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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宁波作为一个开放时间较早的港口，在历史上对外交流一直相当频繁，在近代也是受西方影响较早的地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外经济交往上，还体现在西方宗教的传播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后，宁波作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而通过《望厦条约》和《黄浦条约》，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宁波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传教士到此。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教育、文化、民俗、医疗、慈善机构的活动等，向西方世界介绍宁波，介绍中国。
在这些传教士中，本文拟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到宁波来的基督教传教士美魏茶在宁波的活动做个案分析。通过他的书信及著作来分析他对当时宁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评价，力求了解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看法，并以西方人士之眼透视中国清末的社会百态。
1 美魏茶的宁波之行
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ine)，受英国伦敦差会派遣，到中国大陆传教。在宁波驻留七个月(1842年12月7日至1843年7月7日)。在此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了解宁波当时的各个侧面，写下了许多文字。在宗教宣传方面，曾在宁波发表《乡训五十二则》，在道德教化方面，发表了《赌博明论略讲》，在经济方面，写了《生意公平聚益法》等。
大凡传教士来华，都会在其传教活动中尽量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早在1575年，西班牙的传教士拉达就已经注意到收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1]传教士获得中国国情的途径有二：①通过传教活动的实践而自然获得。为了在中国传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广结中国各色人等，无论贵贱尊卑，遍游大江南北，无论远近。在这广泛深入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自然地会看到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使之获得对中国国情的认识。②有意识地，抓住各种机会进行专门调查。正如利玛窦所言，“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省份去旅行。”因而在中国各地旅行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经常进行的活动。美魏茶也不例外。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宁波到处参观，包括宁波的有名建筑物，如天封塔等，以及风景胜地，如日湖和月湖等，当然还参观了许多当时的道观、尼姑庵以及寺院。他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宁波社会，还专门收集了县志等一些历史材料，并尽力了解有关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司法、科举，甚至消防等的有关知识。虽因时间所限，这些资料的收集不免有些不全面，但也绝不是走马观花，随心所欲，而是有意识而为之。
2 对中国妇女地位的看法
在美魏茶看来，中国的妇女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提到了中国女子的“三从四德”，并详细描写了他在宁波所看到的中式婚礼，认为中国的婚姻是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而且女方在婚姻的选择、家庭中的地位等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他提到了童养媳的存在，尤其提到当时的纳妾制度。他指出，男子可以再婚，可以娶妾，女子却只能终生侍奉一夫，即使丈夫早亡，也是遵循礼训，守在婆家，直到老死，换来一个贞洁牌坊。可以说，他对于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还是十分深刻的。但是，他并没有对此做出过何种努力。在美魏茶离开宁波到上海去的第二年，即1844年，英国基督教“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来到宁波，开办女塾，致力于改变宁波妇女地位。该女塾是宁波最早的女校，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校。[3]
3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美魏茶在宁波期间，恰逢1843年4月宁波举行文武大会，此机会使他对中国科举制度得以了解。在他的著作里，对于武术大会，他着墨不多，但他详细描写文科大赛的比赛情况，。虽然他的介绍比较客观，没有发表过多的个人评论。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一窥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他曾提到考生只能在当地参加考试，以示公正，便于保证所选拔的人才来自中国各地。但是，他似乎更多地表达了这种科举考试的不公之处。如法律方面，他提到“优娼皂吏以及作奸犯科者，三代不得参加考试”，[4]而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贱民，永世不得参加科举。不仅如此，那些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也会卷入到不平等的竞争，如美魏茶提到，秀才的功名可以用钱来买，而且还有代考等作弊现象。所以说，美魏茶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更多的是批判性的。
对于当时的科举制度，于1850年来到宁波，并在宁波生活了十余年的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最好方面……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她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 [5]从这里可以看出，美魏茶对中国科举制的看法与丁韪良还是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美魏茶在中国逗留时间较短，对中国制度的看法还存在一些偏见，不如丁氏公允、深刻。
