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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第二步，荒谬绝伦为新闻史上罕见。在陈伯达一伙弹冠相庆的另一边，是受侮辱受迫害的人们。
1966年5月31日晚，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夺权，于次日(6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煽动“文革”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实际上，5月最后一天的夺权闹剧只是陈伯达在中央机关报打出的第一拳。那天晚上，他夺取了报纸的审稿权，将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两职的吴冷西排斥出人民日报社决策层。但是《人民日报》的原编委会仍然在运转，报社日常业务由第一副总编辑胡绩伟主持。对此，陈伯达不肯善罢甘休。他在窥伺机会，摩拳擦掌，以求再次出手一击，将《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尽数打翻。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而且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来临的，这就是新闻史上荒谬绝伦的“六一一”事件。
四幅约稿画，一场大灾难
说起来，自从发出《五一六通知》。“文革”一把邪火烧将起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地位摇摇欲坠，人民日报社急剧动荡，日常工作受到极大冲击，乱成了一团。编辑部各部门原有存稿有许多不能刊用了，尤其是文艺部，老作家、老作者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投稿，编辑部稿源顿时大成问题。编辑们一要稿件组版，二来也要积极投身“文革”，于是纷纷走出大门，到部队、工厂、农村约稿，若有“工农兵”投稿，当然在优先刊用之列。文艺部美术编辑、著名漫画家方成，于5月下旬向他认识的一位工人业余作者李锦德写了一封约稿信，请他即向《人民日报》投稿。
时年26岁的李锦德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青年工人，酷爱美术。他于1959年进厂当工人，次年受推荐进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美术进修班学习美术，几年下来已经很有创作潜力，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美术作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品，是业余作者们求之不得的事。接到了方成的约稿信，李锦德十分高兴，当即挥笔，一口气画了4幅速写画，还在画面上写明了成画日期——5月27日，马上寄给了方成。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之日，这几幅约稿画也寄到了。李锦德根本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会紧跟着降临到自己头上。
速写画拼到了版面上
6月10日，文艺部编辑为次日见报的副刊排版。组版编辑是一年前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报社的解波。画版时，有一块空白处怎么也安排不妥帖。解波就向比自己年长的女编辑朱宝蓁请教。朱宝蓁果然有经验，一看版面就出主意说，这块空白可以用来刊登一幅画，这样版面就比较丰富了。
一边说着，朱宝蓁到放着“部主任审稿通过”稿样的卷宗里翻了一下，挑出一组速写画，一共4张，作者正是李锦德。按照编辑流程，这些画既由文艺部副主任聂真审稿同意，就是可以刊用的。
根据版面情况，选用了4幅画中的2幅。作者已经拟了题目。一幅画面内容是一群工人围坐，中间放着一块写有毛主席语录的黑板。其中有一人在读报，表现宣传时事方面的内容。题目是《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另一幅画叫做《黑帮分子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
这两幅画放在版面上，解波看上去觉得很合适。她在黑板上画出版样，还做了一个大标题《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版样又经值班副主任聂真看过，在下午交车间排版。
当晚，还是解波当班跑拼版。这天排版时间拖得很长，直到11日凌晨3时左右才下班。解波回到单身宿舍休息。她累了，一觉睡去。
“反革命黑画”事件爆发了
6月11日午饭后，为准备上夜班，解波在宿舍里又睡了一会儿。下午2时左右，突然有人拍打她的房门，大声叫道：不好了，今天的报纸出大错了，发生“反革命事件”了！你怎么还在屋里睡觉?
