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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的海洋里，有一片闪光的浪花，一直激励着我，推动着我，使我在曲艺的创作航线上不断向前。这就是最早的全国曲协主席，《曲艺》杂志社主编，著名的说唱文学家赵树理同志，1964年初对我的一番教诲。
1963年冬天，我作为曲艺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到北京参加全国曲艺创作座谈会。当时，我是江苏省常熟县评弹团的编剧，在几位评弹演员的帮助下，写了《梅岭姑娘》《探女》《一只生蛋鸡》等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弹词，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重视。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赵树理同志，听了他的艺术报告。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手拎烟荷包，口衔旱烟管，烟丝吱吱作响，边吸边讲边唱，一口气连续背出了几十句唱词。虽然他操着比较浓重的山西口音，有时我还不能全懂，但听得津津有味。唱词中通俗形象的文句和盎然风趣的包袱，令人激赏，心里十分钦佩，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读过他的《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小二黑结婚》《登记》《孟祥英翻身》《福贵》等名作。他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白描手法，丰富的群众语言，能读能唱的板话形式，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的典范，曾使我痴情眷眷，缱绻不已。我当时就想，学走路的孩子要有人搀扶，学创作的青年要有人指导，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和教诲，那该多好啊！
不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创作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1964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写的几个弹词作品，应中国文联和曲协的邀请参加晋京汇报交流。在演出结束即将离京之际，文联和曲协的领导同志热情地为我们饯行。赵树理同志，阿英同志，张克夫同志都来了。赵树理同志看到我，伸手把我拉到他的身边，与我并肩坐下。他霜雪凝华发，眉宇藏睿智，毫无架子，亲切自然的神态使我不再拘谨。他不断提问，问我几岁了，从事曲艺创作几年，在农村里转了多少时日，写作有什么甘苦，我一一作答。继而，他拍拍我的肩膀：“年纪轻轻，道路漫长，好好干，大有作为呀！”
我恭敬地接着说：“我还是初搞曲艺创作，请您老多多指点。”
他颔颔首，眉梢眼角间扬起一片笑意，谦逊地说：“不能说指点，就是给你提三个建议：第一，要正确反映农村生活，必须寻找一个生活据点，和那里的乡亲们常来常往，只有熟悉了他们，才能让他们的生动形象跑到你的作品里来。第二，要多思，动笔。多思就是要多学多看多想，写作要动，刀不磨就要钝。第三，向演员们学习，掌握曲艺创作的规律。”
我听了他的谆谆嘱咐，心头充满了温暖，连连表示一定要照他的话去做。
席间，他还给我们哼了一段上党梆子，口里拉过门，用两只手指当鼓筒，惟妙惟肖，餐厅里顿时掌声四起。窗外纵然春寒料峭，餐厅里却暖气融融。
饯行中途，我们有三位演员要去北京电视台演出《探女》，我也要去协助他们打幻灯字幕，只能遗憾地提早退席。我起身向赵树理同志告别，他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回去以后写了作品就拿来，倘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谈。”
金言句句入心田。离京以后，我根据赵树理同志的建议，深入江南水乡农村生活和劳动了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的送瘟神消灭吸血虫的战斗，又参加了农村推广水稻专家陈水康经验的科学实践活动，写了中篇弹词《绿水湾》和短篇弹词《小闹钟与气象台》《水乡歌声》《三黄事件》等。正当我一步一步按照赵树理同志的指导进行创作实践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席卷而来。我被诬为“文艺黑线的干将”关进了“牛棚”，不久，又被赶出了文艺界，下放农村。在农村里，我初心不死，想起了赵树理同志的教诲，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结交了很多知心朋友，对农民及其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积累。
“倘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谈”，赵树理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1970年，赵树理同志受到“四人帮”迫害，回到山西，不幸逝世。这是曲艺界的一大损失，使我十分悲痛和怀念。
粉碎“四人帮”后，我又回到评弹界，调到苏州地区文化局。地市合并后，先后在苏州市评弹团、文化局、文联等单位担任编剧并从事行政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评弹创作。往事不可复，来者犹可追，虽然再没有求教赵树理同志的机会了，我还是按照他的三条建议，坚持曲艺创作。1982年1月，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文艺晚会上，我创作的开篇《百机闹春》，由邢晏芝、邢晏春演唱，评弹上了春晚；1999年，我创作的弹词开篇《姑苏水巷》，由盛小云演唱获得了中央文化部文化新节目奖，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曲艺邀请赛上，我创作的《雨中平江路》评弹表演唱获得了金奖；短篇弹词《请你吃糖》获得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一等奖；两只少儿评弹表演唱《美丽的小公鸡》《快活的小小马》分别获得全国少儿曲艺比赛蒲公英金奖和电视邀请赛一等奖。还编写和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书王和乾隆》，出版了反映评弹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琴州三姐妹》。《曲艺》杂志一直对我关心和支持，先后刊用了我的评弹作品五十多篇。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已进入古稀之年。
