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的大火让胡兰成再度沾上了张爱玲的光，与之相比，另一位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沈从文，却颇受冷落，近日重读胡、沈二人著作，再度惊叹于两人才气之高，因是同时阅读，不免就在二者之间作了些比照。
　　这两个才子，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湘西，才华之下，风格和品格却大相径庭。譬如他们的回忆录，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副标题是“我的情感历程”，作者就用酣畅的文笔在他那些风流滥账上做文章；而沈从文则朴实得多，记录的都是自己的成长历程，着力点在于刻画家乡风情。胡兰成是情路历程的独白，沈从文是湘西风物的旁白。文笔上，胡兰成的古典文学底子很厚，行文近于半文半白，形容词更是用得出神入化。而沈从文的更近于白话文，朴素自然，也更典雅，调子与湘西大地的质朴气息恰好一致。胡兰成是浮世彩绘，沈从文是点绛山水。
　　姿态上，胡兰成是啁啾的黄鹂，沈从文是翱翔的青鸟。胡黄鹂与人世更为亲近，才情难以抑制，又不脱旧式才子炫耀才学之习癖，每有所得便诉诸笔墨，故选择了散文这种切近、随意、即时的文体；沈青鸟则视野高阔，俯瞰湘西大地，个性更加沉静幽深，喜将生活素材加工成完整的艺术机体，故以小说闻名于世。精神气质上，胡兰成自称“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一个荡子，把其人的浪荡、薄幸、悲凉都说尽了；沈从文则是游子，所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死后葬于凤凰的听涛山下沱江水边，而早他七年过世的胡兰成其时尸骨已经化在了日本。
　　作为当时的名人，这两人想必都是知道彼此的，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似无交往。沈从文长胡兰成四岁，1926年沈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时，胡兰成还正在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同年九月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这个乡野少年得到了渴慕已久的知识滋养。自学成才，在这一点上沈、胡二人倒是颇为相近，这在民国那一堆或有家学渊源或有留学背景的才子中间，显得颇为异类。
　　六年之后，胡兰成凭掌中之笔一跃而为汪伪政府宣传次长，自诩“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而此时的沈从文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在群星荟萃的联大颇受轻视，同事庄子研究专家刘文典称：陈寅恪是值四百元月薪的教授，他自己值四十块，朱自清值四块，而沈从文只值四毛。想来胡兰成的大名，穷教师沈从文不会不曾听过。
　　但沈从文未必因此就看得起胡兰成，人格上的唾弃自不待言，文风上的鄙夷恐怕更不可免。沈从文在1934年曾发表《论海派》一文，对“海派”中将“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做了辛辣的讽刺。胡兰成其时虽还远在广西教中学，但其后却与“海派”颇有渊源。沈文发表之后，激起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首先起来反驳的是上海文人苏汶（杜衡），而这个杜衡，正是胡兰成1938年任《南华日报》总主笔时的邻居。同时期的邻居里还有穆时英，胡任《南华日报》主笔时，穆是该报的编辑，穆进入汪伪政府由胡所推介。
　　我们可以看看沈从文对穆时英的评价，他说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和废名后期的作品，“若言邪僻，则二而一”。又提到废名，他是胡兰成很欣赏的人，胡曾将自己的学佛心得写成文章寄给时在北大的废名，可废名将他的文章彻底批驳了一番，例如胡兰成说到佛经的美在中国诗词中都能找到，废名则回曰“佛理宁是与西洋的科学还相近”，胡兰成当废名以为自己幼稚，也就断了结交之念。虽说废名无意与其交好，但胡兰成的散文与周作人、废名一脉的相投之处却早有人指出，我们来看看沈从文其时对废名的评价：“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沈从文认为“趣味”使得废名的作品“不端庄、不严肃”，这些评价对于胡兰成大抵也相宜。
　　所以，胡在沈眼中恐怕也只是个“玩票白相”的文人。当然，沈对“海派”的评价出自个人的美学理想，不可视为真理，文字上沈从文的清嘉典雅、胡兰成的艳乍浮华各有味道，难以比较。就人而论，胡兰成更像个“才子”，不仅有才，而且风流，相比之下，沈从文除了与丁玲的小绯闻和与张兆和的师生恋外，感情生活算是乏善可陈了。如果一定要给二者评个高下的话，《鹿鼎记》中有句话似乎就是为此量身定做的，陈圆圆夸韦小宝是“大才子”，说：“诗词文章做得好，不过是小才子。有见识、有担当，方是大才子。”孰大孰小，看官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