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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不捐是因为不敢
自马光远
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之行引发的种种争议令人始料不及。在他们二人来中国之前，他们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为了普泽其善意，他们准备到中国来，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然而，却在中国富豪中引发了诸多的猜测不安和焦虑。
对于盖茨和巴菲特中国之行的目的，富豪们的解读显然不同，由于担心盖茨和巴菲特的晚宴恐怕不仅仅只是晚宴，而很有可能是一场“劝捐”的鸿门宴，一些受邀的富豪或者婉拒了邀请，或者以沉默来应对。而刚刚成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则明确拒绝了富豪的善意。唯有陈光标高调应对。同时他也表示，他将劝盖茨和巴菲特为中国慈善事业捐款。
然而，陈光标只有一个，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他的行为显得多少有些另类和鹤立鸡群。显然，中国的富豪们面对慈善的时候，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他们除了对官方发起的大规模的捐助比较踊跃之外，对于慈善，他们大多的选项是只做不说或者少做少说。而且，这样的态度，在富豪们中间越来越成为主流。
有财富，但不捐献，恐怕不能用是否有爱心来解释。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富豪面对慈善，更多的是“不敢”，他们对慈善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富豪们大多数选择低调行事，不愿露富，唯恐树大招风。很显然，这和中国富豪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诸多的原罪有极大的关系。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著名学者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的争论，按照王小鲁的测算，规模应该在5万多亿，而这5万多亿的灰色收入，主要指的就是官员的隐形收入和富豪们隐瞒的财富。必须承认，由于转型期的制度残缺，一些富豪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义之财，这使得很多富豪在选择慈善时，“赎罪”的不安远远多于善举带来的快感。
但并非所有的富豪都有原罪。导致今天中国慈善面临困境，还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宽容慈善、鼓励慈善和善待慈善的文化和理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以新华都的陈发树为例，当其宣布捐出其全部股权成立中国最大的慈善基金时，大多数的舆论都对陈的行为给予质疑。质疑其逃税论有之：质疑其套现论有之，质疑其想通过慈善来发财的亦有之。且不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单就舆论的导向，就让人感到非常的寒心。退一万步，做善事总是没有错的，但即使是基于这个底线，我们的社会也没有选择接受和宽容。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的确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善待慈善行为，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慈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中国显然还没有为慈善做好准备，富豪，普通人乃至制度，都没有未雨绸缪地为中国进入慈善社会做一些什么。制度的障碍和门槛，阻止了更多人的爱心，成立一个私人的慈善基金，甚至需要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干部批准，鼓励慈善事业的税收和法治体系依然残缺；国人面对慈善的心理依旧复杂。的确，我们为慈善构筑了太高的心理、制度和认同的门槛。
“一个人带着财富死去是可耻的，”但当一个社会逼着一个人可耻地死去的时候，这个社会则更可耻。
相对于欧美等国，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完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如制度的完善，慈善机构的扩容和规范，慈善人才的培养等，但首要的，就是要营造一个善待慈善的文化，让人不再带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去做慈善，而是将慈善作为快乐和幸福的选择。
(马光远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
慈善困局 李连杰们的难题
自南方人物周刊
9月12日，做客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的李连杰首次坦言，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因为壹基金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在合作中带来很多问题。
在此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李连杰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负面的情绪，他总是很亢奋地不停鞠躬、双手合十，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让大家每个月捐出一元钱。
这一次。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体制进行了批评，但又不点名，甚至还略带一点为对方考虑的色彩。
这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发言，话说满了，事情就没法再做了；不说，事情做得就过分艰难。个中微妙，就是一个走钢丝的过程。
接触过中国NGO组织的人都知道，相关法制和配套措施的不完备，导致中国NGO事业无法顺畅进行。
最简单的 个例子 民间人士很难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募的基金会，一定要挂靠在政府或者某些特定社团之下。在目前国情之下，民间人士从大众募集来的钱，必须要经过一个超级强势的“婆婆”才能使用。连第一步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在钱的具体使用上。
李连杰的壹基金也一样需要挂靠，即便找了德勤做审计，找了马云、柳传志、马化腾、王石等人做理事，都无法避开这套体制的束缚。汶川地震时，工作人员很大精力都花在流程的各种接洽当中。
李连杰的争议在于壹基金走了一条迥异于国内草根执行型NGO的道路。壹基金的重点不在于具体执行，而在于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创建一个平台，把钱交给最需要也是执行能力最高的机构。他们也做一些重点项目的执行，但并不是主要着力点。
这种类似风险投资机构的做法让很多人不满，但以李连杰的能力而言，募集到更多的善款，似乎比亲自去灾区做志愿者更能体现他的价值。
