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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彝族民间山歌小调长大
聂耳4岁丧父，他和年少的3个哥哥是由母亲彭寂宽一手养育成人的。
彭寂宽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弃让儿女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的信念。由于整个家庭靠彭寂宽一人惨淡经营“成春堂”药铺得来的收入维持生计，懂事的少年聂耳很理解母亲的处境和困难，师范毕业后，就没有再进入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高等专业学府继续深造，而是走上了工作的道路，并且参加了革命活动。
聂耳的音乐才华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启蒙和熏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云南的地方戏曲对后来聂耳音乐才华的充分发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特别是彝族民间那种音调高亢悠扬的山歌小调，在一定程度上对聂耳音乐才华的萌芽和凸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母亲彭寂宽的言传身教。
彭寂宽从小生长在彝汉杂居的地方，年轻时跟母亲学会了许多彝族山歌小调，只是在17岁嫁给玉溪聂鸿仪之后，因身处汉族地区，加之当时的民族歧视现象比较突出，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才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彝族山歌小调。
聂耳侄女聂丽华是个从事音乐工作几十年的老人，她在回忆祖母彭寂宽的时候说：“叔叔聂耳的音乐天赋，和我的祖母彭寂宽有很大的关系。我祖母很能唱，她可以用曲调的形式把故事唱给我们听，我们从小就喜欢听祖母用唱曲调的形式讲故事，所以我认为叔叔聂耳从小就受到我的祖母（彝族民间山歌小调）的影响，叔叔聂耳的音乐启蒙老师应该说是他的母亲彭寂宽。”
聂耳9岁那年与二哥三哥跟随着母亲回到峨山县双江镇外祖母家探亲，外祖父曾领着酷爱音乐的小外孙聂耳到一位彝族老人普大爹家喝茶，这位彝族老人还专门用四弦为小聂耳弹奏了一曲曲调动听、韵律优美的彝族小调，给少年聂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艰难的走访
峨山彝族自治县是整个滇中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20多年前，笔者刚到峨山彝族自治县史志办工作的时候，就听办公室里的老师谈起过聂耳母亲彭寂宽是峨山双江镇人的事。笔者很好奇，先后趁空找双江镇几位老人询问过这件事。老人都指着一幢几乎倒塌了的破房子说：“看么，那就是她家的老房子。”20多年过去，曾经见过的那幢破房子，如今已寻不到影子，大片的高楼取而代之。
聂耳的母亲是峨山人，会唱彝族山歌小调。那么聂耳的外祖母呢？她的身世又如何呢？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在回忆到他的外祖母时是这样说的：“外祖母年少的时候在峨山县双江镇姓陈的地主家做‘丫头’。”聂耳外祖母是陈姓地主家的“丫头”，那么她出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她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陈家做“丫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到地主家做“丫头”的姑娘，几乎都是附近村寨穷苦人家的孩子。
笔者曾有意识地在双江镇走访过几位年逾80的老人，那些老人清楚地记得聂耳的外祖母没有裹足，她的双足是自然生长的。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峨山，几乎所有的汉族女孩都是要裹足的，否则就嫁不出去。聂耳的外祖母为什么会是天足呢？她不是汉族人么？她会不会是彝族人呢？在历史上，彝族女孩是不裹足的。
2005年的6月中旬，笔者就聂耳外祖母身世一事，又一次走访、调查、了解了6个村寨及十几位年逾八九十岁的老人。这次走访调查很困难，因为时间已很久远，知情人寥寥无几。
外祖母家住“大河那头”与保密的身世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还是找到了几位知情人。
一位是居住在峨山双江镇的陈树云老人。陈树云现年80，当年陈家是与聂耳外祖母家仅一墙之隔的邻居。陈树云回忆说，在他七八岁的时候，经常听见聂耳外祖母跟别人讲彝语，不懂彝语的他和小伙伴们曾多次好奇而天真地打听过她的身世：“老奶奶，我们双江镇人都是汉族，你咋会说彝语？你是哪里人呀？”每次这样询问的时候，聂耳的外祖母都回答说：“我家住在大河的那头。”
