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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领域，不仅是17-18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中的实在，也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是哈贝马斯对社会进行批判所使用的工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深刻，寓意丰富，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而以《时务报》为首的政论性报刊的繁荣，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最终形成。
【关键词】公共领域 《时务报》 报刊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想模式
哈贝马斯意指的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人公民走到一起，讨论起他们关切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抵抗任意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整体利益和公共福祉。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两年之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共，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制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的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共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①。”
纵观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895年-1925年间，中国知识界经历了重大变动，首先就是传播媒介的改变，如报刊，学堂等的大量出现，包括各种制度规范；其次就是新的知识社会的形成，这两者都提供了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新办学校、社团和报纸，也催生着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长。此后，报纸逐渐独自担当了造就公共舆论的重任。
二、《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时务报》是戊戌时期改良派的机关报和维新运动的阵地，1896年6月9日创刊于上海，发行达两年之久，共出版66册，虽然时间短，卷数少，但也创造了新的渠道和公共领域的交流平台，它能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创造了类似现代社会舆论的事物。《时务报》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它具有公共意识，讨论的是公共政治问题。这也是现在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
《时务报》很快成为维新人士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传播公共议论的话题，每位读者在读报时都会因个人关注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进行讨论交流。《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共同领域②”的正式形成，它不是一份独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③”，时务报馆也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以报纸为中心，再加上学校，学会的配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开始初具规模。
而大量如《时务报》一样的论政性报刊出版物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的集中出现，促成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而报刊则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④”。在这个时候，公共舆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报刊争论形成的公共舆论来实现的。信息越是更大量自由的流动，公共舆论空间也就越有可能形成。按照施拉姆的观点，大量自由信息的社会影响在于把人类从愚昧和单方面的操纵下解放出来，而被解放了的人类又会作用于这些信息⑤。在近代中国，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依托报刊，使社会舆论一致，《时务报》就是这种依托。
笔者认为，我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年间，是一个知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时代。相应的，知识人士在这个时代里，也有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⑥。哈贝马斯曾经谈到，欧洲的公共领域，从参与者的身份来说，有一个从贵族代表性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而在中国，则是新型士大夫的公共领域到现代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转变。
以公开的报告为基础，报刊出版独特的“公共性”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报刊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通过公开报道与评论，即将所报道事件置于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之中，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言谈，讨论的话题，这样，就改变了被报道时原有的私密性，使之转而具有公共性质。这一公共性在报道有关政府决策、政治人物活动和政治事件时愈发彰显，它将原属于“肉食者谋之”的政治事务从传统皇权的控驭之下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使原先普通民众无从知晓、无权过问的皇家家事变成了国家大事⑦。
三、报刊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报刊的公共性所发挥的是一种“评判功能”，它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思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实，在大众传媒领域内，公共性已不仅是民办报刊的一种社会功能，而且还转变为其自身的一种属性。
笔者认为，报刊的兴起，为民众联络感情、交流思想、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种稳定、公开的交流方式。当来自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以传媒为纽带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并以言谈、对话的方式谈论这件事时，报刊又成为沟通社会公众和国家权力的公共言论机构。
民办报刊的兴起，对于建立公共领域的外部发展环境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加强公共领域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完善它的系统的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①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三联书店，1998
②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
③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词》
④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
⑤施拉姆：《大众传播学》
⑥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4）
⑦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
责编：叶水茂
【关键词】公共领域 《时务报》 报刊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想模式
哈贝马斯意指的公共领域，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人公民走到一起，讨论起他们关切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抵抗任意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整体利益和公共福祉。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两年之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共，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制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的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共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①。”
纵观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895年-1925年间，中国知识界经历了重大变动，首先就是传播媒介的改变，如报刊，学堂等的大量出现，包括各种制度规范；其次就是新的知识社会的形成，这两者都提供了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新办学校、社团和报纸，也催生着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长。此后，报纸逐渐独自担当了造就公共舆论的重任。
二、《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时务报》是戊戌时期改良派的机关报和维新运动的阵地，1896年6月9日创刊于上海，发行达两年之久，共出版66册，虽然时间短，卷数少，但也创造了新的渠道和公共领域的交流平台，它能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创造了类似现代社会舆论的事物。《时务报》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它具有公共意识，讨论的是公共政治问题。这也是现在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
《时务报》很快成为维新人士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传播公共议论的话题，每位读者在读报时都会因个人关注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进行讨论交流。《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共同领域②”的正式形成，它不是一份独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③”，时务报馆也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以报纸为中心，再加上学校，学会的配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开始初具规模。
而大量如《时务报》一样的论政性报刊出版物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的集中出现，促成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而报刊则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④”。在这个时候，公共舆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报刊争论形成的公共舆论来实现的。信息越是更大量自由的流动，公共舆论空间也就越有可能形成。按照施拉姆的观点，大量自由信息的社会影响在于把人类从愚昧和单方面的操纵下解放出来，而被解放了的人类又会作用于这些信息⑤。在近代中国，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依托报刊，使社会舆论一致，《时务报》就是这种依托。
笔者认为，我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年间，是一个知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时代。相应的，知识人士在这个时代里，也有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⑥。哈贝马斯曾经谈到，欧洲的公共领域，从参与者的身份来说，有一个从贵族代表性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而在中国，则是新型士大夫的公共领域到现代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转变。
以公开的报告为基础，报刊出版独特的“公共性”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报刊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通过公开报道与评论，即将所报道事件置于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之中，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言谈，讨论的话题，这样，就改变了被报道时原有的私密性，使之转而具有公共性质。这一公共性在报道有关政府决策、政治人物活动和政治事件时愈发彰显，它将原属于“肉食者谋之”的政治事务从传统皇权的控驭之下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使原先普通民众无从知晓、无权过问的皇家家事变成了国家大事⑦。
三、报刊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报刊的公共性所发挥的是一种“评判功能”，它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思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实，在大众传媒领域内，公共性已不仅是民办报刊的一种社会功能，而且还转变为其自身的一种属性。
笔者认为，报刊的兴起，为民众联络感情、交流思想、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种稳定、公开的交流方式。当来自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以传媒为纽带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并以言谈、对话的方式谈论这件事时，报刊又成为沟通社会公众和国家权力的公共言论机构。
民办报刊的兴起，对于建立公共领域的外部发展环境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加强公共领域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完善它的系统的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①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三联书店，1998
②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
③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词》
④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
⑤施拉姆：《大众传播学》
⑥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4）
⑦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