究竟该如何看待李连杰，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多时候他需要和各种名流打交道，替一些企业家站台，但这也是他的工作需要在这些舞台上，他能筹到更多的资源，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功夫巨星的影响力。
至于个人生活，只要他不把募集来的善款用在个人花费上，就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去指责他。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NGO组织的领导者收入并不低，完全可以和市场上企业的高级管理者比较。而且，单凭理想和热情去干的事业，很难持久。各种组织都有自身运行的规律，一旦违背规律，必无法延续。
NGO也是一样。
壹基金与李连杰们的慈善困境
自武汉广电网
2007年，功夫皇帝李连杰正式创立了壹基金，从此以后“说服人捐款”就成为他的主要事业。壹基金也迅速成为中国最为知名的“慈善基金”之一。出人意料的是，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却透露，该慈善计划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普遍困境：政策允许民间办公募基金，只是合法“身份”很难取得
按照相关的条例，如果你能走完以下流程，就可以办个民间公募基金会：首先要准备好原始基金(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800万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400万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200万人民币)；然后寻找同意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向业务主管单位申请设立。向登记管理机关(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为民政部，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为地方民政部门)进行申请并接受审查。最后，登记管理机关出具准予设立的批文并抄送业务主 管单位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布公告。
无疑，李连杰和许多的有志于创办慈善的团体或人士一样，都遭遇了相似的难题1，要求的启动资金数额很大；2，找不到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
最后结果：官方团体垄断慈善，“壹基金们”只配做专项计划
打开红基会的官网，挂靠在它名下的“专属基金计划”一共有40个之多。而这些“计划”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功能又等同于“公募基金”，只是他们募集来的钱都应该由红基会来统一管理。想要取得一个看似“合法”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接受官方机构的领导，对募集而来的钱也就丧失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支配权。
“黑”户做的“白”事，颠覆了中国基金会现状
颠覆一：公布由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详尽财务报告
“壹基金计划”一开始就请来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做审计，而“上海壹基金”则是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壹基金每个季度都会公开一份财务报告在自己的官网上，到年底还会公布全年的财务报告，细化到每一个项目都用了多少钱，相对要详尽专业很多。
颠覆二：勇于面对普通民众的质疑并快速给出解释
2009年11月23日，有位天涯网友发帖质疑壹基金开会和建网站上的大笔花销。两天之后，壹基金就在官网对质疑进行了详尽的回应。壹基金回应得这么爽快和细致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很多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却做不到，面对质疑，他们要不就装作听不见，要不就找个理由出来随便搪塞。
颠覆三：向NGO(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专业的团体做专业的事
事实上，与各种庞大的公募基金会动辄数十亿的救灾投入相比，壹基金在救灾上的成就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2008年开始进行的典范工程评选，才是这个基金会最大价值所在。典范工程的评选遵从“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由研究者会计师，律师、媒体人等各方组成专业的评委会，每年遴选10家本土公益组织，各给予100万资助。尽管现在每年壹基金还只能去资助10家NGO，但是这种模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黑户”转“白”的困境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几乎目前所有的评论都把壹基金的困境归咎于中国慈善基金会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也就是在我们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但是，却忽视了经过了三年之后，壹基金如日中天，几乎是中国最为有名的民间慈善基金会。800万元的注册门槛早已达标。正因为壹基金已经很有影响力，假若开了这个先河，成功“领证” 那么其它的基金会会不会纷纷效仿，这个“身份证”给还是不给，如果给了的话，那么中国的慈善基金会也许不会再是今天的官方主导的模式，慈善不再被几家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垄断。对于民间慈善基金会的行为，又应该如何给予有效的界定和管理 这些都是问题。
壹基金的危机凸显中国式慈善困境
自《新京报》
壹基金的困境，也是中国式慈善的困局。一直以来，民间慈善组织都必须找到官方背景的挂靠单位才能注册，比如说壹基金，就必须附身中国红十字会才能存在，并且没有独立账号。
如果说正在进行中的人口普查为超生的“黑孩子”提供了有条件正名的机会，现有的体制也应给壹基金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相应的名分，当今的中国慈善，已绝非计划经济时代所能比。当年的慈善完全姓“公”，但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令慈善体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民间属性，更让人们逐渐认识到慈善的中国式瓶颈——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和运行，都无法脱离政府部门独立进行。
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民间慈善是主力军 各种慈善组织遍地开花，相比之下，我国的慈善组织几乎都有官方色彩，民间慈善组织难以发育。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甘肃舟曲等几次自然灾害中的慈善活动告诉我们，官方慈善组织已经无法完全胜任整个社会的慈善活动。四川红十字会曾经这样形容他们的工作——17名工作人员，20亿善款，10多万张银行单据，每天上千吨的救灾物资要处理……
官方慈善组织工作超负荷且经常遭遇透明度质疑，民间慈善组织蓄势待发且透明度高，却难以获得法定身份……这样强烈的反差，因为壹基金的困境愈加凸显，它能够成为中国民间慈善正名的契机吗?
