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压倒性的态势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巩固和发展。但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的力度不会减轻。”3月14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刘建超对《财经》记者表示。
　　刘建超称，监察法是监察领域的基本法，因缺乏一些具体规定，根据实践需要，中央纪委正在考虑制定监察法的实施细则。就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留置程序、律师可否介入、如何使用技术侦查等热点问题，他接受专访并披露了试点改革中的一些细节和经验。

监察委和公安机关共同对留置管理

　　《财经》：监察法草案规定，监察机关对四种情形可采取留置措施。在浙江的试点中，留置程序如何操作？

　　刘建超：监察法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授予监察委员会12项重要的调查措施。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授权试点履职，包括这12项调查措施。浙江省监察委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法律依据是《决定》，留置是12项调查手段中很重要的一项。
　　留置的使用主要有四种情形：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浙江在采取留置措施时，严格按照《决定》规定。监察法通过后，按照监察法的规定执行。
　　留置程序会经过严格的审批，审批是在监察委的相关调查人员掌握充足证据，并且判定有前面讲的几个情形之一后，提出一个工作意见。工作意见须经程序批准，审批之后，最终由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才能执行留置措施。
　　《财经》：浙江省监察委试点中留置的场所在哪里，谁来管理？
　　刘建超：留置执行的场所，从浙江实践看，一种是原来纪委办理党员违纪案件审查使用的“两规”场所，现在继续作为留置场所使用，管理主体是监察委的案件管理室，并借助各方力量。比如，省一级留置场所借助武警力量，市、县级留置场所借助公安力量。
　　监察委的设置是国家和省市县四级。县一级以下没有监察委，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县级以下需要采取留置措施的，可以放到市一级的留置场所留置。
　　第二种是把公安机关管理的看守所部分设施进行改造，开辟成留置专区。留置专区的管理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它的性质是留置性质，而不是司法强制措施的性质。由看守所改造的留置专区，实际上是公安管，但调查人员是监察委人员，监察委的案管室也参与管理。
　　因此，执行留置措施是两个方面的力量执行，主要是确保依法留置，同时利用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和执法能力。

内外机制防止体罚逼供

　　《财经》：留置是对“两规”的替代，将被调查人留置在特定场所，如何保障被留置人员的合法权利？
　　刘建超：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我们会告知被调查人在留置期间的相关权利，包括他有什么问题需要说明、有什么要求，都会跟他说清楚。
　　留置开始后，会将被调查人安置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区域，或者是一个专门的设施内。被留置期间，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会得到保障，一些特殊需要，比如定期服药、进行必要的简单医疗检查等，也基本得到保障。
　　《财经》：如何保障被调查人的人身安全，使其不遭受逼供、体罚等？
　　刘建超：浙江省监察委有明确内部规定，第一，调查组调查人员自身需要有监督，调查组组长依照规定严格执行留置期间的有关规定;第二，监察委内部有一个案件管理部门，要对留置期间进行监督，出现问题逐级报告，并对一些违规问题及时制止。这些是监察委内部的制约机制。同时，公安机关在留置场所24小时监控，既要有监察委的案件管理室监控，又要有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监控，一旦监控发现情况，双方都有制止和报告的权利，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24小时的录音录像监控全程留痕。这比原来检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案件要求得还高。录音录像可以成为法庭证据，如果被调查人员称遭到虐待等，可以调阅录像查看。因此，浙江省监察委对留置的管理不是监察委一家负责，而是由公安机关和监察委共同负责，严格遵照法律、纪律要求，内部还制定严格的监管要求，形成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
　　《财经》：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期间，对留置期间律师能否介入的问题，引起讨论。一些学者认为，留置是对人身自由的严格限制，相当于羁押，应允许被调查人在被留置后由律师介入，这对提高办案质量和防止冤假错案有重要意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建超：这里有几个方面我想强调一下：第一，监察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监察委行使职责的法律依据是通过后的监察法，目前试点依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因此，监察机关的法律依据不是《刑事诉讼法》。
　　第二，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调查工作相对特殊。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行贿受贿，很难拿到物理证据，多数是言词证据。在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取证中，最大的挑战是串供、隐藏证据，甚至销毁证据，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要排除这样的、可能的干扰。如果被调查人形成攻守同盟甚至串供，再突破很难，这是监察委办案的重要现实需要。实际上，我们遇到不少串供的，有的已经串供，进去还说自己没问题，狡猾的狐狸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总有漏洞。如果串供很精细，突破难度会很大，达不到反腐败的效果，该被惩治的得不到惩治。
　　另外，职务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到一些機密、秘密，律师也不宜介入。不是我们怕监督，我很自信地说，被调查人的权利有保障。我们有一系列举措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被调查人的权利必须保障，但也要保障调查正常进行。
　　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律师完全可以介入，在司法阶段被调查人能享受到他所希望的司法援助。

反腐力度不减，有一件查一件

　　《财经》：监察机关不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权限，那么在使用的流程上，浙江是怎么规定的，如何与公安机关衔接？
　　刘建超：对被调查人员使用技术侦查，要经过严格审批，这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也涉及到被调查人相应级别的管理。技术侦查使用非常慎重，非常谨慎，特殊情况、特殊阶段才可以使用。经过我们批准后，才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执行。从我们内部掌握看，厅级以上干部也就是省管干部，我们还没有权力对其进行技术侦查，需要上一级纪委批准。
　　《财经》：从浙江省监察委的试点改革看，有哪些成效？
　　刘建超：反腐效率很高。根据我拿到的3月11日的最新数据，试点以来，浙江全省各级监察委共对292人采取留置措施，其中已办结的案件中，被留置的主要监察对象也就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100%被移送审查起诉。但即便涉及职务犯罪，也不一定采取留置措施。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是172人。
　　自从浙江省监察委成立以来，省一级监察委调查厅级干部共28件，涉及29人，其中8人涉及职务犯罪，同比增长60%，与职务犯罪相比，违纪的更多。
　　浙江各级监察委处理各类问题线索43807件，同比增长84.4%。监察委成立后，在人员转隶、机构和人员融合的情况下，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反腐败的力度并没有弱化。现在移送起诉的案件，平均留置时间42.5天，比改革之前纪委“两规”和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平均缩短64.4%。改革之前，纪法分开，涉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先纪律审查，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侦查。监察委不仅查违纪，也调查涉嫌职务犯罪问题，更加权威高效。监察体制改革，给追逃追赃也带来变化。监察体制改革后，浙江省纪委、省监察委专门组建追逃追赃部门。首先，随着防逃工作有效开展，没有新增的外逃人员。其次，目前全省共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9名，其中包括2名“百名红通人员”。
　　《财经》：下一步，反腐败是否会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刘建超：党中央作出这样一个重要判断，即反腐败压倒性的态势已经形成，并正在巩固和发展。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所以腐败案件、违反八项规定的情况还时常发生，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这些工作都是不停步、不歇脚，持之以恒地发展下去。从长远看，我們朝着反腐败形成压倒性胜利的方向发展，今后案件的数量会逐渐往下走，但这并不是降低标准，还是有一件查一件，力度并没有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