解波惊醒了，赶紧起来开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天，她的工作相当紧张，生怕出现什么差错。谁知道，越是担心什么，越是发生什么事。没有想到，就是她负责拼版的第六版出了大事。来人告诉她，版面上的两幅画被读者“揭发”，确认为“反动黑画”！
原来，社会上已经有一大群“阶级斗争”之弦绷紧头脑的读者。他们在早晨看到刚刚出版的《人民日报》，就一眼认定副刊上刊登的李锦德的画是“反革命黑画”。
这些人对阶级斗争“见微知著”的本领实在令人惊叹。他们指出。李锦德的画大有文章：《义愤填膺看“黑话”》的画面，一个工人正在展读一张《人民日报》，但是报纸上写清楚的只有“人民日报”四个字，文章内容用一排排虚点来表示，所谓“黑帮分子”的话并没有在画面上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要登出来其实是不可能的)。而在人群中间的黑板上只写了“毛主席语录”字样，具体内容看不清楚(由于字体小，要印清楚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读者在画作中，只会看到标题《义愤填膺看“黑话”》，细看下去却找不到“黑话”，就会联想到“黑话”被登载到《人民日报》上了。按此同理，画中的黑板上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的字既然看不清楚，也可以被推论为这段“语录”就是黑话，这还了得！而另一幅画面上，完整的标题分成两截书写，这明摆着是“腰斩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登载“黑画”影射领袖，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狂风乍起的“文革”搅昏了神经过敏的读者，他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实在太紧太紧，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天的报纸发行不久，编辑部的电话就响成一片，敏感的读者纷纷来电责问以至谩骂说，《人民日报》刊登“黑画”，“罪该万死”。而这时候，报纸早已经发了出去，覆水难收。
从6月11日早上8时开始，就有年轻：工人、学生读者陆续来到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大门口，声讨“黑画”。后来。人群中有人干脆打出了大标语：“强烈控诉人民日报黑帮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把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黑手揪出来”。到午后，人民日报社门外渐成声势，躁动的读者，将报社大门挤得水泄不通。
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闻得此讯，把解波吓得不轻，她赶紧跑上办公大楼四层的文艺部编辑部去找聂真。聂真正神情沮丧地半躺在自己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看到解波进来，慨然长叹一声说：“没有想到，革命革了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原来，聂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被称为“三八式”干部，算得上资格很老的“老新闻”了。
聂真的这句话说得很低沉，解波吓了一跳，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得知报纸“出事”的消息，跟随陈伯达前来的“记者团”的一名成员来到分管的文艺部，看看文艺部主任张潮的动静。此时的张潮早成了惊弓之鸟，他用毛笔写了“多想”两个字，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以时时 警示自己。看到记者进屋，张潮马上站了起来，表示为今天的事情深感不安。
这个记者对张潮说，今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发生在你们文艺部，但根子是在“上面”。
这时，解波已先一步来到张潮的办公室，正向部主任解释昨夜拼版的前前后后。听到这样的话，认为所指的是吴冷西，解波心中大为不平，心直口快地说：“我来到报社不到一年，吴冷西我认都不认识，我的错误和他有什么关系？”
荒唐的批判和追查
但到了这会儿。事态的发展已经容不得张潮、聂真和解波等人“多想”了。“中央工作组”通知，召开全社员工大会，勒令签字付印的值班副总编辑胡绩伟检查。同时采取措施，在北京全市范围内收回已经发出的当天《人民日报》，随即销毁；印刷车间将李锦德两幅画作的竖标题挖除后重印报纸。由于印刷报纸的版型已经通过飞机航班向全国各个印点发出。就打电话通知，务必挖除画作竖标题后再印刷。
这样一来，1966年6月11日在北京印刷的《人民日报》就有了前后两个版本。几十年后，那个“错版”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