政策的负面效果正在日益凸显
自邓国胜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擦边球”。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是挂在红十字会下的一个专项计划，以李连杰个人名字命名，应该和企业基金没有区别，只能接受特定群体的捐赠。挂在具有公募资格的资金下面，并不意味着就具有了公募的资格，这是一种无奈，也可以从好的方面理解为“创新”，其实是在现有制度下的无奈的选择。这件事反映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在我国公募基金会都是官方垄断的，民间想要成立公募基金会很难。这里有历史问题。当时主要考虑民政部门没有专业能力管理好千差万别的社会组织。因此，国家采取了双重管理体制，即成立一个社会组织，首先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然后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一体制在当时情况下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负面效果正在日益凸显。
(邓胜国为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民间慈善组织需完善保障制度
自《经济日报》
专家认为，公募与非公募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于公募基金会的去行政化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三年约定即将到期，结束挂靠关系的壹基金折射出的是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尴尬地位，即合法身份难以确立。
中国自古就不缺乏慈善行为，倾囊相助者备受尊敬。在近年来的地震，水灾等灾害中，中华民族“助人为乐，解囊相助”的美德得到彰显，其中民间慈善组织的表现对中国慈善事业是有力的补充。
相关学者认为，随着影响力的提升，民间慈善一改配角地位，将逐步承担主要任务，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但需要完善制度保障。
开展慈善事业无论采取实物捐助还是金钱捐助形式，都涉及到资金的募集，募集主体等。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基金会分两种，公募和非公募。公募基金会有权向公众募捐，而非公募基金会无权向公众募捐。中国至今只有极少几例民办公募基金会，其余多为半官方性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同时指出现有的公募与非公募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于公募基金会的去行政化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制度化框架下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李本公对我国公益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预想。他说：“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难以取得快速发展，但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则拔苗助长。”
要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李本公认为，政府仍需强化相应工作：首先，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为慈善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其次，政府应该建立监督管理制度，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公开透明 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发展环境，保证 慈善组织的规范运作。再有，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职能转移力度，把应由公益慈善组织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和涉及民生的服务性工作，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公益慈善组织去做。
“巴比”慈善晚餐为何成了“鸿门宴”
自叶檀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向全球富豪“化缘”，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夫妇成为慈善的代表，但他们的代表身份遭到挑战。
“巴比慈善”的背后支撑力量到底是什么?欧洲的一些企业家认为，正是美国的投资时代与税收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巴比慈善是美国富裕阶层挽回信用的尝试，将正常的税收用作慈善，结论是，巴比慈善并不值得夸耀。
相比而言，一些中国的企业家更加直接，少数人拒绝了出席晚宴的邀请，许多受邀者致电询问是否需要在晚餐上做出捐赠承诺，如果答案为“是的”，拒绝出席的企业家人数将上升。
一些企业家把巴比晚餐视作“鸿门宴”，这是一个反讽。中国投资界人士、企业家愿意支付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参加巴菲特午餐拍卖，却不愿意参加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夫妇的免费晚餐。他们出钱购得巴菲特的午餐权，并不是为了支持巴菲特的慈善事业，而是希望从巴菲特口中套取赚钱秘笈。至于慈善晚餐，实在是太尴尬了，如果大笔捐赠，就有显富，露富嫌疑；如果不捐赠，会颜面扫地，找个理由不参加是上上之选。
许多中国企业家仍然身处丛林社会，典型的特征是，遭遇的外界环境并不友好，原罪与仇富让他们时时处于警惕之中，生怕不小心显示出富裕本色。丛林社会中人的动物性更强，心怀慈善，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与他们无缘，他们满足于本人与子女的物质享受，在对资源的浪费中突显自己的王者尊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企业多数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所有的资金都用于钱生钱，他们心仪的人物是高老头，而不是巴菲特，或者说是财富积累期的巴菲特与盖茨。他们满足于物欲享受，却不愿意获得精神的飞升。
中国式慈善距美国“日落条款”有多远
自冯海宁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是“日落条款”，规定捐赠人应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他们或者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
据《财富》杂志估算，如果“日落条款”成功实施，那么将募得近6000亿美元，这将大大改变美国的慈善事业，成为一股强劲的慈善风暴，席卷全球。显然，慈善领袖的这一倡议，将推动美国式慈善再上一个台阶。但这股慈善风暴何时在中国大地掀起波澜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落条款”虽然是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的个人倡议，但却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富豪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还不够，还要倡议一个国家的所有富豪捐出一半财产，而且还规定了最后的捐赠期限。无疑，这个“日落条款”不但能为美国慈善事业筹集足够多的善款，还能推动更多人加人慈善行列。
