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医院心脏监控室，记者见到了一身白衣、真诚朴实的邹彤。作为北京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邹彤于199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医院心内科工作至今，在心血管疾病诊治领域已深耕细作23年。
　　邹彤的父亲是一名医学院的教授，从小受家庭氛围的熏陶自然而然走上从医之路。针对医疗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临床医生的工作现状、目前从事的课题研究等话题，邹彤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专访。
　　民生周刊：您曾经参与过非典一线的救治工作，有什么感触？
　　邹彤：非典那年我刚当上主治大夫，比较年轻，国家要抽调一批医生去非典的前线，成立一所专门针对非典患者救治的医院。北京医院接到这个任务后，准备派6名内科大夫前往，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我们科室第一个被叫去谈话的医生，即刻我就同意了。我觉得当医生就应该有所建树，应该做一些勇敢的事。非典虽然危险，但我当年能够参加这个医疗队，感觉非常荣幸。

　　我记得非典之前，国内医患关系的矛盾和纠纷事件比较多，经过这场疫情，很多医护工作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身边也有一些因为疫情而伤残的同事，可以说医生的职业精神因为这个事件再一次被社会认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医学生涯难忘的一段经历。
　　民生周刊：您在医疗网站的医生寄语中写道：“将心比心，作为一名心内科医生，愿意与患者在心脏的健康维护和诊治上心连心。”您平时是怎样做的？
　　邹彤：我接触的心脏病人大概三分之一都有焦虑或者抑郁的心理状态，与其他职业不同，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医生想要挽救患者的生命，首先需要敬畏生命。医疗本质上是对人体或心理不良状态的修复，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就无可挽回。挽救生命是医生的职责，减轻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也同样重要，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我诊治患者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一直把“将心比心”作为自己的职业操守。
　　想要做到与患者将心比心，首先是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除了我的专业心内科，我还会去额外研究一些医学心理学这种交叉学科，这样患者对医生有更多的依赖，就是我们所说的依从性。其次我认为医生应该有悲天悯人的心理状态，面对每一个痛苦的患者，发自内心地同情，提供无私的关爱，这是医生基本的职业道德，医生就应该行善。
　　民生周刊：您平时在工作中是如何与患者和家属沟通的？
　　邹彤：从医20多年，我一直采用外向型的沟通方式，我会主动找话题。我现在所在的心脏监控室，患者和家属都是弱势人群，如果医生不主动去表达，患者对医生的畏惧感会增加，进而产生距离感，甚至是不信任。所以我主动尝试沟通，安慰那些已经产生焦虑情绪的病人，我会告诉他们，这个病是可以战胜的，通过类似的方式，拉近我与患者的距离。
　　我还会讲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父亲是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曾经患过心梗这种病，我虽然是医生但我也是一位普通的病人家属，患者们对医生的怀疑和不信任我都有经历过。心梗病人是心脏监控室里病情最严重的病人，当他们听到我的亲身经历时，对我的信任感自然会增加，有利于患者的治疗与康复。

　　民生周刊：您现在正在从事的医学研究项目是什么？
　　邹彤：我现在正在研究的医学项目是心脏植入器械的远程监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北京地区老龄化问题尤其突出，目前为止仍然缺乏北京地区老年人心脑血管发病率的数据。根据2016年美国发布的数据，一半心血管病患者年龄超过65岁，老年心血管病患者死亡人数占所有心血管病患者的50%，在仅有的几个研究中发现，老年心血管病患者接受有效干预净获益高于年轻患者。
　　我国缺乏针对老年人的远程移动医疗服务方案。老年人行动不便，就医困难，移动医疗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社区健康监测甚至早期预警和诊疗，是推动老龄化社会在医疗和健康管理领域进步发展的新兴技术。心脏器械植入领域在国内还没有行之有效的针对老年人的远程移动医疗方案。
　　所以北京医院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普仁医院，4家医院开展“植入器械的移动及远程监测功能对老年人常见心脑血管事件的早期预警价值及干预效果研究”。计划通过这一研究，为心脏植入器械的北京地区老年患者提供健康监测甚至早期预警和诊疗，建立行之有效的针对老年人的远程移动医疗方案，更好地为老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