铸成“大错”的版样的确是胡绩伟在6月10日深夜或11日凌晨签字付印的。受当时工艺和流程所限，他审阅的大样上有一片空白，是为李锦德画作预留的，夜班初审第一次大样时并不将画作贴上，要等到“最后样”时才把图画拼上。
偏巧的是，5月31日晚陈伯达前来夺权以后，白天连续开会，晚上又要上夜班，几个连轴转下来，胡绩伟有些吃不消了。他想今天下班早一点儿。稍稍睡一会儿。审完了文字样，没有等到画面贴上，他就签字付印了。
按程序检查，如果说“六一一”版面有问题，与几个人有关，但胡绩伟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在全社员工紧急大会上表态说：“希望大家不要责怪文艺部的同志，这次严重的事故我全部承担责任，要坐牢我胡绩伟去坐牢。”
胡绩伟接着检查说，自己的工作粗枝大叶，平时对编辑思想工作做得不够，业务上要求不严，以致铸成这次大错，给党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愿意接受任何党的纪律处分。他还给当天的事故上纲上线说，《人民日报》出错，不是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报社的运动必须搞好，工作也必须搞好。
工作组认定，《人民日报》“六一一”刊载两幅“黑画”为“反革命事件”的理由有三条。一是画面上有22个]：人开批判会，却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中间，这不是批判领袖语录吗?二是画作原稿上的标语为红色，可是印在报纸上成了黑色的，这就把红色标语说成了“黑话”(至于以当时的印刷条件来说，还不能套色将标语印成红色，就不去管它了)。三是画作中把一幅标语分为上下两截，是故意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拦腰砍断。
对“事件”的追查和处理也由工作组负责，处理结论是，签字付印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为第一责任人，立即检查，“靠边站”。编辑朱蓁出主意用“黑画”是第二责任人，拼版编辑解波为第三责任人，责令写出检查。文艺部副主任聂真也难逃其责，一并作出检查。
“黑画”事件的恶果
对已掌控人民日报社大权的工作组来说，严厉追查“六一一”事件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抓住这个“事件”可以说明报社高层领导有严重问题，证明这个地方果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当晚的全社紧急大会上唐平铸宣布：今天报纸版面上发生了“一个反革命事件”，工作组决定，立即停止胡绩伟的工作，令其作出深刻检查，然后组织批斗。
在唐平铸讲话后，胡绩伟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他说，第一，大家围着“毛主席语录牌”开批判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能说是在批毛主席语录。第二，目前报社印刷厂没有套红设备，一切红色的字和画，经照相制版后印出来都是黑色的。再说，报上常把毛主席的话排成黑体字，是为了重视，引人注意，怎么能说是把毛主席的话印成黑话呢?第三，报上印出来的是作者的原画，从创作来说，作者把口号写得很大，一行写不下就写成两行，是为了突出口号，不能说就是什么“腰斩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哪里肯听胡绩伟的辩解，坚持要他写出“深刻检查”。
此刻真是被逼急了，胡绩伟涌现出了一些“黑色幽默”。他顺着工作组的意思，在6月11日深夜(或12日凌晨)写出了检查，第一段写道：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对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分子长期不认识，甚至为吴冷西的错误辩护，妄图保护他过关，堕落成为顽固的保皇派。特别是在我主持报纸的几天中，报上连续出错，6月11日报上出现反革命图画，在中央党报上公开刊登辱骂毛主席的画，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我犯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不过，胡绩伟在检查书中又写道：“尽管我的错误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我确实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这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很有些“讽刺和幽默”的意味了。这份检查写得很长，交给收阅者自己去判读。
对“六一一反革命黑画”事件的起因也要追查。追查者顺藤摸瓜。找到了“黑画”作者李锦德，当晚就对他隔离审查。随后成立专案组，重点追查“幕后黑手”。辱骂拷打，查无结果之后，索性挖“黑根子”，把李锦德的家庭出身从工人改为“地主”，然后把他打成“反革命”管制劳动，还将他的老母亲遣返东北农村。荒谬绝伦，无以复加!