尽管美国富豪们对“日落条款”反应不一，“日落条款”也仅仅是个倡议而已，无法强制全美富豪来签这个条款，但还是折射出美国慈善文化的进步，以及美国慈善领袖的公民意识。反观我们的慈善事业，距离美国慈善文化和美国慈善领袖的公民意识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都是财富领袖，中国同样有自己的财富领袖——财富榜上的英雄，美国有慈善领袖，中国同样也有慈善领袖——慈善榜上的英雄。但美国的财富领袖与慈善领袖往往是划等号的，而我们却不是这样，而且，美国慈善领袖有影响力号召力，而我们的慈善领袖不仅缺乏影响力，而且还缺乏号召富豪集体行动的勇气。
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敢于倡议全美富豪捐一半家产，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慈善领袖，率先做出了榜样：比尔盖茨曾宣布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出来做慈善事业：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就宣布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所持有的财富，约合375亿美元。反现我们的富豪，仅有曹德旺敢于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12.76 1.75％]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
显而易见，无论是中美两国的财富领袖还是慈善领袖，其慈善意识有较大差距，要缩小这种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缺少真正的慈善领袖，对我们的整个慈善事业都有一定影响。在我看来，中国出一个比尔盖茨式的财富领袖很有可能，但要出现一个比尔盖茨式的慈善领袖却很难。
当然，中美两国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差距，不能完全把板子打在中国富豪们的屁股上。诚然，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中国慈善事业起步晚，发展慢也有自己的原因。但我以为，无论是哪个国家要发展慈善事业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来支撑，即慈善事业发展离不开有利的法律环境。
法治，体制与机制的三位一体，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保障，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我国为慈善事业发展所创造的法律环境很不理想，就一部《慈善法》而言，舆论呼吁很久很久了，遗憾的是，至今依然还处于起草阶段。
在我看来，可推动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日落条款”，是在美国慈善文化，慈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我们的慈善文化虽有历史渊源，但现代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形成，更谈不上普及，我们的慈善制度还处在残缺，落后的地步，要赶上美国的慈善制度还需要很大的立法决心，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
(冯海宁为《地产SHOW》副主编)
民间慈善事业的出路何在?
自叶林
目前，在我国登记的民间慈善组织仅有1000余家，存在着数量少和规模小的特点，在管理和财务等方面也不规范。我国民间慈善组织是在这几年才开始发展的，普遍缺乏经验。汶川和玉树发生地震以后，境内外民问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引起人们对民间慈善组织的更多关注。
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最主要制度瓶颈是，民间慈善组织必须挂靠在某个官办机构名下，否则，政府主管机关不批准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采用挂靠办法，无疑有利于政府机关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却必然限制其活动，进而约束它的发展。由于采取了挂靠办法，所谓的民间慈善组织，事实上带有官办色彩，在极端意义上，很难说我国存在典型的民间慈善组织。
首先，在理论上，民间慈善组织是国外通常所说的“非政府组织”或NGO的形式之一。我国相关部委内部虽设有专门管理类似组织的职能部门，但是，“非政府组织”或“NGO”的叫法在我国依然显得有些敏感。1 998年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就回避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而是称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次，由于民间慈善事业在初期发展较慢，我国大多数慈善事业都是由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机构承担。如果说慈善事业也是一种社会服务的话，在客观上，这些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垄断或控制了我国最主要的慈善事业，也容易成为发展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阻力。
“壹基金”采取的是“每人每月一元钱”的劝募策略，它非常适合民间的小额捐献，相信并不富裕的人们也捐了不少款项。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陈光标作为富翁之列的企业家却声明“裸捐”，这说明制度缺失不是不行善的主要原因，制度缺失或许只是某些人不愿行善的借口而已。
我们对于国外富翁从事慈善活动也有误解。有人认为 西方人在宗教观念以及对待儿女成长上的态度有别于国人，他们更愿意从事慈善。不可否认，宗教和观念对于从事慈善的影响力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在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上，多数国家奉行自愿原则，努力降低开展民间慈善事业的门槛；同时，还专门制定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适合于人们的慈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每笔善款既是社会成员的自愿捐出，也是国家让出了部分税收利益，进而促成了民众和国家共同发展慈善事业的格局。做慈善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既维护了私心和私利，又促进了慈善和公益，私心和慈善，私利与公益之间和平共处、并行不悻。
现在应当重点解决好四个核心问题一是民间慈善组织应当贯彻非政治化原则，在此前提下，立法者和政府应降低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起门槛，承认民间慈善组织的法人地位，二是应当贯彻全社会办慈善的原则，不应由个别机构垄断慈善事业，国家应制定必要的税收减免政策，使得每笔善款都能够体现政府和民众的善意，三是应当鼓励私募基金，规范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容易引发公众对慈善基金使用的监督问题，也必然给新生的民间慈善组织带来社会压力，处理不好，难免招致社会公愤，在效果上或许适得其反。四是按照专业化原则办理慈善事务，反映捐款人的意旨，不应将民间慈善基金当作个人的提款机。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有关部门已开始修改前面所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但愿此举能够困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上述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
