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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睢宁县信用评级事件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中与公民利益的三个冲突点，分别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制度伦理的实现方式和由制度衍生特权的不平等观念。文章最后论述了解决这种冲突的具体措施以及对政府德性的分析和预期。
【关键词】 制度创新 利益冲突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政治制度也只有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点，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的职能要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中央文件很快就能在政府界掀起一股学习的热潮，地方政府是向百姓传达党情国意的行政机构，自然要在各自的辖区内集思广益、绞尽脑汁创造新的模式实现国策的上下一致。各地方尝试制度创新的方式众多，如某地强制官员戒烟，与明星不惜手段博上位一样，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吸引着政治界和媒体界的眼球，若这种噱头背后能给公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那么存在是合理的。
制度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连锁组合，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可以及时地被创立或者被废除，但是隐性的政治等因素则已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因此，制度萌芽之初，考证清楚制度的伦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宏观的层面谈制度与利益的关系，只能是言之无物，个案的具体分析，才能理清这种冲突的思路。例如，2010年3月，江苏睢宁县创造了史无前例地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将每个公民的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县委书记高调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3月中旬睢宁把信用记录向媒体公布，除了公民的姓名、单位、和加减分分值及原因外，还醒目地提醒，被公布了优良信息的个人，在各种审查和执照、贷款等申请方面将会被优先考虑，而被公布了不良信息的个人，则要被“从严把关”。在公布的不良信息中，包括恶意拖欠税费、闯红灯、生二胎、欠贷款等。此睢宁政府之举是不值得提倡的。其一，将公权力的手伸向公民的私人领域，这样的政府是可怕的，是不道德的；其二，这样的信用评估系统出台以后，整治民风的作用会有明显改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这种类强制的、外部的手段使公民们就范，政治上的伪暴力是治标不治本的，此类方法并不能长期奏效；其三，将公民以信用指数分等级，与专制社会中以资产、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本质上并无二致。
制度实现的方式有很多，法律的，强制的等等，假如制度是合理的，而采取的方式是不道德的，那么制度运行的最后结果也是与其预期的目标相悖的。江苏省睢宁县信用的评估系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公民的不文明和违规行为，而只是用名誉这种外力来抑制这种行为的产生，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和名誉这个属于人身权范畴的名词挂钩。例如闯红灯，不能凭一个人无心之下违反了交通法规，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品和信用问题。政府需要诚信来完善和巩固其政治的合法性，公民的诚信则社会得以健康顺利运行的保证。睢宁县的信用评估体系，是地方政府诚信体系建设的新的尝试，但是新不一定是合理的，它能够实现最后的政治目标，但是从对人身权的侵害来说，它是政治社会的倒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最后却被制度分级。睢宁县给信用分值较高者颁发“良民证”，这个在伪满洲政府出现的物件，在现代出现稍显荒谬。此时的“良民证”与“荣誉证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当“良民证”成了特权的象征，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
制度的创新怎样才能实现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
首先是扩大公民政治的参与度，多方向多角度实现政治民主，民意得到表达，同时利用便捷的多媒体平台增加政府办公的透明性，真正实现“阳光政府”。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着力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构建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包括三个层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同时，我们要不断丰富民主的形式，健全一系列具体制度，以保障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一般说来，政治参与的主体层次可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少数在人民大众涌现的为公众所认可的政治代表人物对政治的参与；中间层次是具有较高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参与；基础层是普通成人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第二，保持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提高选民的政治素质、增强政治责任感、杜绝拉选票，确保选举的代表性、公正性。
其次，扭转地方的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政绩观，为了指标不惜牺牲公民的合法利益，如强制拆迁，牺牲环境来招商引资，这些现象不绝如缕。这就涉及到政府绩效评的问题，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成了绝对的指标，而忽视了比较重要的“德、能、勤、廉”的指标，甚至还有绿色GDP的指标，有了多方面的制约，这种现象才能有所改善。绩效评估能够广泛、深入地展开，势必会对形而上学政绩观的存在构成打击。同时，绩效评估会对政府职能、权力、责任的明确划分提出要求，这就必然对政府结构的不合理、职能的不明确、用权的不规范造成冲击，从而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内部工作的协调。最后，绩效评估会明确鉴定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工作的优劣，这就必然对浮报虚夸、以偏概全、GDP崇拜等不良行为构成挑战。
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值得鼓励，但是公民的私人利益却不能作为风险的筹码。政府是个有机体，有着自己运作模式和的德行，德行主要体现在“信”和“稳”，“信”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正如“国无诚不强，民无信不立”，稳，是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地方政府的制度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为政府的所谓的专家、智囊所左右，经常变化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参考文献
[1] 佘红玲. 浅议我国诚信行政的制度[J]. 法制与社会，2009（3）.
[2] 隋斌斌. 地方政府创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J]. 党政干部学刊，2009（12）.
