗自盘算，只要弟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我就立即给他升职，加工资。
可就在这时，化工厂却突然遭遇一场重大变故。2002年6月18日，一向合作得很好的五大药业公司突然打来电话，说从下月开始，他们将终止向我提供原料，也不再需要我工厂的DCC。听了这个电话后，我立刻惊呆了。因为与五大药业公司业务量占了整个化工厂的80%，五大公司突然变卦，等于是把化工厂逼上了绝路。
为什么会这样？我立即派人去调查，到这时，我才得知，五大公司近年来经济效益不佳，所以他们决定抛弃我，自己办一个DCC生产厂，目前办厂的一切手续都已经办下来了。与此同时，我隐隐约约听说，为了减少产品的开发周期和开发成本，五大公司高薪聘请了几个业务骨干……
我慌了，急忙跑回车间，想找几个主管商量对付五大公司。谁知，厂里的几个技术骨干和自己的亲弟弟，竟一齐神秘地失踪了！
“叛变的”弟弟被“主子”抛弃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五大公司就决定自己办一个DCC生产厂，为获得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资料，五大公司决定挖我厂的墙脚。他们利用我和弟弟的微妙关系，首先游说弟弟，给他许下了一个并不十分诱人的诺言：只要能介绍我厂的人员到新公司，来一个就奖励他500元；并让他担任副厂长的职务、每月工资增加到1150元。
虽然五大公司开出的薪水只比我这里高200元，但弟弟还是动心了。其中原由，至今我也无法弄清楚，也许是他的所谓的自尊心作祟，也许是他有意要报复我。总之，弟弟接受了五大公司的“邀请”。他趁我不在厂里的时候，从我的办公桌里将全部DCC生产技术资料偷出了出来，复印后提供给五大公司。他还告诉五大公司，虽然化工厂一直很红火，但DCC生产技术并没有注册国家专利。五大公司根据他提供的情况，立即抢先注册了国家专利。此外，他还私下拉拢了厂里的几个主要技术骨干，说服他们一起投奔五大公司……
这几个技术骨干的跳槽对我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化工厂被迫停产三个月。因为停产，无法向客户供应DCC，影响了客户的生产，客户们又纷纷将我告上了法庭。在短短三个月里，我一连输了七八个官司，赔偿了客户很大一笔钱。
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等我处理完一身的官司，找到了新的原料供应商，并培养出新的技术骨干，准备“东山再起”。为此欠下了银行60万元的贷款。
恰好在这时，市人民政府又发出了清理整顿农村“三金、三乱”的通告。按照规定，我借银行的60万元属于“三金”之列，银行要求这些欠款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完毕。可我根本拿不出钱来，于是银行通过法院采取强制手段拍卖了我的汽车和房子。
2003年10月，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工人们，哄抢了厂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只好宣布破产，就在我极度落魄的同时，从五大公司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五大公司见已经把我的化工厂彻底打垮，竟将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弟弟和原化工厂的几个技术骨干一起炒了鱿鱼。
这几年，我正在寻找机会，准备东山再起。自从弟弟跳槽到五大公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弟弟有过联系。我俩虽然隔得并不远，但已行同陌路……
自强不息的哥哥成了千万富翁
1991年，在化工厂干了近10年的我，终于经不住身边朋友陆续辞职“下海”后暴发的诱惑，决定离开工厂一展身手。
由于有备而战，我顺利承包了一个化工厂，并签订了5年期的承包合同。搞了多年化工的我知道，化学试剂生产批量小，操作条件又极其恶劣，一般的国营化工企业都不屑于生产这种产品。但偏偏这种产品又有一定的市场，医院、制药厂、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都少不了它。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准确的。自从化工厂生产化学试剂后，订单就像雪花一样飞来，以前死气沉沉的厂子，竟一下子红火起来了。
就这样，到1995年承包期合同满后，我不费吹灰之力又取得了厂里的承包权。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这期间，由于国家规范化学试剂生产，而工厂因为不是国家的定点生产厂，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证，以前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不能再生产了。残酷的现实迫使我开始寻求新的产品，调整全厂的产品结构。
通过调查，我发现，市五大药业公司生产某药品时，有道工艺要用DCC，DCC用后变成DCU，如果排到环境中，将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当时，五大药业公司生产所用的DCC是从日本进口的，每吨的进口价达39万元。通过成份分析和试验，摸索了半年，我终于研究成功了从DCU中提炼DCC的技术。
从1995年开始，化工厂迅速腾飞，效益节节攀升，化工厂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我也有了较好的收获，购买了私家车，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小洋房，个人资产上千万，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翁。
弟弟为每月多拿200元“叛变”了
就在我的财富与日俱增时，一些在国营单位工作的亲戚朋友们因为单位效益欠佳而下岗，纷纷要求到我的厂里来打工，我无一例外地接纳了他们。
