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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事，有资于治道。梳理过去10年的创新案例，深入地方创新的机理进行观察，无疑能给地方政府和改革者们带来诸多启迪。
2014年，东海之滨小城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平稳的走到了第10个年头。巧合的是，《决策》杂志的地方公共决策评选也始于2005年，在本刊关注到的数百个地方创新案例中，温岭是少有的从未间断的长青样本，10年来一直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系统。
同样是2005年，河北邯郸公布全国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市长的权力被严格限定在93项。所不同的是，邯郸未能像温岭那样制度化的可持续演进，只是昙花一现。
地方创新制度化与否、可持续与否的背后支撑究竟是什么？过去10年的地方创新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和区域特征？鉴往事，有资于治道。梳理过去10年的创新案例，深入地方创新的机理进行观察，无疑能给地方政府和改革者们带来诸多启迪。
“靶点”形成怎样一条曲线
纵观这10年的地方政府创新，创新“靶点”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为呈现这种变化曲线，本刊记者选取了这10年榜单中的115个有效样本进行了梳理。这些样本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别，其中行政改革类和政治改革类分别以46个、30个位列前两名，此两类改革细分领域也最为丰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改革在伯仲之间，分别有16个和15个，“三农”类改革最少，仅有8个上榜。
在细分领域中，行政改革中的流程优化和简政放权类改革上榜数量最多，有10个。政治改革范畴中的基层民主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社互动类改革均有9个上榜，并列第二。同有6个上榜并列第三的是预算改革和财产申报、规范政府行为和依法行政类，两者分属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范畴。
民主选举类创新2005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随后逐年下降，创新重点也退回到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预算改革等风险较小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民主选举类创新也最为丰富，村委会“海选”、“两票制”选举村书记、“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乡长候选人直选、县级党代表直选、乡镇人大代表直选等。探索最多的当属乡镇党政领导产生方式的改革，并出现了一些突破性变革。
过去10年里，每年都有上榜且年度分布、区域分布最均匀的是行政改革类创新，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创新重点也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流程再造等浅层次改革转向依法行政、政府绩效和简政放权。
2008年之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开始遍地开花，数量仅次于行政改革类创新，成为创新最密集的两个领域。
继2005年基层民主之后的第二个创新高潮出现在2011年，《决策》也将是年称为“社会出壳年”。该年十大地方创新中有6个属于社会管理类创新，而且区域分布极为均衡，6个创新分属6个省份。
与基层民主试验高潮更多源自底层自发突破“禁区”不同，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直接来自高层的推动。是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频见于中国政治话语，顶层设计使得社会管理创新获得极大的势能，这也解释了为何2011年之后的社会管理创新遍布东、中、西部。
中央编译局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处处长丁开杰分析认为，创新的阶段性与改革的机会窗口有很大关系，2005年前后的公推直选是某些地方和官员抓住了机会窗口，而现在改革创新更多来自公众需求的压力。同时，改革也从机會窗口过渡到了平台期，公共服务就是一个大平台，而且公共服务创新无风险，属于“加分型”改革，各层级、各部门都可以从中找到创新的点，所以近年来该领域创新最为密集。
“10年前基层社会还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基层民主无非是举举手、说说话，但现在有利可图的村居、社区又受到家族和各种势力的影响，急于搞选举的是想在集体资产和利益中分一杯羹，由此出现了很多贿选。无利可图的地方却没人愿意出来选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认为这样的“基层民主”往上推已经意义不大，就暂时搁置了。
从近期来看，行政改革类和公共服务类将继续成为政府创新的热点，而从中长期来看，政治改革将不得不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使命。
115个样本中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创新都只有1个上榜，分别是2007年重庆试行立法回避制度和2014年上海的司法改革，排名末尾。地方立法和司法改革尚任重道远。
阶段性变化还不足以立体呈现地方创新机理，各区域创新特点背后的东西更值得探究。
地域图景中的“主力军”
省级行政区中，浙江、广东以18个样本位居榜首，看似不相上下，各自的18个样本却大有分析价值。梳理发现，两省不相上下仅仅在行政改革领域，分别有8个和7个上榜，然而在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这一“上”一“下”之间，两省却有了明显的分野。
在政治改革领域，浙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走在了最前列，以6个样本位居榜首，而且这些创新覆盖了政治改革的各个方向。椒江模式指向党内民主，嵊州村治试水基层民主，乐清探路人大监督，杭州则实实在在的践行了民主决策，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温岭长达15年的创新是制度化、系统化改革的长青样本。
而广东则在社会组织成长和政社互动方面独树一帜，以7个样本一骑绝尘。市场经济孵育了有参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公民，倒逼政府治理改弦更张，从珠海到深圳、从中山到佛山，社会组织蓬勃发育，政社亦形成良性互动，广东一步步迈入公民社会。
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高端”创新的两翼，浙粤两省的上榜表现某种程度上反应一个共同点，民营经济和草根活力永远是推动可持续、制度化创新的最大动力，同时也是最大保障。
而以12个样本位列第二的江苏则仅仅在行政改革领域有些许亮点，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都乏善可陈。这与江苏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关系，强政府下难以成长出有倒逼能力的市场经济和草根社会。
