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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 “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1977年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呢，人们各有各的理解。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 “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两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刚复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
曾经在1967年初，专程赴京批斗他的陈永贵，十二年后又在北京相遇。陈永贵虎着脸对他说：“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
薄一波朝陈永贵看看，微微一笑，说：“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事实的。”
陈永贵听了，显得有些狼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斗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观点，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一支香烟，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此次谈话后，陈永贵去向华国锋辞别。
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那条熟悉的白毛巾。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了往日的光彩。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农民大老粗容易吗？”
八十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原载《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现摘自《老年文汇报》2008.8.21》B13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 “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1977年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呢，人们各有各的理解。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 “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两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刚复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
曾经在1967年初，专程赴京批斗他的陈永贵，十二年后又在北京相遇。陈永贵虎着脸对他说：“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
薄一波朝陈永贵看看，微微一笑，说：“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事实的。”
陈永贵听了，显得有些狼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斗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观点，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一支香烟，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此次谈话后，陈永贵去向华国锋辞别。
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那条熟悉的白毛巾。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了往日的光彩。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农民大老粗容易吗？”
八十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原载《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现摘自《老年文汇报》2008.8.21》B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