4 对于佛教的看法
出于对宗教的兴趣，在宁波期间，美魏茶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庙宇，包括有名的天童寺、岳王庙，参观了清真寺和天后宫，还参观了一些道观，对当时中国的各种宗教进行了了解。尤其对中国当时的佛教情形发表了一些看法。尽管美魏茶努力用客观的口吻来陈述当时的情形，但总的来说，他对中国的佛教还是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比如，在他的日记里，他提到了两个小尼姑因为在尼姑庵里得不到很好的照料而早夭。还提到，有很多的尼姑是从小以极低的价钱被卖到尼姑庵里的。并且通过观察尼姑们所进行的法事活动，他认为中国的尼姑对她们所供奉的神没有多少虔诚的敬意。美魏茶在游天童寺时，恰逢寺内有一些高僧在闭门修炼，他认为这种不管身外世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可以说，美魏茶谈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确有发生，但是，这些并不能代表整个佛教的真实情况。因此可以说，美魏茶对中国的佛教认识还存在片面性，还没有能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相比较而言，丁韪良在传教过程中对佛教的理解就深刻得多。在其著作《天道溯源》中，他经历了早期对佛教的排斥以及后来对佛教的认同，并积极翻译佛教经典著作，向西方介绍东方古老的宗教，[6]这些对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产生很大作用。这是一种积极的传教方式。
总的来说，在美魏茶眼里，中国的宗教、教育、妇女地位等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中国人所具有的优越感。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落后的中国，又签订了羞辱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使得洋人对中国的现状可以指手划脚。但是，公平地说，他所反映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急待解决。也正是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使得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中的中国认识到自身的落后的局面，促使一些有识之士为拯救中国而西学东渐，从而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C.R.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张亚苹. 传教士对近代宁波的贡献 [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3月.
[4] W.C. Miline，M.A. Life in China [M].1859 New York
[5] 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M]. New York，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anPany， 1897.
[6] 丁韪良.天道溯源.上海美华出版社.1844
收稿日期：2007-10-29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后，宁波作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而通过《望厦条约》和《黄浦条约》，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宁波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传教士到此。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教育、文化、民俗、医疗、慈善机构的活动等，向西方世界介绍宁波，介绍中国。
在这些传教士中，本文拟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到宁波来的基督教传教士美魏茶在宁波的活动做个案分析。通过他的书信及著作来分析他对当时宁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评价，力求了解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看法，并以西方人士之眼透视中国清末的社会百态。
1 美魏茶的宁波之行
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ine)，受英国伦敦差会派遣，到中国大陆传教。在宁波驻留七个月(1842年12月7日至1843年7月7日)。在此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了解宁波当时的各个侧面，写下了许多文字。在宗教宣传方面，曾在宁波发表《乡训五十二则》，在道德教化方面，发表了《赌博明论略讲》，在经济方面，写了《生意公平聚益法》等。
大凡传教士来华，都会在其传教活动中尽量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早在1575年，西班牙的传教士拉达就已经注意到收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1]传教士获得中国国情的途径有二：①通过传教活动的实践而自然获得。为了在中国传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广结中国各色人等，无论贵贱尊卑，遍游大江南北，无论远近。在这广泛深入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自然地会看到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使之获得对中国国情的认识。②有意识地，抓住各种机会进行专门调查。正如利玛窦所言，“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省份去旅行。”因而在中国各地旅行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经常进行的活动。美魏茶也不例外。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宁波到处参观，包括宁波的有名建筑物，如天封塔等，以及风景胜地，如日湖和月湖等，当然还参观了许多当时的道观、尼姑庵以及寺院。他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宁波社会，还专门收集了县志等一些历史材料，并尽力了解有关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司法、科举，甚至消防等的有关知识。虽因时间所限，这些资料的收集不免有些不全面，但也绝不是走马观花，随心所欲，而是有意识而为之。