这里说的“大河”指的是从双江镇西北方向绕城而过的猊江。“大河的那头”指的就是现在双江镇辖地的高平山区一带。居住在高平山区一带的20余个村寨自古以来都是清一色的彝族，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彝族歌舞之乡。聂耳外祖母的身世真的与彝族有什么关联吗？1921年，彭寂宽领着二儿子聂守诚（字子明）、三儿子聂守先（字子仁，后改为叙伦）、四儿子聂守信（字子义，乳名嘉祥，即聂耳）一起回到峨山探亲的时候，3个儿子看见外祖父外祖母时常用“土语”和别人说话。这里所说的“土语”指的是少数民族语言。回到家里后，聂耳和二哥三哥都好奇地询问母亲，“外公外婆说的话为什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彭寂宽告诉儿子们外祖父是傣族，这事不能随便跟外人讲，要严守秘密。聂耳母亲当时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是民国时代，但少数民族还是受人歧视，不敢在外面随意公开自己真实的民族身份。当时，彭寂宽告诉了儿子们自己父亲的傣族身份，却没有说出自己母亲是哪个民族。
聂耳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中写道：“外婆家住在城镇附近的一个村寨里。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方，傣族比较多，他们的服装和昆明的不一样，讲话的口音也不同。外公穿的就是民族服装，他和一些邻居讲起土话来，我们一点儿也听不懂。”聂叙伦在这里所说的“傣族比较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自古以来，峨山境内没有成村成寨的傣族，也少有零散居住的傣族，双江镇周围更是没有居住着的傣族，直到现在也只有工作在峨山或者嫁到峨山境内的个别傣族人。事实上，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聂耳外祖母家居住的村庄周围，一直都只有彝族和汉族，从来都是彝汉杂居的地方。因此，当年聂耳3兄弟跟随母亲回峨山探亲时听见的“土话”，只可能是彝语，不可能是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虽然聂耳外祖父是从外地到峨山“上门”的傣族女婿，但他绝对不可能和其他不懂傣语的人说本民族语言。
家事变迁
另一位知情人是双江镇年近90的代为坤老人。代为坤回忆说，他家和聂耳外祖母家是邻居，两家都居住在大塘子边。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双江镇是一个由几处稀稀落落的小村庄组合而成的小集镇。这个说法与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回忆是相符的。聂叙伦说他们3个兄弟跟随母亲回峨山探亲时，外祖母家居住在一個大塘子边的村子里。代为坤清楚地记得，少年时代经常听见居住在本村的酒鬼二铁匠一喝醉酒就指着三先生（彭寂宽的三哥）的媳妇“小白酒”说：“你家婆婆是个倮倮人，你是倮倮的儿媳妇。”这里所说的“倮倮”是过去彝族没有正式族称的时候，汉人对彝人的称呼，但有时候也会多少带有一些贬意。
彭寂宽有4个兄长。双江镇的彭鹏老人回忆说，聂耳大舅读过私塾，曾在县衙里当过差，后来出门在外，下落不明。聂耳大舅母曾经领着儿女回到峨山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昆明居住去了。聂耳二舅长大后也出门在外，下落不明。二舅母一直居住在峨山双江镇，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保户，直到1970年峨山大地震之后才去世。据陈树云老人回忆说，聂耳三舅被邻里称为“三先生”，媳妇因为做“甜白酒”生意被村里人取了个绰号叫“小白酒”。
陈树云老人说：“三先生30多岁才结的婚，媳妇听说是玉溪那头的人，个子矮小，也会说彝话。三先生结婚时，彭寂宽夫家的亲戚来过，还有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未期，聂耳外祖母去世时，彭寂宽夫家的亲戚也来了。”记忆中，聂家亲戚就来峨山做过这两次客。
三先生和媳妇“小白酒”后来搬迁到西门外租房做甜白酒生意时，把父亲彭寿山的灵牌也一起移到了新租的房子里，同时把母亲也接到西门外一起居住。至今陈树云还清楚地记得，三先生和媳妇“小白酒”搬迁到西门外居住后，聂耳的外祖母经常和居住在耶稣教堂旁边的王奶奶用彝语闲聊，她们说的彝语非常熟练，就像是从小就会的一样。
据陈树云老人回忆，聂耳外祖母家的房产是彭寂宽四哥，也就是聂耳四舅彭廷梁卖掉的。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当时三先生和媳妇“小白酒”已搬迁到西门外做甜白酒生意。聂耳四舅第一次从外地回到峨山准备变卖房产时，邻居们都严肃地劝说他这事是千万做不得的，并且警告他胆子太大了，连父母亲的房产都敢拿去变卖。这次回家，彭廷梁在家住了几天就走了。可是，时间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这次他再也不听邻居们的劝说了，硬是自作主张变卖了父母辛辛苦苦置下的房产，然后就离开了峨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彭寂宽的4个哥哥都先后离开峨山远走他乡，没有一个在双江镇定居下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父母双亲都是少数民族，并不是以汉族为主体居民的双江镇世居民族，虽然生活中邻里关系融洽，然而4兄弟还是从小就在心理上产生了某些自卑感，一心只想到外面闯下一片新天地。然而，这也是笔者的推测，聂耳的4个舅舅及其后代的下落，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外祖母是彝家女儿
