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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鲁迅还认为“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亦即中国知识者缺乏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批判精神。重世俗、讲功利,个体倾向于群体的心理习惯已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文化潜意识里。从《战国策》《世说新语》就已开始了对于人情世故的透彻而练达的描写。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颁布的《天朝四亩制度》仍是循着轻个体重群体的思路。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新式学堂多是开设自然科学或者说实用知识课程,留日、欧学生也极少学习人文科学,象鲁迅那样的“弃医从文”者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