自马光远
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之行引发的种种争议令人始料不及。在他们二人来中国之前，他们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为了普泽其善意，他们准备到中国来，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然而，却在中国富豪中引发了诸多的猜测不安和焦虑。
对于盖茨和巴菲特中国之行的目的，富豪们的解读显然不同，由于担心盖茨和巴菲特的晚宴恐怕不仅仅只是晚宴，而很有可能是一场“劝捐”的鸿门宴，一些受邀的富豪或者婉拒了邀请，或者以沉默来应对。而刚刚成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则明确拒绝了富豪的善意。唯有陈光标高调应对。同时他也表示，他将劝盖茨和巴菲特为中国慈善事业捐款。
然而，陈光标只有一个，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他的行为显得多少有些另类和鹤立鸡群。显然，中国的富豪们面对慈善的时候，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他们除了对官方发起的大规模的捐助比较踊跃之外，对于慈善，他们大多的选项是只做不说或者少做少说。而且，这样的态度，在富豪们中间越来越成为主流。
有财富，但不捐献，恐怕不能用是否有爱心来解释。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富豪面对慈善，更多的是“不敢”，他们对慈善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富豪们大多数选择低调行事，不愿露富，唯恐树大招风。很显然，这和中国富豪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诸多的原罪有极大的关系。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著名学者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的争论，按照王小鲁的测算，规模应该在5万多亿，而这5万多亿的灰色收入，主要指的就是官员的隐形收入和富豪们隐瞒的财富。必须承认，由于转型期的制度残缺，一些富豪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义之财，这使得很多富豪在选择慈善时，“赎罪”的不安远远多于善举带来的快感。
但并非所有的富豪都有原罪。导致今天中国慈善面临困境，还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宽容慈善、鼓励慈善和善待慈善的文化和理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以新华都的陈发树为例，当其宣布捐出其全部股权成立中国最大的慈善基金时，大多数的舆论都对陈的行为给予质疑。质疑其逃税论有之：质疑其套现论有之，质疑其想通过慈善来发财的亦有之。且不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单就舆论的导向，就让人感到非常的寒心。退一万步，做善事总是没有错的，但即使是基于这个底线，我们的社会也没有选择接受和宽容。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的确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善待慈善行为，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慈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中国显然还没有为慈善做好准备，富豪，普通人乃至制度，都没有未雨绸缪地为中国进入慈善社会做一些什么。制度的障碍和门槛，阻止了更多人的爱心，成立一个私人的慈善基金，甚至需要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干部批准，鼓励慈善事业的税收和法治体系依然残缺；国人面对慈善的心理依旧复杂。的确，我们为慈善构筑了太高的心理、制度和认同的门槛。
“一个人带着财富死去是可耻的，”但当一个社会逼着一个人可耻地死去的时候，这个社会则更可耻。
相对于欧美等国，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完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如制度的完善，慈善机构的扩容和规范，慈善人才的培养等，但首要的，就是要营造一个善待慈善的文化，让人不再带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去做慈善，而是将慈善作为快乐和幸福的选择。
(马光远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
慈善困局 李连杰们的难题
自南方人物周刊
9月12日，做客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的李连杰首次坦言，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因为壹基金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在合作中带来很多问题。
在此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李连杰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负面的情绪，他总是很亢奋地不停鞠躬、双手合十，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让大家每个月捐出一元钱。
这一次。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体制进行了批评，但又不点名，甚至还略带一点为对方考虑的色彩。
这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发言，话说满了，事情就没法再做了；不说，事情做得就过分艰难。个中微妙，就是一个走钢丝的过程。
接触过中国NGO组织的人都知道，相关法制和配套措施的不完备，导致中国NGO事业无法顺畅进行。
最简单的 个例子 民间人士很难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募的基金会，一定要挂靠在政府或者某些特定社团之下。在目前国情之下，民间人士从大众募集来的钱，必须要经过一个超级强势的“婆婆”才能使用。连第一步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在钱的具体使用上。
李连杰的壹基金也一样需要挂靠，即便找了德勤做审计，找了马云、柳传志、马化腾、王石等人做理事，都无法避开这套体制的束缚。汶川地震时，工作人员很大精力都花在流程的各种接洽当中。
李连杰的争议在于壹基金走了一条迥异于国内草根执行型NGO的道路。壹基金的重点不在于具体执行，而在于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创建一个平台，把钱交给最需要也是执行能力最高的机构。他们也做一些重点项目的执行，但并不是主要着力点。
这种类似风险投资机构的做法让很多人不满，但以李连杰的能力而言，募集到更多的善款，似乎比亲自去灾区做志愿者更能体现他的价值。