从聂耳外祖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熟练的彝语与别人交谈，并且在年老之后敢于告诉别人自己的娘家住在大河（猊江）的那头，还有酒鬼二铁匠说“小白酒”的婆婆是“倮倮”等等这些情况来分析，聂耳外祖母出生在双江镇高平山区某个彝族寨子里，她与彭寿山结婚前，是双江镇陈姓地主家名为“养女”实际是“丫头”的姑娘。她在年轻的时候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世和出生地，很有可能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譬如忌讳自己是“倮倮”的身份，譬如自己是父母养育不起从小送给了别人家，才使得她一生都不愿与娘家人往来。还有她那一双“天足”，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汉族姑娘是办不到的，而且她还会唱彝族山歌调子，这也是汉族姑娘办不到的。聂耳3兄弟跟随母亲回峨山探亲，在离开峨山那一天早晨，她还用彝家人祈祷一路平安的风俗煮几个鸭蛋装进了3个外孙的口袋里。
总而言之，笔者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中得出一个事实：聂耳的外祖母是个出生在峨山高平山区的彝家山寨，从小吃苦耐劳、能歌善舞的彝家女儿。彭寂宽作为她唯一的女儿，应该说从小得到了她更多的疼爱，也从她身上学会了彝族妇女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意志坚强的优良品德。
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得知，峨山彭氏祖坟地已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现已无法找寻到一块残留的墓碑，想从墓志铭上查找聂耳外祖母姓氏以及民族身份的希望已然落空。然而，我们想要告诉世人的是：在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玉溪人民引以为豪的天之骄子聂耳的身上，不仅流淌着汉族和傣族的血液，同时也流淌着彝族的血液。彝族民间的一些音乐元素，也融入了聂耳的音乐才华当中。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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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聂耳
聂耳，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刻苦学习小提琴，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
1935年1月，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承担了为之谱曲的任务。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而要逮捕聂耳。聂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据新华社）
聂耳4岁丧父，他和年少的3个哥哥是由母亲彭寂宽一手养育成人的。
彭寂宽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弃让儿女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的信念。由于整个家庭靠彭寂宽一人惨淡经营“成春堂”药铺得来的收入维持生计，懂事的少年聂耳很理解母亲的处境和困难，师范毕业后，就没有再进入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高等专业学府继续深造，而是走上了工作的道路，并且参加了革命活动。
聂耳的音乐才华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启蒙和熏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云南的地方戏曲对后来聂耳音乐才华的充分发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特别是彝族民间那种音调高亢悠扬的山歌小调，在一定程度上对聂耳音乐才华的萌芽和凸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母亲彭寂宽的言传身教。
彭寂宽从小生长在彝汉杂居的地方，年轻时跟母亲学会了许多彝族山歌小调，只是在17岁嫁给玉溪聂鸿仪之后，因身处汉族地区，加之当时的民族歧视现象比较突出，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才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彝族山歌小调。
聂耳侄女聂丽华是个从事音乐工作几十年的老人，她在回忆祖母彭寂宽的时候说：“叔叔聂耳的音乐天赋，和我的祖母彭寂宽有很大的关系。我祖母很能唱，她可以用曲调的形式把故事唱给我们听，我们从小就喜欢听祖母用唱曲调的形式讲故事，所以我认为叔叔聂耳从小就受到我的祖母（彝族民间山歌小调）的影响，叔叔聂耳的音乐启蒙老师应该说是他的母亲彭寂宽。”
聂耳9岁那年与二哥三哥跟随着母亲回到峨山县双江镇外祖母家探亲，外祖父曾领着酷爱音乐的小外孙聂耳到一位彝族老人普大爹家喝茶，这位彝族老人还专门用四弦为小聂耳弹奏了一曲曲调动听、韵律优美的彝族小调，给少年聂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艰难的走访
峨山彝族自治县是整个滇中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20多年前，笔者刚到峨山彝族自治县史志办工作的时候，就听办公室里的老师谈起过聂耳母亲彭寂宽是峨山双江镇人的事。笔者很好奇，先后趁空找双江镇几位老人询问过这件事。老人都指着一幢几乎倒塌了的破房子说：“看么，那就是她家的老房子。”20多年过去，曾经见过的那幢破房子，如今已寻不到影子，大片的高楼取而代之。
