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界有个专门的名词叫“清穿”，总有人满脑子穿越到清朝、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白日梦。很多人提及清朝就想到“大清盛世”这样的字眼。那么，如果你真的活在该盛世，还有田有房，会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假设你是一个农夫，生活在自然条件堪称优越的江南水乡，没有碰到战乱，还遇到了好年景，算是命不错了吧。但两千年的皇粮国税不可免。而且，当你去交粮食赋税的时候，被要求用银子交。你无奈，把一车车粮食卖给了官府制定的粮商，换成了一堆铜钱，又要拿着铜钱到官府手中换银子。一般市面上两千钱换一两银子，可是本地知县规定四千钱换一两。你犹豫着，发着牢骚，本已准备忍了，可是一转眼，新任知县又规定八千钱换一两。你忍无可忍，带头上省衙告状，甚至到京师进行“京控”，告御状，惊动了皇上。大闹了这么一场，知县受到了处理，但你也要被戴上枷锁，流放远疆。因为你做了一次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刁民”，有违于天朝纲纪。
　　好吧，你做一个顺民，家里留着仅能活口、稍有盈余的粮食。食盐、酒、酱、醋、茶等都是官府控制下的专卖，你想日子稍稍过得有滋有味一点，就要耗费掉你一半的粮食收入，所存余粮仅能让一家老小糊口。可是，你还得跟宗族打交道，乡村的宗祠修葺供给你要出份子粮，为的是合族拜祭那些来历不明的祖先。你还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公共水利工程而受到基层胥吏的盘剥。这些都令你心中愤愤不平，但是每个月依照乡约你还得被唤到村头的“圣谕亭”，去洗耳恭听县里派出的秀才先生宣讲康熙的圣谕，如何安分守己做个良民，按照儒家教诲和氣地忍受一切。要命的是，要是摊派到你家，你还得为这些宣讲先生的薪酬埋单，保证他们吃好喝好，以便到下一个村子宣讲。因为他们的职务是深宫里的皇上钦赐的，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皇上圈定的。
　　你做了一辈子的良民，一生艰辛地活着，熬到了老，还是一介草民。皇朝是温暖的，对于老迈温顺的你，唯一的奖励，就是有资格被推荐出来，到县衙参加知县主持的一年一度的“乡贤宴”，吃一顿来自你的赋税的酒。宴席上，你有资格与乡绅们平起平坐，一起称颂圣上的英明与洪恩。
　　如果更不幸，突然有“长毛”或者“哥老”这类的“匪盗”作乱，那你还得为“乡练”出力出粮。那个时候，又是一个饿殍满地、尸横遍野的修罗场，生不如死了。
　　以上所有的故事，都是根据萧公权先生的《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书所演绎出来的。这部书以翔实到细如牛毛的资料，全面解剖了19世纪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乡村社会。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原研究员，萧公权先生在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怀着强烈的现代批判态度，对于清代之前的乡村中国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一种长期以讹传讹的误读，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依靠宗族力量过着乡村自治的生活。这其实只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的一厢情愿，或者是存在于《白鹿原》之类小说作品中的怀旧的文化想象。皇权试图对每一个阶层进行严密控制，是从秦制建后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做的事情。从萧公权先生在书中细致的陈述可知，明清两代统治者极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古老中国并没有太庞杂的社会阶层，只有皇权、官僚集团与广大农民三个层级。从明朝起，朱元璋就吸取了元政府对乡村管理的疏忽与失控，极度重视对农民的控制，空前强化了皇权一统。清袭明制。因为清朝离我们很近，有大量方志等资料存留，萧公权先生得以从民国“民权”思维出发，全面地复原了真实可怖的旧时代生活面貌。他那细致而又严谨的文笔，使得《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书成为研究乡村中国绕不过去的学术经典。这本书所呈现的，正是鲁迅先生所深刻批判的：皇权和宗族权在联手钳制着最为无辜的农民。事实上，那样的时代离我们并不算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