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为了探索新思潮，寻求救国济世的道路，以周恩来、邓颖超等为代表的爱国进步青年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成立后，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求“自觉”“自决”为宗旨。
　　关于觉悟社的存在时间，有不同说法，比较常见的有“只有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或“共存在一年多时间”等。从相关资料来看，1922年2月22日天津《益世报》驳斥了觉悟社1921年就消亡的观点。报道指出：“有人说，他们星散内地的觉悟社员，已因事务百忙，不克兼理社务;但在法国的如周恩来、张若名、赵光宸等社员，照样还开他们讨论会呢。”1923年4月30日晚，邓颖超等在津觉悟社社员在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时，编成了《觉悟社社歌》，并于次日活动上演唱。此外，在《女星》《妇女日报》《益世报》等报刊上时有觉悟社的报道，直到1924年8月20日《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刊》第三期之后，有关觉悟社的记载才不再见诸史料。因此，觉悟社实际到1924年下半年才逐渐停止了活动，存在了5年多时间。

晚期觉悟社的组织特点

　　以1920年11月社员星散为界标，觉悟社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在晚期阶段，覺悟社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逐渐发生了人员分化，形成了新的特点。

1.社员星散各地，人员发展停滞

　　1920年8月，觉悟社在召开年会时，只有谌志笃、薛撼岳、郑季清、周之廉、邓颖超、刘清扬、李震瀛、谌小岑、潘世纶、马骏、李锡锦、郭隆真、胡维宪、周恩来14名社员参加。当时赵光宸、管易文已去法国勤工俭学，李毅韬在南京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张若名回原籍省亲生病，吴瑞燕不在天津，张嗣婧等于脱离了组织。到1920年11月，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又赴法勤工俭学，潘世纶赴美国留学，国内的社员分散在北京、天津、上海、合肥、郑州、贵阳等地。1923年，邓颖超、李毅韬到达仁女校任教，同谌小岑一起创办《觉邮》，在天津恢复觉悟社。在晚期觉悟社的史料中，主要是社员试图在原有社员的基础上恢复觉悟社，重塑社员间的联系、加强交流，强调和注重原有旧社员，而并未提出发展新社员的方案。《觉邮》的记载中刊登了大量有关周恩来、薛撼岳、邓颖超、谌小岑、李毅韬等人的书信往来和文章，社员信息和近况，欧美留学的社员通讯地址等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到，社员间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李毅韬、潘世纶、谌小岑等人较活跃，张嗣婧此时已被封建家庭迫害致死，有些社员已少有消息。总之，此时觉悟社虽然开始恢复，但社员毕竟已经星散，人员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新社员不再加入，并出现逐渐分离和减少现象。

2.组织和社务管理废弛

　　由于社员星散，原本社团的组织结构瓦解，社员们各自为政，在欧洲的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忙于党、团筹建活动，张若名后期逐渐退出党团活动专于学术研究;国内的李震瀛投身于工人运动，邓颖超、谌小岑、李毅韬等忙于妇女运动。社员们天各一方，主要以书信交流，没有了过去那种集中讨论事务、研究探讨学术问题、组织演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讨论会。觉悟社更多的是在核心社员的推动下，以觉悟社的名义在运作，实质性的、核心的社团组织和活动已经废弛了。

3.形成双轮并行的松散结构

　　由于社员星散和社务管理荒废，晚期觉悟社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新的组织模式。由于觉悟社社员在欧洲和天津比较集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逐渐成为国内外比较有号召力的社员。刘嘉狻在《回忆〈新民意报〉》中说：“约在1922年冬，在法国和德国留学的觉悟社社员，以油印形式出版了社员间的通信和社员们讨论的问题，以及在国内外搜集到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消息，将小册子命名为《觉邮》，由周恩来主编。”1923年1月，在国内的邓颖超、谌小岑、李毅韬等觉悟社社员决议仿照国外社员的做法在天津开办《觉邮》通讯刊物，将社员彼此往来的信件选择着在上面发表，并取公开的态度，欢迎非社员批评在信中讨论的各项问题。4月5日，《觉邮》终于以《新民意报》副刊的形式在天津创刊。随后《觉邮》成为晚期觉悟社的社刊，并逐渐成为觉悟社社员进行思想交流的平台和联系社员的主要纽带。社员们也积极围绕《觉邮》和觉悟社核心成员形成了在欧洲以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等为核心，在天津以邓颖超、谌小岑、李毅韬等为核心的双轮并行结构。但此时的组织结构是十分松散的，主要是天津的社员在积极继续以觉悟社名义开展零星的社会活动，而欧洲社员主要忙于党团的建设等各自的活动。

晚期觉悟社在天津的主要活动

　　晚期觉悟社在欧洲部分人员的情况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知之甚少，在天津，邓颖超等以《觉邮》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活动。

