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2月23日，一个中国人在广州写信给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十分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甚至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也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近乎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
　　中国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国？要知道，1842年的美国绝非今日之美国，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美国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美国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被视为理想的选择。
　　伍秉鉴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为同孚行），另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不是由自己掌控。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块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纱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块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块银元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的一切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块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但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古稀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国。对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摘自《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