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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范当世、郑孝胥、黄遵宪、易顺鼎在传统诗论和一般研究里差异甚大，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早期现代阶段，他们实际上都共同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现代性变局。陈三立之倔强不甘、范当世之遐想出离、郑孝胥之哀挽悼惜、黄遵宪之越界苍茫、易顺鼎之名士髌狂，都是在“古今中西之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心性体验与精神气质。他们以焦灼、绝望、死亡甚至汉奸的不齿名誉为代价，尝试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担当精神的摆渡人，理解和把握早期现代的状况，并且连同精神摆渡的困难、理解和把握的局限也一起呈现出来。这与新文学革命后一意趋于（西方）现代的极端现代、简单现代构成对照，也与今天对极端现代、简单现代的种种反思和批判构成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