苦难与李锦德紧紧相伴了十年。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得到平反。后来，李锦德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兵器知识》杂志的编辑、副主编。他勤奋创作，圆了自己的美术梦。
经过“六一一”事件，《人民日报》编委领导层被打散了。胡绩伟从领导层中消失，唐平铸短暂地当上了《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吴冷西被宣布停职反省，陈浚和王泽民随后“靠边站”，副总编辑王揖也不再办公。原《人民日报》编委会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陈伯达“夺权”才算落到了实处，也为后人认识“文革”的荒谬留下了一份绝好的教材。
1966年5月31日晚，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夺权，于次日(6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煽动“文革”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实际上，5月最后一天的夺权闹剧只是陈伯达在中央机关报打出的第一拳。那天晚上，他夺取了报纸的审稿权，将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两职的吴冷西排斥出人民日报社决策层。但是《人民日报》的原编委会仍然在运转，报社日常业务由第一副总编辑胡绩伟主持。对此，陈伯达不肯善罢甘休。他在窥伺机会，摩拳擦掌，以求再次出手一击，将《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尽数打翻。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而且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来临的，这就是新闻史上荒谬绝伦的“六一一”事件。
四幅约稿画，一场大灾难
说起来，自从发出《五一六通知》。“文革”一把邪火烧将起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地位摇摇欲坠，人民日报社急剧动荡，日常工作受到极大冲击，乱成了一团。编辑部各部门原有存稿有许多不能刊用了，尤其是文艺部，老作家、老作者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投稿，编辑部稿源顿时大成问题。编辑们一要稿件组版，二来也要积极投身“文革”，于是纷纷走出大门，到部队、工厂、农村约稿，若有“工农兵”投稿，当然在优先刊用之列。文艺部美术编辑、著名漫画家方成，于5月下旬向他认识的一位工人业余作者李锦德写了一封约稿信，请他即向《人民日报》投稿。
时年26岁的李锦德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青年工人，酷爱美术。他于1959年进厂当工人，次年受推荐进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美术进修班学习美术，几年下来已经很有创作潜力，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美术作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品，是业余作者们求之不得的事。接到了方成的约稿信，李锦德十分高兴，当即挥笔，一口气画了4幅速写画，还在画面上写明了成画日期——5月27日，马上寄给了方成。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之日，这几幅约稿画也寄到了。李锦德根本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会紧跟着降临到自己头上。
速写画拼到了版面上
6月10日，文艺部编辑为次日见报的副刊排版。组版编辑是一年前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报社的解波。画版时，有一块空白处怎么也安排不妥帖。解波就向比自己年长的女编辑朱宝蓁请教。朱宝蓁果然有经验，一看版面就出主意说，这块空白可以用来刊登一幅画，这样版面就比较丰富了。
一边说着，朱宝蓁到放着“部主任审稿通过”稿样的卷宗里翻了一下，挑出一组速写画，一共4张，作者正是李锦德。按照编辑流程，这些画既由文艺部副主任聂真审稿同意，就是可以刊用的。
根据版面情况，选用了4幅画中的2幅。作者已经拟了题目。一幅画面内容是一群工人围坐，中间放着一块写有毛主席语录的黑板。其中有一人在读报，表现宣传时事方面的内容。题目是《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另一幅画叫做《黑帮分子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
这两幅画放在版面上，解波看上去觉得很合适。她在黑板上画出版样，还做了一个大标题《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版样又经值班副主任聂真看过，在下午交车间排版。
当晚，还是解波当班跑拼版。这天排版时间拖得很长，直到11日凌晨3时左右才下班。解波回到单身宿舍休息。她累了，一觉睡去。
“反革命黑画”事件爆发了
6月11日午饭后，为准备上夜班，解波在宿舍里又睡了一会儿。下午2时左右，突然有人拍打她的房门，大声叫道：不好了，今天的报纸出大错了，发生“反革命事件”了！你怎么还在屋里睡觉?