2 对中国妇女地位的看法
在美魏茶看来，中国的妇女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提到了中国女子的“三从四德”，并详细描写了他在宁波所看到的中式婚礼，认为中国的婚姻是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而且女方在婚姻的选择、家庭中的地位等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他提到了童养媳的存在，尤其提到当时的纳妾制度。他指出，男子可以再婚，可以娶妾，女子却只能终生侍奉一夫，即使丈夫早亡，也是遵循礼训，守在婆家，直到老死，换来一个贞洁牌坊。可以说，他对于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还是十分深刻的。但是，他并没有对此做出过何种努力。在美魏茶离开宁波到上海去的第二年，即1844年，英国基督教“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来到宁波，开办女塾，致力于改变宁波妇女地位。该女塾是宁波最早的女校，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校。[3]
3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美魏茶在宁波期间，恰逢1843年4月宁波举行文武大会，此机会使他对中国科举制度得以了解。在他的著作里，对于武术大会，他着墨不多，但他详细描写文科大赛的比赛情况，。虽然他的介绍比较客观，没有发表过多的个人评论。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一窥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他曾提到考生只能在当地参加考试，以示公正，便于保证所选拔的人才来自中国各地。但是，他似乎更多地表达了这种科举考试的不公之处。如法律方面，他提到“优娼皂吏以及作奸犯科者，三代不得参加考试”，[4]而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贱民，永世不得参加科举。不仅如此，那些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也会卷入到不平等的竞争，如美魏茶提到，秀才的功名可以用钱来买，而且还有代考等作弊现象。所以说，美魏茶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更多的是批判性的。
对于当时的科举制度，于1850年来到宁波，并在宁波生活了十余年的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最好方面……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她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 [5]从这里可以看出，美魏茶对中国科举制的看法与丁韪良还是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美魏茶在中国逗留时间较短，对中国制度的看法还存在一些偏见，不如丁氏公允、深刻。
4 对于佛教的看法
出于对宗教的兴趣，在宁波期间，美魏茶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庙宇，包括有名的天童寺、岳王庙，参观了清真寺和天后宫，还参观了一些道观，对当时中国的各种宗教进行了了解。尤其对中国当时的佛教情形发表了一些看法。尽管美魏茶努力用客观的口吻来陈述当时的情形，但总的来说，他对中国的佛教还是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比如，在他的日记里，他提到了两个小尼姑因为在尼姑庵里得不到很好的照料而早夭。还提到，有很多的尼姑是从小以极低的价钱被卖到尼姑庵里的。并且通过观察尼姑们所进行的法事活动，他认为中国的尼姑对她们所供奉的神没有多少虔诚的敬意。美魏茶在游天童寺时，恰逢寺内有一些高僧在闭门修炼，他认为这种不管身外世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可以说，美魏茶谈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确有发生，但是，这些并不能代表整个佛教的真实情况。因此可以说，美魏茶对中国的佛教认识还存在片面性，还没有能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相比较而言，丁韪良在传教过程中对佛教的理解就深刻得多。在其著作《天道溯源》中，他经历了早期对佛教的排斥以及后来对佛教的认同，并积极翻译佛教经典著作，向西方介绍东方古老的宗教，[6]这些对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产生很大作用。这是一种积极的传教方式。
总的来说，在美魏茶眼里，中国的宗教、教育、妇女地位等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中国人所具有的优越感。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落后的中国，又签订了羞辱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使得洋人对中国的现状可以指手划脚。但是，公平地说，他所反映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急待解决。也正是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使得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中的中国认识到自身的落后的局面，促使一些有识之士为拯救中国而西学东渐，从而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C.R.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张亚苹. 传教士对近代宁波的贡献 [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3月.
[4] W.C. Miline，M.A. Life in China [M].1859 New York
[5] 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M]. New York，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anPany， 1897.
[6] 丁韪良.天道溯源.上海美华出版社.1844
收稿日期：2007-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