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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山东广饶县在元、明、清和民国初年一直叫乐安县，1914年才改乐安县为广饶县。当地一个流传甚广的“杀官改县”传说是，1914年乐安县民众暴动杀了县知事，当局本欲把乐安县人全部杀光，但惟恐引起天下大乱，便将该县百姓饶恕免罪，故将乐安县改称广饶县，这就是“杀官改县”这一著名传说的由来。“杀官”的的确确存在，这就是在当时引起朝野震惊、轰动全国的乐安县北部民众戕杀知事（县长）王文域一案。
民国政府强令推行“验契”
1912年3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大权在握就开始独断专行，甚至倒行逆施，这自然引起民主人士特别是南方革命党的激烈反对和讨伐。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袁世凯千方百计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于1913年初责令财政部再为其筹措大笔军饷。
民国政府当时刚成立，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再加上袁世凯一直在扩军备战，财政部该想的“捞钱”法儿早想过一遍了，“家底”也早空了，如今怎么办呢？于是，财政部绞尽脑汁，终于又为袁世凯谋划出一个“验契”的办法，以便在“例行公事”的幌子下，继续搜刮民脂民膏。
当时的规定是：凡民间买卖耕地和住宅没有缴纳契税的，要遵照新章程尽快完税；政府集中进行验契，不论缴税与否，都一律呈验；责令1913年8月1日施行，“验契”限期6个月内完成。
这一政令颁发到山东后，山东督军靳云鹏是袁世凯的心腹，便责成山东各级加紧催办，尽快将税款解上来。
当时山东乐安县的知事是王文域。王文域，字伯乐，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遂迁徙淄川落户。他于清宣统二三年间（1910--1911），经人举荐先后任职于淄川、童丘等县。1912年，经山东省民政厅长周自齐（后任财政总长）呈请举荐，调任乐安县知事。
乐安县当时属青州府管辖，隶属胶东道，县境的东北毗邻渤海，大海的险恶巨浪孕育了这方热土上的百姓“彪悍”的性格，该县民众历来富有反抗精神。
1913年7月，王文域接到民国政府“验契”的指令后，立即充当起“验契”催税的急先锋。8月初，他就将全县首事（乡长）与地保（村长）召集到县衙训话，说：“上峰有令，9月1日县内开始验契，不得有误。”他料想全县一旦着手办理此事，必将牵动各家切身利益，再加上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必会从中作梗，故而此事伊始，当宜雷厉风行。于是，他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安排收税人员天天蹲守百姓前来验契交税。对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衙前，用铁索锁在柱子上示众。
当时，农民的各项税赋本来就很重，没想到凭空又飞来“验契”这一块巨石，压得大家更喘不过气来，弄得家家苦不堪言。到年底，呈验完税的户只占全县60%。
没想到，王文域将这笔税款解报省城时，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王文域还接到山东省督军靳云鹏的“嘉奖令”，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域为道尹。”王文域既发财又升官，自然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他暗下决心，年后继续加紧“验契。”
下乡催验引发“戕官大案”
乐安县的北部一带，是成片的荒碱地，庄稼成活率很低。鉴于此，土地多论块不论亩，小则三五亩，大则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买卖立契时，只写“荒地一片”。有的则根本没有地契。
这样的荒碱地在碑寺口乡一带最多。王文域想这种地是块肥肉，油水多，不免垂涎三尺，便迫不及待亲往“验契”。1914年2月23日，春寒料峭，北风劲吹，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但利欲熏心的王文域不顾这些，亲自带领衙役、幕僚、警卫数十人，兴冲冲向碑寺口乡进发。
到达碑寺口后，王文域便下榻于碑寺口首事牛浩然的书房里。牛浩然为人阴险狡猾，无人不晓，他一面在县知事面前百般殷勤，献媚取宠，一面又替王文域下令，限期让民众到碑寺口“验契”。
当日午后，王文域便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来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责问：“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齐光礼回语“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孙祥闻听暴怒，不由分说。一个耳光向齐光礼脸上打去。齐光礼时年六十多岁，性格倔强，凑上去与孙祥扭打一处，齐光礼的儿孙和邻居也一起过来帮忙，孙祥见势不妙，一面口出恶言，一面带随从障悻而去。
孙祥离去后，村里有个教书先生齐登先对大家说：“打了公差，属犯法行为，王文域决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得赶紧赔情道歉，或可免祸。”于是，大伙找来了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3位长辈前往碑寺口赔情。王文域见了众人不问情由，声嘶力竭地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三个人郁郁回村，向大家说明，村民们预感大祸临头，齐登先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众人个个称是，迅即派人到附近各村去送“鸡毛信”，火速传递暴动讯息。