究竟该如何看待李连杰，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多时候他需要和各种名流打交道，替一些企业家站台，但这也是他的工作需要在这些舞台上，他能筹到更多的资源，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功夫巨星的影响力。
至于个人生活，只要他不把募集来的善款用在个人花费上，就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去指责他。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NGO组织的领导者收入并不低，完全可以和市场上企业的高级管理者比较。而且，单凭理想和热情去干的事业，很难持久。各种组织都有自身运行的规律，一旦违背规律，必无法延续。
NGO也是一样。
壹基金与李连杰们的慈善困境
自武汉广电网
2007年，功夫皇帝李连杰正式创立了壹基金，从此以后“说服人捐款”就成为他的主要事业。壹基金也迅速成为中国最为知名的“慈善基金”之一。出人意料的是，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却透露，该慈善计划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普遍困境：政策允许民间办公募基金，只是合法“身份”很难取得
按照相关的条例，如果你能走完以下流程，就可以办个民间公募基金会：首先要准备好原始基金(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800万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400万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200万人民币)；然后寻找同意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向业务主管单位申请设立。向登记管理机关(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为民政部，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为地方民政部门)进行申请并接受审查。最后，登记管理机关出具准予设立的批文并抄送业务主 管单位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布公告。
无疑，李连杰和许多的有志于创办慈善的团体或人士一样，都遭遇了相似的难题1，要求的启动资金数额很大；2，找不到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
最后结果：官方团体垄断慈善，“壹基金们”只配做专项计划
打开红基会的官网，挂靠在它名下的“专属基金计划”一共有40个之多。而这些“计划”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功能又等同于“公募基金”，只是他们募集来的钱都应该由红基会来统一管理。想要取得一个看似“合法”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接受官方机构的领导，对募集而来的钱也就丧失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支配权。
“黑”户做的“白”事，颠覆了中国基金会现状
颠覆一：公布由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详尽财务报告
“壹基金计划”一开始就请来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做审计，而“上海壹基金”则是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壹基金每个季度都会公开一份财务报告在自己的官网上，到年底还会公布全年的财务报告，细化到每一个项目都用了多少钱，相对要详尽专业很多。
颠覆二：勇于面对普通民众的质疑并快速给出解释
2009年11月23日，有位天涯网友发帖质疑壹基金开会和建网站上的大笔花销。两天之后，壹基金就在官网对质疑进行了详尽的回应。壹基金回应得这么爽快和细致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很多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却做不到，面对质疑，他们要不就装作听不见，要不就找个理由出来随便搪塞。
颠覆三：向NGO(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专业的团体做专业的事
事实上，与各种庞大的公募基金会动辄数十亿的救灾投入相比，壹基金在救灾上的成就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2008年开始进行的典范工程评选，才是这个基金会最大价值所在。典范工程的评选遵从“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由研究者会计师，律师、媒体人等各方组成专业的评委会，每年遴选10家本土公益组织，各给予100万资助。尽管现在每年壹基金还只能去资助10家NGO，但是这种模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黑户”转“白”的困境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几乎目前所有的评论都把壹基金的困境归咎于中国慈善基金会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也就是在我们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但是，却忽视了经过了三年之后，壹基金如日中天，几乎是中国最为有名的民间慈善基金会。800万元的注册门槛早已达标。正因为壹基金已经很有影响力，假若开了这个先河，成功“领证” 那么其它的基金会会不会纷纷效仿，这个“身份证”给还是不给，如果给了的话，那么中国的慈善基金会也许不会再是今天的官方主导的模式，慈善不再被几家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垄断。对于民间慈善基金会的行为，又应该如何给予有效的界定和管理 这些都是问题。
壹基金的危机凸显中国式慈善困境
自《新京报》
壹基金的困境，也是中国式慈善的困局。一直以来，民间慈善组织都必须找到官方背景的挂靠单位才能注册，比如说壹基金，就必须附身中国红十字会才能存在，并且没有独立账号。
如果说正在进行中的人口普查为超生的“黑孩子”提供了有条件正名的机会，现有的体制也应给壹基金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相应的名分，当今的中国慈善，已绝非计划经济时代所能比。当年的慈善完全姓“公”，但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令慈善体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民间属性，更让人们逐渐认识到慈善的中国式瓶颈——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和运行，都无法脱离政府部门独立进行。
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民间慈善是主力军 各种慈善组织遍地开花，相比之下，我国的慈善组织几乎都有官方色彩，民间慈善组织难以发育。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甘肃舟曲等几次自然灾害中的慈善活动告诉我们，官方慈善组织已经无法完全胜任整个社会的慈善活动。四川红十字会曾经这样形容他们的工作——17名工作人员，20亿善款，10多万张银行单据，每天上千吨的救灾物资要处理……
官方慈善组织工作超负荷且经常遭遇透明度质疑，民间慈善组织蓄势待发且透明度高，却难以获得法定身份……这样强烈的反差，因为壹基金的困境愈加凸显，它能够成为中国民间慈善正名的契机吗?