聂耳的母亲是峨山人，会唱彝族山歌小调。那么聂耳的外祖母呢？她的身世又如何呢？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在回忆到他的外祖母时是这样说的：“外祖母年少的时候在峨山县双江镇姓陈的地主家做‘丫头’。”聂耳外祖母是陈姓地主家的“丫头”，那么她出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她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陈家做“丫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到地主家做“丫头”的姑娘，几乎都是附近村寨穷苦人家的孩子。
笔者曾有意识地在双江镇走访过几位年逾80的老人，那些老人清楚地记得聂耳的外祖母没有裹足，她的双足是自然生长的。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峨山，几乎所有的汉族女孩都是要裹足的，否则就嫁不出去。聂耳的外祖母为什么会是天足呢？她不是汉族人么？她会不会是彝族人呢？在历史上，彝族女孩是不裹足的。
2005年的6月中旬，笔者就聂耳外祖母身世一事，又一次走访、调查、了解了6个村寨及十几位年逾八九十岁的老人。这次走访调查很困难，因为时间已很久远，知情人寥寥无几。
外祖母家住“大河那头”与保密的身世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还是找到了几位知情人。
一位是居住在峨山双江镇的陈树云老人。陈树云现年80，当年陈家是与聂耳外祖母家仅一墙之隔的邻居。陈树云回忆说，在他七八岁的时候，经常听见聂耳外祖母跟别人讲彝语，不懂彝语的他和小伙伴们曾多次好奇而天真地打听过她的身世：“老奶奶，我们双江镇人都是汉族，你咋会说彝语？你是哪里人呀？”每次这样询问的时候，聂耳的外祖母都回答说：“我家住在大河的那头。”
这里说的“大河”指的是从双江镇西北方向绕城而过的猊江。“大河的那头”指的就是现在双江镇辖地的高平山区一带。居住在高平山区一带的20余个村寨自古以来都是清一色的彝族，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彝族歌舞之乡。聂耳外祖母的身世真的与彝族有什么关联吗？1921年，彭寂宽领着二儿子聂守诚（字子明）、三儿子聂守先（字子仁，后改为叙伦）、四儿子聂守信（字子义，乳名嘉祥，即聂耳）一起回到峨山探亲的时候，3个儿子看见外祖父外祖母时常用“土语”和别人说话。这里所说的“土语”指的是少数民族语言。回到家里后，聂耳和二哥三哥都好奇地询问母亲，“外公外婆说的话为什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彭寂宽告诉儿子们外祖父是傣族，这事不能随便跟外人讲，要严守秘密。聂耳母亲当时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是民国时代，但少数民族还是受人歧视，不敢在外面随意公开自己真实的民族身份。当时，彭寂宽告诉了儿子们自己父亲的傣族身份，却没有说出自己母亲是哪个民族。
聂耳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中写道：“外婆家住在城镇附近的一个村寨里。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地方，傣族比较多，他们的服装和昆明的不一样，讲话的口音也不同。外公穿的就是民族服装，他和一些邻居讲起土话来，我们一点儿也听不懂。”聂叙伦在这里所说的“傣族比较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自古以来，峨山境内没有成村成寨的傣族，也少有零散居住的傣族，双江镇周围更是没有居住着的傣族，直到现在也只有工作在峨山或者嫁到峨山境内的个别傣族人。事实上，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聂耳外祖母家居住的村庄周围，一直都只有彝族和汉族，从来都是彝汉杂居的地方。因此，当年聂耳3兄弟跟随母亲回峨山探亲时听见的“土话”，只可能是彝语，不可能是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虽然聂耳外祖父是从外地到峨山“上门”的傣族女婿，但他绝对不可能和其他不懂傣语的人说本民族语言。
家事变迁
另一位知情人是双江镇年近90的代为坤老人。代为坤回忆说，他家和聂耳外祖母家是邻居，两家都居住在大塘子边。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双江镇是一个由几处稀稀落落的小村庄组合而成的小集镇。这个说法与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回忆是相符的。聂叙伦说他们3个兄弟跟随母亲回峨山探亲时，外祖母家居住在一個大塘子边的村子里。代为坤清楚地记得，少年时代经常听见居住在本村的酒鬼二铁匠一喝醉酒就指着三先生（彭寂宽的三哥）的媳妇“小白酒”说：“你家婆婆是个倮倮人，你是倮倮的儿媳妇。”这里所说的“倮倮”是过去彝族没有正式族称的时候，汉人对彝人的称呼，但有时候也会多少带有一些贬意。