作者简介：杨智敏（1989-），女，安徽六安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责任编辑：刘影）
【关键词】 制度创新 利益冲突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政治制度也只有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点，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的职能要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中央文件很快就能在政府界掀起一股学习的热潮，地方政府是向百姓传达党情国意的行政机构，自然要在各自的辖区内集思广益、绞尽脑汁创造新的模式实现国策的上下一致。各地方尝试制度创新的方式众多，如某地强制官员戒烟，与明星不惜手段博上位一样，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吸引着政治界和媒体界的眼球，若这种噱头背后能给公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那么存在是合理的。
制度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连锁组合，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可以及时地被创立或者被废除，但是隐性的政治等因素则已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因此，制度萌芽之初，考证清楚制度的伦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宏观的层面谈制度与利益的关系，只能是言之无物，个案的具体分析，才能理清这种冲突的思路。例如，2010年3月，江苏睢宁县创造了史无前例地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将每个公民的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县委书记高调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3月中旬睢宁把信用记录向媒体公布，除了公民的姓名、单位、和加减分分值及原因外，还醒目地提醒，被公布了优良信息的个人，在各种审查和执照、贷款等申请方面将会被优先考虑，而被公布了不良信息的个人，则要被“从严把关”。在公布的不良信息中，包括恶意拖欠税费、闯红灯、生二胎、欠贷款等。此睢宁政府之举是不值得提倡的。其一，将公权力的手伸向公民的私人领域，这样的政府是可怕的，是不道德的；其二，这样的信用评估系统出台以后，整治民风的作用会有明显改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这种类强制的、外部的手段使公民们就范，政治上的伪暴力是治标不治本的，此类方法并不能长期奏效；其三，将公民以信用指数分等级，与专制社会中以资产、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本质上并无二致。
制度实现的方式有很多，法律的，强制的等等，假如制度是合理的，而采取的方式是不道德的，那么制度运行的最后结果也是与其预期的目标相悖的。江苏省睢宁县信用的评估系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公民的不文明和违规行为，而只是用名誉这种外力来抑制这种行为的产生，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和名誉这个属于人身权范畴的名词挂钩。例如闯红灯，不能凭一个人无心之下违反了交通法规，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品和信用问题。政府需要诚信来完善和巩固其政治的合法性，公民的诚信则社会得以健康顺利运行的保证。睢宁县的信用评估体系，是地方政府诚信体系建设的新的尝试，但是新不一定是合理的，它能够实现最后的政治目标，但是从对人身权的侵害来说，它是政治社会的倒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最后却被制度分级。睢宁县给信用分值较高者颁发“良民证”，这个在伪满洲政府出现的物件，在现代出现稍显荒谬。此时的“良民证”与“荣誉证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当“良民证”成了特权的象征，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
制度的创新怎样才能实现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
首先是扩大公民政治的参与度，多方向多角度实现政治民主，民意得到表达，同时利用便捷的多媒体平台增加政府办公的透明性，真正实现“阳光政府”。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着力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构建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包括三个层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同时，我们要不断丰富民主的形式，健全一系列具体制度，以保障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一般说来，政治参与的主体层次可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少数在人民大众涌现的为公众所认可的政治代表人物对政治的参与；中间层次是具有较高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参与；基础层是普通成人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第二，保持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提高选民的政治素质、增强政治责任感、杜绝拉选票，确保选举的代表性、公正性。
其次，扭转地方的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政绩观，为了指标不惜牺牲公民的合法利益，如强制拆迁，牺牲环境来招商引资，这些现象不绝如缕。这就涉及到政府绩效评的问题，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成了绝对的指标，而忽视了比较重要的“德、能、勤、廉”的指标，甚至还有绿色GDP的指标，有了多方面的制约，这种现象才能有所改善。绩效评估能够广泛、深入地展开，势必会对形而上学政绩观的存在构成打击。同时，绩效评估会对政府职能、权力、责任的明确划分提出要求，这就必然对政府结构的不合理、职能的不明确、用权的不规范造成冲击，从而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内部工作的协调。最后，绩效评估会明确鉴定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工作的优劣，这就必然对浮报虚夸、以偏概全、GDP崇拜等不良行为构成挑战。
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值得鼓励，但是公民的私人利益却不能作为风险的筹码。政府是个有机体，有着自己运作模式和的德行，德行主要体现在“信”和“稳”，“信”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正如“国无诚不强，民无信不立”，稳，是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地方政府的制度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为政府的所谓的专家、智囊所左右，经常变化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参考文献
[1] 佘红玲. 浅议我国诚信行政的制度[J]. 法制与社会，2009（3）.
[2] 隋斌斌. 地方政府创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J]. 党政干部学刊，2009（12）.
作者简介：杨智敏（1989-），女，安徽六安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责任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