在苏州市文联的领导岗位退休以后，我还是坚持评弹创作，每当深入生活和写作之间，总是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总是想起了中国曲协的那次饯行。一辈子经历过多少觥籌交错的聚会，唯有那次没有结尾的晚餐，也是一次永远的晚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金言句句入心田。我一定按照赵树理同志的那一席亲切的教导，在曲艺创作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1963年冬天，我作为曲艺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到北京参加全国曲艺创作座谈会。当时，我是江苏省常熟县评弹团的编剧，在几位评弹演员的帮助下，写了《梅岭姑娘》《探女》《一只生蛋鸡》等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弹词，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重视。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赵树理同志，听了他的艺术报告。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手拎烟荷包，口衔旱烟管，烟丝吱吱作响，边吸边讲边唱，一口气连续背出了几十句唱词。虽然他操着比较浓重的山西口音，有时我还不能全懂，但听得津津有味。唱词中通俗形象的文句和盎然风趣的包袱，令人激赏，心里十分钦佩，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读过他的《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小二黑结婚》《登记》《孟祥英翻身》《福贵》等名作。他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白描手法，丰富的群众语言，能读能唱的板话形式，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的典范，曾使我痴情眷眷，缱绻不已。我当时就想，学走路的孩子要有人搀扶，学创作的青年要有人指导，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和教诲，那该多好啊！
不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创作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1964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写的几个弹词作品，应中国文联和曲协的邀请参加晋京汇报交流。在演出结束即将离京之际，文联和曲协的领导同志热情地为我们饯行。赵树理同志，阿英同志，张克夫同志都来了。赵树理同志看到我，伸手把我拉到他的身边，与我并肩坐下。他霜雪凝华发，眉宇藏睿智，毫无架子，亲切自然的神态使我不再拘谨。他不断提问，问我几岁了，从事曲艺创作几年，在农村里转了多少时日，写作有什么甘苦，我一一作答。继而，他拍拍我的肩膀：“年纪轻轻，道路漫长，好好干，大有作为呀！”
我恭敬地接着说：“我还是初搞曲艺创作，请您老多多指点。”
他颔颔首，眉梢眼角间扬起一片笑意，谦逊地说：“不能说指点，就是给你提三个建议：第一，要正确反映农村生活，必须寻找一个生活据点，和那里的乡亲们常来常往，只有熟悉了他们，才能让他们的生动形象跑到你的作品里来。第二，要多思，动笔。多思就是要多学多看多想，写作要动，刀不磨就要钝。第三，向演员们学习，掌握曲艺创作的规律。”
我听了他的谆谆嘱咐，心头充满了温暖，连连表示一定要照他的话去做。
席间，他还给我们哼了一段上党梆子，口里拉过门，用两只手指当鼓筒，惟妙惟肖，餐厅里顿时掌声四起。窗外纵然春寒料峭，餐厅里却暖气融融。
饯行中途，我们有三位演员要去北京电视台演出《探女》，我也要去协助他们打幻灯字幕，只能遗憾地提早退席。我起身向赵树理同志告别，他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回去以后写了作品就拿来，倘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谈。”
金言句句入心田。离京以后，我根据赵树理同志的建议，深入江南水乡农村生活和劳动了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的送瘟神消灭吸血虫的战斗，又参加了农村推广水稻专家陈水康经验的科学实践活动，写了中篇弹词《绿水湾》和短篇弹词《小闹钟与气象台》《水乡歌声》《三黄事件》等。正当我一步一步按照赵树理同志的指导进行创作实践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席卷而来。我被诬为“文艺黑线的干将”关进了“牛棚”，不久，又被赶出了文艺界，下放农村。在农村里，我初心不死，想起了赵树理同志的教诲，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结交了很多知心朋友，对农民及其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积累。
“倘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谈”，赵树理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1970年，赵树理同志受到“四人帮”迫害，回到山西，不幸逝世。这是曲艺界的一大损失，使我十分悲痛和怀念。
粉碎“四人帮”后，我又回到评弹界，调到苏州地区文化局。地市合并后，先后在苏州市评弹团、文化局、文联等单位担任编剧并从事行政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评弹创作。往事不可复，来者犹可追，虽然再没有求教赵树理同志的机会了，我还是按照他的三条建议，坚持曲艺创作。1982年1月，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文艺晚会上，我创作的开篇《百机闹春》，由邢晏芝、邢晏春演唱，评弹上了春晚；1999年，我创作的弹词开篇《姑苏水巷》，由盛小云演唱获得了中央文化部文化新节目奖，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曲艺邀请赛上，我创作的《雨中平江路》评弹表演唱获得了金奖；短篇弹词《请你吃糖》获得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一等奖；两只少儿评弹表演唱《美丽的小公鸡》《快活的小小马》分别获得全国少儿曲艺比赛蒲公英金奖和电视邀请赛一等奖。还编写和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书王和乾隆》，出版了反映评弹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琴州三姐妹》。《曲艺》杂志一直对我关心和支持，先后刊用了我的评弹作品五十多篇。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已进入古稀之年。
在苏州市文联的领导岗位退休以后，我还是坚持评弹创作，每当深入生活和写作之间，总是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总是想起了中国曲协的那次饯行。一辈子经历过多少觥籌交错的聚会，唯有那次没有结尾的晚餐，也是一次永远的晚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金言句句入心田。我一定按照赵树理同志的那一席亲切的教导，在曲艺创作的道路上，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