四川和湖北均以7个上榜位列第三，所不同的是，四川在政治改革方面胜出，湖北则更多在行政改革领域。
2014年，东海之滨小城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平稳的走到了第10个年头。巧合的是，《决策》杂志的地方公共决策评选也始于2005年，在本刊关注到的数百个地方创新案例中，温岭是少有的从未间断的长青样本，10年来一直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系统。
同样是2005年，河北邯郸公布全国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市长的权力被严格限定在93项。所不同的是，邯郸未能像温岭那样制度化的可持续演进，只是昙花一现。
地方创新制度化与否、可持续与否的背后支撑究竟是什么？过去10年的地方创新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和区域特征？鉴往事，有资于治道。梳理过去10年的创新案例，深入地方创新的机理进行观察，无疑能给地方政府和改革者们带来诸多启迪。
“靶点”形成怎样一条曲线
纵观这10年的地方政府创新，创新“靶点”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为呈现这种变化曲线，本刊记者选取了这10年榜单中的115个有效样本进行了梳理。这些样本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别，其中行政改革类和政治改革类分别以46个、30个位列前两名，此两类改革细分领域也最为丰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改革在伯仲之间，分别有16个和15个，“三农”类改革最少，仅有8个上榜。
在细分领域中，行政改革中的流程优化和简政放权类改革上榜数量最多，有10个。政治改革范畴中的基层民主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社互动类改革均有9个上榜，并列第二。同有6个上榜并列第三的是预算改革和财产申报、规范政府行为和依法行政类，两者分属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范畴。
民主选举类创新2005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随后逐年下降，创新重点也退回到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预算改革等风险较小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民主选举类创新也最为丰富，村委会“海选”、“两票制”选举村书记、“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乡长候选人直选、县级党代表直选、乡镇人大代表直选等。探索最多的当属乡镇党政领导产生方式的改革，并出现了一些突破性变革。
过去10年里，每年都有上榜且年度分布、区域分布最均匀的是行政改革类创新，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创新重点也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流程再造等浅层次改革转向依法行政、政府绩效和简政放权。
2008年之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开始遍地开花，数量仅次于行政改革类创新，成为创新最密集的两个领域。
继2005年基层民主之后的第二个创新高潮出现在2011年，《决策》也将是年称为“社会出壳年”。该年十大地方创新中有6个属于社会管理类创新，而且区域分布极为均衡，6个创新分属6个省份。
与基层民主试验高潮更多源自底层自发突破“禁区”不同，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直接来自高层的推动。是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频见于中国政治话语，顶层设计使得社会管理创新获得极大的势能，这也解释了为何2011年之后的社会管理创新遍布东、中、西部。
中央编译局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处处长丁开杰分析认为，创新的阶段性与改革的机会窗口有很大关系，2005年前后的公推直选是某些地方和官员抓住了机会窗口，而现在改革创新更多来自公众需求的压力。同时，改革也从机會窗口过渡到了平台期，公共服务就是一个大平台，而且公共服务创新无风险，属于“加分型”改革，各层级、各部门都可以从中找到创新的点，所以近年来该领域创新最为密集。
“10年前基层社会还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基层民主无非是举举手、说说话，但现在有利可图的村居、社区又受到家族和各种势力的影响，急于搞选举的是想在集体资产和利益中分一杯羹，由此出现了很多贿选。无利可图的地方却没人愿意出来选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认为这样的“基层民主”往上推已经意义不大，就暂时搁置了。
从近期来看，行政改革类和公共服务类将继续成为政府创新的热点，而从中长期来看，政治改革将不得不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使命。
115个样本中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创新都只有1个上榜，分别是2007年重庆试行立法回避制度和2014年上海的司法改革，排名末尾。地方立法和司法改革尚任重道远。
阶段性变化还不足以立体呈现地方创新机理，各区域创新特点背后的东西更值得探究。
地域图景中的“主力军”
省级行政区中，浙江、广东以18个样本位居榜首，看似不相上下，各自的18个样本却大有分析价值。梳理发现，两省不相上下仅仅在行政改革领域，分别有8个和7个上榜，然而在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这一“上”一“下”之间，两省却有了明显的分野。
在政治改革领域，浙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走在了最前列，以6个样本位居榜首，而且这些创新覆盖了政治改革的各个方向。椒江模式指向党内民主，嵊州村治试水基层民主，乐清探路人大监督，杭州则实实在在的践行了民主决策，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温岭长达15年的创新是制度化、系统化改革的长青样本。
而广东则在社会组织成长和政社互动方面独树一帜，以7个样本一骑绝尘。市场经济孵育了有参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公民，倒逼政府治理改弦更张，从珠海到深圳、从中山到佛山，社会组织蓬勃发育，政社亦形成良性互动，广东一步步迈入公民社会。
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高端”创新的两翼，浙粤两省的上榜表现某种程度上反应一个共同点，民营经济和草根活力永远是推动可持续、制度化创新的最大动力，同时也是最大保障。
而以12个样本位列第二的江苏则仅仅在行政改革领域有些许亮点，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都乏善可陈。这与江苏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关系，强政府下难以成长出有倒逼能力的市场经济和草根社会。
四川和湖北均以7个上榜位列第三，所不同的是，四川在政治改革方面胜出，湖北则更多在行政改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