1.出版《觉邮》进行思想交流和宣传活动

　　由于社员星散中国南北各地及欧洲，在天津的邓颖超、李毅韬、谌小岑，及津外的薛撼岳、郑季清，都有想用一种办法连贯全体社员精神的同感。于是他们决议创办《觉邮》。
　　在1923年6月5日出版的《女星》第5期（上）《已与本刊交换的各种刊物》列表中，记载有“十五、觉邮天津觉悟社”字样，可见《觉邮》已公认为觉悟社晚期的社刊。晚期觉悟社社员联系的纽带主要是社员间的书信往来和《觉邮》的出版。《觉邮》一共出版了10期，可见的有8期，第一、二期主要登载国内外社员的通信。其中周恩来《德法问题与革命》《欧洲的“赤”况》《伍的誓词》等几封信是我们研究他成为一名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文献。第三、四期主要报道觉悟社在津社员举行“五一茶话会”的详尽情况。第五期起增加了时事评论。第七期开始变成一个公开的刊物。第八期主要刊载纪念列宁的文章。晚期觉悟社十分注重宣传出版工作和以刊物、书信为载体的社员间的思想交流与宣传活动。

2.推动女权运动

　　1923年4月上旬，觉悟社为被封建婚姻和家庭摧残致死的社员张嗣婧举行了追悼会。这次追悼会由邓颖超、李毅韬、谌小岑会同天津女权运动同盟发起。邓颖超等人在会上以觉悟社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这篇宣言由邓颖超执笔，情词激切，笔锋犀利，是一篇声讨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檄文，又是对那些痛苦呻吟于旧制度重压之下的妇女谋求解放的号召书。社员们还赠了挽词，6月6日出版的《女星》第5期（下）《挽词（录要）》中，刊有“（乙）觉悟社：家庭制度不推翻，妇女焉能解放？社会阶级须打破，我等才得自由”。这次活动的开展具有深远影响，是觉悟社开展的一次重要女权运动。
　　为了推进女权运动，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还另成立了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和创办女星成人妇女补习学校。讨论和宣传妇女问题与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帮助和支援妇女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刘清扬回国后，社员们又于1924年1月创办了《妇女日报》，讨论家庭问题、妇女教育和婚姻问题，开展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女星社和《妇女日报》的工作并非以觉悟社名义开展，但觉悟社的社员作为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觉悟社的宗旨和理想，是推动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的积极尝试。

3.举办“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

　　19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邓颖超、李毅韬、谌小岑邀请女师、高工、北洋、法政、达仁女校，及新民意报社的20多个青年人举行了一次小型纪念会，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创举。会前，社员们做了充分准备，并于4月30日晚在邓颖超的提议下，编写《觉悟社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纪念会由邓颖超主持，首先由她介绍了这次纪念会的意义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并提出这次聚会的目的：一是希望沉寂的天津社会里，也能够接受世界潮流的新声浪，为纪念劳动节的工人加一种勇气和努力;二是希望以后常常有类如这样的聚会，从多数到少数同志们的许多聚会里，能够生出许多新的事业来。邓颖超在讲完后，邀请了九位参会者发言，他们对天津社会的黑暗情况了揭露，并提出了改革这种情况的措施。最后由谌小岑作了《我们的希望》的总结发言，分析了天津社会的主要现实问题和特殊情况，提出了两个运动的方向，号召青年从事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组织被压迫、被奴役而生活最艰苦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旧社会制度谋求新生。李毅韬随后补充发言，并倡导“将天津所有不甘受恶社会待遇而欲创新生活的青年们联络起来，组织一青年互助社，拿这个团体作为大本营，所有社员都是跑在前线上的先锋队。哪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由我们这个团体去尽力援助”。

　　这次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功，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它不仅是社员们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一次重大尝试，同时也是对青年进行的一次思想上的引导，不仅是一次纪念工人节日的盛会，也是团结青年推进他们加入社会变革的宣传。

4.其他零星社会活动

　　觉悟社除组织以上活动外，还零星参加了一些其他社会活动。但由于资料记载比较琐碎、简单，现简要介绍如下：
　　参加了天津列宁追悼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国内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2月26日，觉悟社等14个团体发起筹备列宁追悼会。
　　积极参加各界援助北洋大学学生运动。1924年初，由于北洋大学学生掀起革新运动，学生代表被开除，激起学生罢课风潮。校方于3月15日派武装巡警进行镇压，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各界纷纷一致声援北洋大学的学生运动。经过激烈的斗争，“北洋大学生困守北京教育部六日，因王正等出来调停，先撤退校警，冯熙云亦于暑假辞职，学生全体于昨日早乘车回津。”觉悟社与学生联合会、青年社、女星社等20余团体，代表30余人，手持“欢迎北洋大学同学回校并祝胜利！”“庆祝北洋同学奋斗成功！”等旗帜欢迎学生归来。

　　参加天津国耻日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1924年5月7日“为日本强迫我国承认二十一条的奇耻大辱纪念日。天津市民于事前即筹备数星期，议决于是日在南开操场举行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觉悟社等共计80余团体，2万余人参加了活动。
　　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天津分会重要发起成员。1924年春，为争取签订中苏协定，北京各界人民开展反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多个团体代表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大会，胡鄂公为大会主席。天津各团体纷纷联合组织天津分会，8月9日“已由天津青年社、青年同志会、觉悟社、女星社……各团体联合组织天津分会”。
　　1949年，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说：“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做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到反动国民党的阵营中去了，但是有的人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到现在。”正如邓颖超所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转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实践、推求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投入革命洪流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的优秀分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天津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