政策的负面效果正在日益凸显
自邓国胜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擦边球”。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是挂在红十字会下的一个专项计划，以李连杰个人名字命名，应该和企业基金没有区别，只能接受特定群体的捐赠。挂在具有公募资格的资金下面，并不意味着就具有了公募的资格，这是一种无奈，也可以从好的方面理解为“创新”，其实是在现有制度下的无奈的选择。这件事反映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在我国公募基金会都是官方垄断的，民间想要成立公募基金会很难。这里有历史问题。当时主要考虑民政部门没有专业能力管理好千差万别的社会组织。因此，国家采取了双重管理体制，即成立一个社会组织，首先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然后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一体制在当时情况下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负面效果正在日益凸显。
(邓胜国为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民间慈善组织需完善保障制度
自《经济日报》
专家认为，公募与非公募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于公募基金会的去行政化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三年约定即将到期，结束挂靠关系的壹基金折射出的是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尴尬地位，即合法身份难以确立。
中国自古就不缺乏慈善行为，倾囊相助者备受尊敬。在近年来的地震，水灾等灾害中，中华民族“助人为乐，解囊相助”的美德得到彰显，其中民间慈善组织的表现对中国慈善事业是有力的补充。
相关学者认为，随着影响力的提升，民间慈善一改配角地位，将逐步承担主要任务，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但需要完善制度保障。
开展慈善事业无论采取实物捐助还是金钱捐助形式，都涉及到资金的募集，募集主体等。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基金会分两种，公募和非公募。公募基金会有权向公众募捐，而非公募基金会无权向公众募捐。中国至今只有极少几例民办公募基金会，其余多为半官方性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同时指出现有的公募与非公募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于公募基金会的去行政化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制度化框架下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李本公对我国公益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预想。他说：“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难以取得快速发展，但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则拔苗助长。”
要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李本公认为，政府仍需强化相应工作：首先，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为慈善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其次，政府应该建立监督管理制度，为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公开透明 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发展环境，保证 慈善组织的规范运作。再有，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职能转移力度，把应由公益慈善组织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和涉及民生的服务性工作，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公益慈善组织去做。
“巴比”慈善晚餐为何成了“鸿门宴”
自叶檀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向全球富豪“化缘”，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夫妇成为慈善的代表，但他们的代表身份遭到挑战。
“巴比慈善”的背后支撑力量到底是什么?欧洲的一些企业家认为，正是美国的投资时代与税收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巴比慈善是美国富裕阶层挽回信用的尝试，将正常的税收用作慈善，结论是，巴比慈善并不值得夸耀。
相比而言，一些中国的企业家更加直接，少数人拒绝了出席晚宴的邀请，许多受邀者致电询问是否需要在晚餐上做出捐赠承诺，如果答案为“是的”，拒绝出席的企业家人数将上升。
一些企业家把巴比晚餐视作“鸿门宴”，这是一个反讽。中国投资界人士、企业家愿意支付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参加巴菲特午餐拍卖，却不愿意参加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夫妇的免费晚餐。他们出钱购得巴菲特的午餐权，并不是为了支持巴菲特的慈善事业，而是希望从巴菲特口中套取赚钱秘笈。至于慈善晚餐，实在是太尴尬了，如果大笔捐赠，就有显富，露富嫌疑；如果不捐赠，会颜面扫地，找个理由不参加是上上之选。
许多中国企业家仍然身处丛林社会，典型的特征是，遭遇的外界环境并不友好，原罪与仇富让他们时时处于警惕之中，生怕不小心显示出富裕本色。丛林社会中人的动物性更强，心怀慈善，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与他们无缘，他们满足于本人与子女的物质享受，在对资源的浪费中突显自己的王者尊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企业多数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所有的资金都用于钱生钱，他们心仪的人物是高老头，而不是巴菲特，或者说是财富积累期的巴菲特与盖茨。他们满足于物欲享受，却不愿意获得精神的飞升。
中国式慈善距美国“日落条款”有多远
自冯海宁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是“日落条款”，规定捐赠人应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他们或者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
据《财富》杂志估算，如果“日落条款”成功实施，那么将募得近6000亿美元，这将大大改变美国的慈善事业，成为一股强劲的慈善风暴，席卷全球。显然，慈善领袖的这一倡议，将推动美国式慈善再上一个台阶。但这股慈善风暴何时在中国大地掀起波澜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落条款”虽然是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的个人倡议，但却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富豪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还不够，还要倡议一个国家的所有富豪捐出一半财产，而且还规定了最后的捐赠期限。无疑，这个“日落条款”不但能为美国慈善事业筹集足够多的善款，还能推动更多人加人慈善行列。