彭寂宽有4个兄长。双江镇的彭鹏老人回忆说，聂耳大舅读过私塾，曾在县衙里当过差，后来出门在外，下落不明。聂耳大舅母曾经领着儿女回到峨山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昆明居住去了。聂耳二舅长大后也出门在外，下落不明。二舅母一直居住在峨山双江镇，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保户，直到1970年峨山大地震之后才去世。据陈树云老人回忆说，聂耳三舅被邻里称为“三先生”，媳妇因为做“甜白酒”生意被村里人取了个绰号叫“小白酒”。
陈树云老人说：“三先生30多岁才结的婚，媳妇听说是玉溪那头的人，个子矮小，也会说彝话。三先生结婚时，彭寂宽夫家的亲戚来过，还有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未期，聂耳外祖母去世时，彭寂宽夫家的亲戚也来了。”记忆中，聂家亲戚就来峨山做过这两次客。
三先生和媳妇“小白酒”后来搬迁到西门外租房做甜白酒生意时，把父亲彭寿山的灵牌也一起移到了新租的房子里，同时把母亲也接到西门外一起居住。至今陈树云还清楚地记得，三先生和媳妇“小白酒”搬迁到西门外居住后，聂耳的外祖母经常和居住在耶稣教堂旁边的王奶奶用彝语闲聊，她们说的彝语非常熟练，就像是从小就会的一样。
据陈树云老人回忆，聂耳外祖母家的房产是彭寂宽四哥，也就是聂耳四舅彭廷梁卖掉的。时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当时三先生和媳妇“小白酒”已搬迁到西门外做甜白酒生意。聂耳四舅第一次从外地回到峨山准备变卖房产时，邻居们都严肃地劝说他这事是千万做不得的，并且警告他胆子太大了，连父母亲的房产都敢拿去变卖。这次回家，彭廷梁在家住了几天就走了。可是，时间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这次他再也不听邻居们的劝说了，硬是自作主张变卖了父母辛辛苦苦置下的房产，然后就离开了峨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彭寂宽的4个哥哥都先后离开峨山远走他乡，没有一个在双江镇定居下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父母双亲都是少数民族，并不是以汉族为主体居民的双江镇世居民族，虽然生活中邻里关系融洽，然而4兄弟还是从小就在心理上产生了某些自卑感，一心只想到外面闯下一片新天地。然而，这也是笔者的推测，聂耳的4个舅舅及其后代的下落，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外祖母是彝家女儿
从聂耳外祖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熟练的彝语与别人交谈，并且在年老之后敢于告诉别人自己的娘家住在大河（猊江）的那头，还有酒鬼二铁匠说“小白酒”的婆婆是“倮倮”等等这些情况来分析，聂耳外祖母出生在双江镇高平山区某个彝族寨子里，她与彭寿山结婚前，是双江镇陈姓地主家名为“养女”实际是“丫头”的姑娘。她在年轻的时候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世和出生地，很有可能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譬如忌讳自己是“倮倮”的身份，譬如自己是父母养育不起从小送给了别人家，才使得她一生都不愿与娘家人往来。还有她那一双“天足”，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汉族姑娘是办不到的，而且她还会唱彝族山歌调子，这也是汉族姑娘办不到的。聂耳3兄弟跟随母亲回峨山探亲，在离开峨山那一天早晨，她还用彝家人祈祷一路平安的风俗煮几个鸭蛋装进了3个外孙的口袋里。
总而言之，笔者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中得出一个事实：聂耳的外祖母是个出生在峨山高平山区的彝家山寨，从小吃苦耐劳、能歌善舞的彝家女儿。彭寂宽作为她唯一的女儿，应该说从小得到了她更多的疼爱，也从她身上学会了彝族妇女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意志坚强的优良品德。
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得知，峨山彭氏祖坟地已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现已无法找寻到一块残留的墓碑，想从墓志铭上查找聂耳外祖母姓氏以及民族身份的希望已然落空。然而，我们想要告诉世人的是：在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玉溪人民引以为豪的天之骄子聂耳的身上，不仅流淌着汉族和傣族的血液，同时也流淌着彝族的血液。彝族民间的一些音乐元素，也融入了聂耳的音乐才华当中。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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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聂耳
聂耳，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刻苦学习小提琴，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
1935年1月，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承担了为之谱曲的任务。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而要逮捕聂耳。聂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