2000年春节，已经34岁的弟弟，因为多年肝病下岗了。没等他提出要求，我便将他招进了厂里。我知道弟弟从小懒惰惯了，就把他安排到厂里的原料制造车间当脱产班长，不做具体工作，只拿工资，帮助管理一下物品的领取，月工资950元。
这大概是厂里最轻松的工作了，他每天只要干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任务。甚至有时身体不舒服不来上班也没有关系。为此，他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在化工厂里拿的那份工资，完全是我哥白给我的。”
可没过多久，弟弟就不这么认为了。
2001年4月，市政府再次出台了房改政策，弟弟以前的单位进行房改。按照规定，他可以买下一直居住的房子。可买房一次性要缴纳1.3万元钱，而他只能拿出3000元。他满怀希望地对我说：“哥，我们单位搞房改，你能不能借1万元给我？”我给他看了当月的财务报表：“很不凑巧，现在是生产旺季，我所有的流动资金刚刚全部购买了原料，而卖出去的货款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你先想想其它的办法好不好？”弟弟一下子愣住了……
后来我听人说，他觉得我这个哥哥能花几十万买一套新房子，却不愿意借1万元钱给自己的弟弟，分明是没有把他这个兄弟放在心上！一天，他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偷了一张印鉴齐全的现金支票，到银行悄悄取了1万现金，凑足了购房的钱。
第二天，从出纳那得知此消息后，我气得暴跳如雷，要弟弟马上把钱退回厂里，否则就向公安部门报案。这时，弟弟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了，但由于钱已经交了购房款，没法退还，羞愧难当的他只好狼狈地离开了化工厂。
离开我后弟弟举步维艰，生活捉襟见肘。这年春节，趁我给母亲拜年时，弟弟通过母亲向我提出了再到厂里打工的要求。看在母亲的面子上，又见弟弟痛哭流涕，我答应了再给弟弟一个机会。
弟弟回工厂后，一向懒散的他对工作的态度居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每天都来上班，而且只要一有空，就拿出化学书看，对DCC的生产工艺和流程更是四处求教，时不时还拿出笔记本记下来。看到弟弟的转变，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在心里暗自盘算，只要弟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我就立即给他升职，加工资。
可就在这时，化工厂却突然遭遇一场重大变故。2002年6月18日，一向合作得很好的五大药业公司突然打来电话，说从下月开始，他们将终止向我提供原料，也不再需要我工厂的DCC。听了这个电话后，我立刻惊呆了。因为与五大药业公司业务量占了整个化工厂的80%，五大公司突然变卦，等于是把化工厂逼上了绝路。
为什么会这样？我立即派人去调查，到这时，我才得知，五大公司近年来经济效益不佳，所以他们决定抛弃我，自己办一个DCC生产厂，目前办厂的一切手续都已经办下来了。与此同时，我隐隐约约听说，为了减少产品的开发周期和开发成本，五大公司高薪聘请了几个业务骨干……
我慌了，急忙跑回车间，想找几个主管商量对付五大公司。谁知，厂里的几个技术骨干和自己的亲弟弟，竟一齐神秘地失踪了！
“叛变的”弟弟被“主子”抛弃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五大公司就决定自己办一个DCC生产厂，为获得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资料，五大公司决定挖我厂的墙脚。他们利用我和弟弟的微妙关系，首先游说弟弟，给他许下了一个并不十分诱人的诺言：只要能介绍我厂的人员到新公司，来一个就奖励他500元；并让他担任副厂长的职务、每月工资增加到1150元。
虽然五大公司开出的薪水只比我这里高200元，但弟弟还是动心了。其中原由，至今我也无法弄清楚，也许是他的所谓的自尊心作祟，也许是他有意要报复我。总之，弟弟接受了五大公司的“邀请”。他趁我不在厂里的时候，从我的办公桌里将全部DCC生产技术资料偷出了出来，复印后提供给五大公司。他还告诉五大公司，虽然化工厂一直很红火，但DCC生产技术并没有注册国家专利。五大公司根据他提供的情况，立即抢先注册了国家专利。此外，他还私下拉拢了厂里的几个主要技术骨干，说服他们一起投奔五大公司……
这几个技术骨干的跳槽对我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化工厂被迫停产三个月。因为停产，无法向客户供应DCC，影响了客户的生产，客户们又纷纷将我告上了法庭。在短短三个月里，我一连输了七八个官司，赔偿了客户很大一笔钱。
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等我处理完一身的官司，找到了新的原料供应商，并培养出新的技术骨干，准备“东山再起”。为此欠下了银行60万元的贷款。
恰好在这时，市人民政府又发出了清理整顿农村“三金、三乱”的通告。按照规定，我借银行的60万元属于“三金”之列，银行要求这些欠款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完毕。可我根本拿不出钱来，于是银行通过法院采取强制手段拍卖了我的汽车和房子。
2003年10月，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工人们，哄抢了厂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只好宣布破产，就在我极度落魄的同时，从五大公司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五大公司见已经把我的化工厂彻底打垮，竟将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弟弟和原化工厂的几个技术骨干一起炒了鱿鱼。
这几年，我正在寻找机会，准备东山再起。自从弟弟跳槽到五大公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弟弟有过联系。我俩虽然隔得并不远，但已行同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