次日即农历正月三十日，恰逢碑寺口集市，来“验契”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午夜12时许，方停呈验，总计七百多张，但东齐村民一个也没有来呈验。凌晨1时许，收税人刚睡下，忽听四周锣鼓齐鸣，又见灯笼火把照得天明，一股强大的人流随后蜂拥而至……
原来，这是东齐村民众率领的一支农民反“验契”暴动队伍。当时在齐登先的积极倡导下，他们约定以击鼓敲锣为号，带上武器、灯笼等，乘黑夜到牛家洼（位于碑寺口西北的大洼）集合。为了扩大队伍，由齐登先、齐世俊与齐敬信3人，急速写出“鸡毛信”，送往临近各村。上书：“四方亲友得知：今夜晚决速赶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
按这一带的历史传习，“鸡毛信”又称“滚单”，原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各乡（庄）防御太平军、捻军“滋扰”创造的传递信息办法。这天，自东齐村发出的纸制“鸡毛信”，像插了翅膀一般，至黄昏时分就传遍了附近的村村庄庄，赶到牛家洼集合的就有四百多人。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作武器，在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的带领下。将碑寺口王文域的“验契”大院团团包围。
王文域惊闻正想夺路而逃，被人一土枪打倒在地。随从急忙把他搀起，翻越墙头藏匿在邻院的张仲兴家。但最后被乡民们搜出。众人刀械齐下，王文域立时毙命。
“杀官”案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
作威作福的王文域被乐北乡民送上西天，乐安县百姓人心大快。但杀官非小事，乐北一带自此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老年人深知，这事当局者不会就此罢休，劝大家赶紧逃难。于是，家家户户拖儿带女，背井离乡。
事情发生后，袁世凯十分震怒，他向山东督军靳云鹏发出指令：“按名缉拿，务获严办。”靳云鹏立即责令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领兵到乐安镇压。官兵展开一次次的大搜捕，先后有三十多人被捕入狱，其中被判处死刑的共有14人。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了。
“杀官案”虽然告一段落了，但外出躲避的人仍然没有几个敢回来，大片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面对这一情景，当局深恐“长此流亡，难免不变为流寇”，乃张贴布告，尤以博兴、乐安交界处为多。布告大意是：胁从者罔治，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速回乡里，各营生业……
民国政府推行的“验契”法案在地方上本来就阻力重重，经过这一次沉重打击，更加难以开展了，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暂停验契”，并把逮捕去的一部分人释放回家。
民国政府强令推行“验契”
1912年3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大权在握就开始独断专行，甚至倒行逆施，这自然引起民主人士特别是南方革命党的激烈反对和讨伐。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袁世凯千方百计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于1913年初责令财政部再为其筹措大笔军饷。
民国政府当时刚成立，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再加上袁世凯一直在扩军备战，财政部该想的“捞钱”法儿早想过一遍了，“家底”也早空了，如今怎么办呢？于是，财政部绞尽脑汁，终于又为袁世凯谋划出一个“验契”的办法，以便在“例行公事”的幌子下，继续搜刮民脂民膏。
当时的规定是：凡民间买卖耕地和住宅没有缴纳契税的，要遵照新章程尽快完税；政府集中进行验契，不论缴税与否，都一律呈验；责令1913年8月1日施行，“验契”限期6个月内完成。
这一政令颁发到山东后，山东督军靳云鹏是袁世凯的心腹，便责成山东各级加紧催办，尽快将税款解上来。
当时山东乐安县的知事是王文域。王文域，字伯乐，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遂迁徙淄川落户。他于清宣统二三年间（1910--1911），经人举荐先后任职于淄川、童丘等县。1912年，经山东省民政厅长周自齐（后任财政总长）呈请举荐，调任乐安县知事。
乐安县当时属青州府管辖，隶属胶东道，县境的东北毗邻渤海，大海的险恶巨浪孕育了这方热土上的百姓“彪悍”的性格，该县民众历来富有反抗精神。
1913年7月，王文域接到民国政府“验契”的指令后，立即充当起“验契”催税的急先锋。8月初，他就将全县首事（乡长）与地保（村长）召集到县衙训话，说：“上峰有令，9月1日县内开始验契，不得有误。”他料想全县一旦着手办理此事，必将牵动各家切身利益，再加上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必会从中作梗，故而此事伊始，当宜雷厉风行。于是，他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安排收税人员天天蹲守百姓前来验契交税。对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衙前，用铁索锁在柱子上示众。
当时，农民的各项税赋本来就很重，没想到凭空又飞来“验契”这一块巨石，压得大家更喘不过气来，弄得家家苦不堪言。到年底，呈验完税的户只占全县60%。