尽管美国富豪们对“日落条款”反应不一，“日落条款”也仅仅是个倡议而已，无法强制全美富豪来签这个条款，但还是折射出美国慈善文化的进步，以及美国慈善领袖的公民意识。反观我们的慈善事业，距离美国慈善文化和美国慈善领袖的公民意识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都是财富领袖，中国同样有自己的财富领袖——财富榜上的英雄，美国有慈善领袖，中国同样也有慈善领袖——慈善榜上的英雄。但美国的财富领袖与慈善领袖往往是划等号的，而我们却不是这样，而且，美国慈善领袖有影响力号召力，而我们的慈善领袖不仅缺乏影响力，而且还缺乏号召富豪集体行动的勇气。
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敢于倡议全美富豪捐一半家产，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慈善领袖，率先做出了榜样：比尔盖茨曾宣布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出来做慈善事业：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就宣布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所持有的财富，约合375亿美元。反现我们的富豪，仅有曹德旺敢于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12.76 1.75％]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
显而易见，无论是中美两国的财富领袖还是慈善领袖，其慈善意识有较大差距，要缩小这种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缺少真正的慈善领袖，对我们的整个慈善事业都有一定影响。在我看来，中国出一个比尔盖茨式的财富领袖很有可能，但要出现一个比尔盖茨式的慈善领袖却很难。
当然，中美两国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差距，不能完全把板子打在中国富豪们的屁股上。诚然，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中国慈善事业起步晚，发展慢也有自己的原因。但我以为，无论是哪个国家要发展慈善事业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来支撑，即慈善事业发展离不开有利的法律环境。
法治，体制与机制的三位一体，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保障，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我国为慈善事业发展所创造的法律环境很不理想，就一部《慈善法》而言，舆论呼吁很久很久了，遗憾的是，至今依然还处于起草阶段。
在我看来，可推动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日落条款”，是在美国慈善文化，慈善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我们的慈善文化虽有历史渊源，但现代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形成，更谈不上普及，我们的慈善制度还处在残缺，落后的地步，要赶上美国的慈善制度还需要很大的立法决心，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
(冯海宁为《地产SHOW》副主编)
民间慈善事业的出路何在?
自叶林
目前，在我国登记的民间慈善组织仅有1000余家，存在着数量少和规模小的特点，在管理和财务等方面也不规范。我国民间慈善组织是在这几年才开始发展的，普遍缺乏经验。汶川和玉树发生地震以后，境内外民问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引起人们对民间慈善组织的更多关注。
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最主要制度瓶颈是，民间慈善组织必须挂靠在某个官办机构名下，否则，政府主管机关不批准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采用挂靠办法，无疑有利于政府机关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却必然限制其活动，进而约束它的发展。由于采取了挂靠办法，所谓的民间慈善组织，事实上带有官办色彩，在极端意义上，很难说我国存在典型的民间慈善组织。
首先，在理论上，民间慈善组织是国外通常所说的“非政府组织”或NGO的形式之一。我国相关部委内部虽设有专门管理类似组织的职能部门，但是，“非政府组织”或“NGO”的叫法在我国依然显得有些敏感。1 998年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就回避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而是称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次，由于民间慈善事业在初期发展较慢，我国大多数慈善事业都是由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机构承担。如果说慈善事业也是一种社会服务的话，在客观上，这些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垄断或控制了我国最主要的慈善事业，也容易成为发展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阻力。
“壹基金”采取的是“每人每月一元钱”的劝募策略，它非常适合民间的小额捐献，相信并不富裕的人们也捐了不少款项。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陈光标作为富翁之列的企业家却声明“裸捐”，这说明制度缺失不是不行善的主要原因，制度缺失或许只是某些人不愿行善的借口而已。
我们对于国外富翁从事慈善活动也有误解。有人认为 西方人在宗教观念以及对待儿女成长上的态度有别于国人，他们更愿意从事慈善。不可否认，宗教和观念对于从事慈善的影响力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在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上，多数国家奉行自愿原则，努力降低开展民间慈善事业的门槛；同时，还专门制定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适合于人们的慈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每笔善款既是社会成员的自愿捐出，也是国家让出了部分税收利益，进而促成了民众和国家共同发展慈善事业的格局。做慈善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既维护了私心和私利，又促进了慈善和公益，私心和慈善，私利与公益之间和平共处、并行不悻。
现在应当重点解决好四个核心问题一是民间慈善组织应当贯彻非政治化原则，在此前提下，立法者和政府应降低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起门槛，承认民间慈善组织的法人地位，二是应当贯彻全社会办慈善的原则，不应由个别机构垄断慈善事业，国家应制定必要的税收减免政策，使得每笔善款都能够体现政府和民众的善意，三是应当鼓励私募基金，规范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容易引发公众对慈善基金使用的监督问题，也必然给新生的民间慈善组织带来社会压力，处理不好，难免招致社会公愤，在效果上或许适得其反。四是按照专业化原则办理慈善事务，反映捐款人的意旨，不应将民间慈善基金当作个人的提款机。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有关部门已开始修改前面所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但愿此举能够困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上述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