解波惊醒了，赶紧起来开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天，她的工作相当紧张，生怕出现什么差错。谁知道，越是担心什么，越是发生什么事。没有想到，就是她负责拼版的第六版出了大事。来人告诉她，版面上的两幅画被读者“揭发”，确认为“反动黑画”！
原来，社会上已经有一大群“阶级斗争”之弦绷紧头脑的读者。他们在早晨看到刚刚出版的《人民日报》，就一眼认定副刊上刊登的李锦德的画是“反革命黑画”。
这些人对阶级斗争“见微知著”的本领实在令人惊叹。他们指出。李锦德的画大有文章：《义愤填膺看“黑话”》的画面，一个工人正在展读一张《人民日报》，但是报纸上写清楚的只有“人民日报”四个字，文章内容用一排排虚点来表示，所谓“黑帮分子”的话并没有在画面上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要登出来其实是不可能的)。而在人群中间的黑板上只写了“毛主席语录”字样，具体内容看不清楚(由于字体小，要印清楚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读者在画作中，只会看到标题《义愤填膺看“黑话”》，细看下去却找不到“黑话”，就会联想到“黑话”被登载到《人民日报》上了。按此同理，画中的黑板上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的字既然看不清楚，也可以被推论为这段“语录”就是黑话，这还了得！而另一幅画面上，完整的标题分成两截书写，这明摆着是“腰斩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登载“黑画”影射领袖，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狂风乍起的“文革”搅昏了神经过敏的读者，他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实在太紧太紧，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天的报纸发行不久，编辑部的电话就响成一片，敏感的读者纷纷来电责问以至谩骂说，《人民日报》刊登“黑画”，“罪该万死”。而这时候，报纸早已经发了出去，覆水难收。
从6月11日早上8时开始，就有年轻：工人、学生读者陆续来到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大门口，声讨“黑画”。后来。人群中有人干脆打出了大标语：“强烈控诉人民日报黑帮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把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黑手揪出来”。到午后，人民日报社门外渐成声势，躁动的读者，将报社大门挤得水泄不通。
老革命成了“反革命”
闻得此讯，把解波吓得不轻，她赶紧跑上办公大楼四层的文艺部编辑部去找聂真。聂真正神情沮丧地半躺在自己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看到解波进来，慨然长叹一声说：“没有想到，革命革了几十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原来，聂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被称为“三八式”干部，算得上资格很老的“老新闻”了。
聂真的这句话说得很低沉，解波吓了一跳，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得知报纸“出事”的消息，跟随陈伯达前来的“记者团”的一名成员来到分管的文艺部，看看文艺部主任张潮的动静。此时的张潮早成了惊弓之鸟，他用毛笔写了“多想”两个字，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以时时 警示自己。看到记者进屋，张潮马上站了起来，表示为今天的事情深感不安。
这个记者对张潮说，今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发生在你们文艺部，但根子是在“上面”。
这时，解波已先一步来到张潮的办公室，正向部主任解释昨夜拼版的前前后后。听到这样的话，认为所指的是吴冷西，解波心中大为不平，心直口快地说：“我来到报社不到一年，吴冷西我认都不认识，我的错误和他有什么关系？”
荒唐的批判和追查
但到了这会儿。事态的发展已经容不得张潮、聂真和解波等人“多想”了。“中央工作组”通知，召开全社员工大会，勒令签字付印的值班副总编辑胡绩伟检查。同时采取措施，在北京全市范围内收回已经发出的当天《人民日报》，随即销毁；印刷车间将李锦德两幅画作的竖标题挖除后重印报纸。由于印刷报纸的版型已经通过飞机航班向全国各个印点发出。就打电话通知，务必挖除画作竖标题后再印刷。
这样一来，1966年6月11日在北京印刷的《人民日报》就有了前后两个版本。几十年后，那个“错版”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
铸成“大错”的版样的确是胡绩伟在6月10日深夜或11日凌晨签字付印的。受当时工艺和流程所限，他审阅的大样上有一片空白，是为李锦德画作预留的，夜班初审第一次大样时并不将画作贴上，要等到“最后样”时才把图画拼上。
偏巧的是，5月31日晚陈伯达前来夺权以后，白天连续开会，晚上又要上夜班，几个连轴转下来，胡绩伟有些吃不消了。他想今天下班早一点儿。稍稍睡一会儿。审完了文字样，没有等到画面贴上，他就签字付印了。