没想到，王文域将这笔税款解报省城时，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王文域还接到山东省督军靳云鹏的“嘉奖令”，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域为道尹。”王文域既发财又升官，自然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他暗下决心，年后继续加紧“验契。”
下乡催验引发“戕官大案”
乐安县的北部一带，是成片的荒碱地，庄稼成活率很低。鉴于此，土地多论块不论亩，小则三五亩，大则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买卖立契时，只写“荒地一片”。有的则根本没有地契。
这样的荒碱地在碑寺口乡一带最多。王文域想这种地是块肥肉，油水多，不免垂涎三尺，便迫不及待亲往“验契”。1914年2月23日，春寒料峭，北风劲吹，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但利欲熏心的王文域不顾这些，亲自带领衙役、幕僚、警卫数十人，兴冲冲向碑寺口乡进发。
到达碑寺口后，王文域便下榻于碑寺口首事牛浩然的书房里。牛浩然为人阴险狡猾，无人不晓，他一面在县知事面前百般殷勤，献媚取宠，一面又替王文域下令，限期让民众到碑寺口“验契”。
当日午后，王文域便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来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责问：“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齐光礼回语“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孙祥闻听暴怒，不由分说。一个耳光向齐光礼脸上打去。齐光礼时年六十多岁，性格倔强，凑上去与孙祥扭打一处，齐光礼的儿孙和邻居也一起过来帮忙，孙祥见势不妙，一面口出恶言，一面带随从障悻而去。
孙祥离去后，村里有个教书先生齐登先对大家说：“打了公差，属犯法行为，王文域决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得赶紧赔情道歉，或可免祸。”于是，大伙找来了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3位长辈前往碑寺口赔情。王文域见了众人不问情由，声嘶力竭地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三个人郁郁回村，向大家说明，村民们预感大祸临头，齐登先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众人个个称是，迅即派人到附近各村去送“鸡毛信”，火速传递暴动讯息。
次日即农历正月三十日，恰逢碑寺口集市，来“验契”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午夜12时许，方停呈验，总计七百多张，但东齐村民一个也没有来呈验。凌晨1时许，收税人刚睡下，忽听四周锣鼓齐鸣，又见灯笼火把照得天明，一股强大的人流随后蜂拥而至……
原来，这是东齐村民众率领的一支农民反“验契”暴动队伍。当时在齐登先的积极倡导下，他们约定以击鼓敲锣为号，带上武器、灯笼等，乘黑夜到牛家洼（位于碑寺口西北的大洼）集合。为了扩大队伍，由齐登先、齐世俊与齐敬信3人，急速写出“鸡毛信”，送往临近各村。上书：“四方亲友得知：今夜晚决速赶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
按这一带的历史传习，“鸡毛信”又称“滚单”，原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各乡（庄）防御太平军、捻军“滋扰”创造的传递信息办法。这天，自东齐村发出的纸制“鸡毛信”，像插了翅膀一般，至黄昏时分就传遍了附近的村村庄庄，赶到牛家洼集合的就有四百多人。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作武器，在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的带领下。将碑寺口王文域的“验契”大院团团包围。
王文域惊闻正想夺路而逃，被人一土枪打倒在地。随从急忙把他搀起，翻越墙头藏匿在邻院的张仲兴家。但最后被乡民们搜出。众人刀械齐下，王文域立时毙命。
“杀官”案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
作威作福的王文域被乐北乡民送上西天，乐安县百姓人心大快。但杀官非小事，乐北一带自此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老年人深知，这事当局者不会就此罢休，劝大家赶紧逃难。于是，家家户户拖儿带女，背井离乡。
事情发生后，袁世凯十分震怒，他向山东督军靳云鹏发出指令：“按名缉拿，务获严办。”靳云鹏立即责令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领兵到乐安镇压。官兵展开一次次的大搜捕，先后有三十多人被捕入狱，其中被判处死刑的共有14人。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了。
“杀官案”虽然告一段落了，但外出躲避的人仍然没有几个敢回来，大片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面对这一情景，当局深恐“长此流亡，难免不变为流寇”，乃张贴布告，尤以博兴、乐安交界处为多。布告大意是：胁从者罔治，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速回乡里，各营生业……
民国政府推行的“验契”法案在地方上本来就阻力重重，经过这一次沉重打击，更加难以开展了，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暂停验契”，并把逮捕去的一部分人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