按程序检查，如果说“六一一”版面有问题，与几个人有关，但胡绩伟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在全社员工紧急大会上表态说：“希望大家不要责怪文艺部的同志，这次严重的事故我全部承担责任，要坐牢我胡绩伟去坐牢。”
胡绩伟接着检查说，自己的工作粗枝大叶，平时对编辑思想工作做得不够，业务上要求不严，以致铸成这次大错，给党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愿意接受任何党的纪律处分。他还给当天的事故上纲上线说，《人民日报》出错，不是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报社的运动必须搞好，工作也必须搞好。
工作组认定，《人民日报》“六一一”刊载两幅“黑画”为“反革命事件”的理由有三条。一是画面上有22个]：人开批判会，却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中间，这不是批判领袖语录吗?二是画作原稿上的标语为红色，可是印在报纸上成了黑色的，这就把红色标语说成了“黑话”(至于以当时的印刷条件来说，还不能套色将标语印成红色，就不去管它了)。三是画作中把一幅标语分为上下两截，是故意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拦腰砍断。
对“事件”的追查和处理也由工作组负责，处理结论是，签字付印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为第一责任人，立即检查，“靠边站”。编辑朱蓁出主意用“黑画”是第二责任人，拼版编辑解波为第三责任人，责令写出检查。文艺部副主任聂真也难逃其责，一并作出检查。
“黑画”事件的恶果
对已掌控人民日报社大权的工作组来说，严厉追查“六一一”事件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抓住这个“事件”可以说明报社高层领导有严重问题，证明这个地方果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当晚的全社紧急大会上唐平铸宣布：今天报纸版面上发生了“一个反革命事件”，工作组决定，立即停止胡绩伟的工作，令其作出深刻检查，然后组织批斗。
在唐平铸讲话后，胡绩伟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他说，第一，大家围着“毛主席语录牌”开批判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能说是在批毛主席语录。第二，目前报社印刷厂没有套红设备，一切红色的字和画，经照相制版后印出来都是黑色的。再说，报上常把毛主席的话排成黑体字，是为了重视，引人注意，怎么能说是把毛主席的话印成黑话呢?第三，报上印出来的是作者的原画，从创作来说，作者把口号写得很大，一行写不下就写成两行，是为了突出口号，不能说就是什么“腰斩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哪里肯听胡绩伟的辩解，坚持要他写出“深刻检查”。
此刻真是被逼急了，胡绩伟涌现出了一些“黑色幽默”。他顺着工作组的意思，在6月11日深夜(或12日凌晨)写出了检查，第一段写道：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对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分子长期不认识，甚至为吴冷西的错误辩护，妄图保护他过关，堕落成为顽固的保皇派。特别是在我主持报纸的几天中，报上连续出错，6月11日报上出现反革命图画，在中央党报上公开刊登辱骂毛主席的画，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我犯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不过，胡绩伟在检查书中又写道：“尽管我的错误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我确实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这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很有些“讽刺和幽默”的意味了。这份检查写得很长，交给收阅者自己去判读。
对“六一一反革命黑画”事件的起因也要追查。追查者顺藤摸瓜。找到了“黑画”作者李锦德，当晚就对他隔离审查。随后成立专案组，重点追查“幕后黑手”。辱骂拷打，查无结果之后，索性挖“黑根子”，把李锦德的家庭出身从工人改为“地主”，然后把他打成“反革命”管制劳动，还将他的老母亲遣返东北农村。荒谬绝伦，无以复加!
苦难与李锦德紧紧相伴了十年。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得到平反。后来，李锦德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兵器知识》杂志的编辑、副主编。他勤奋创作，圆了自己的美术梦。
经过“六一一”事件，《人民日报》编委领导层被打散了。胡绩伟从领导层中消失，唐平铸短暂地当上了《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吴冷西被宣布停职反省，陈浚和王泽民随后“靠边站”，副总编辑王揖也不再办公。原《人民日报》编委会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陈伯达“夺权”才算落到了实处，也为后人认识“文革”的荒谬留下了一份绝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