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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越，当代知名教育家、“百岁大学校长”，1958-1970年、1978-1982年两度任“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副校长。他心系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积极参与暨南大学的重建、复校工作，协助陶铸校长主持校务，还参与筹办暨南大学医学院，关心侨校教学科研与学生德育工作，为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与复校作出重要贡献，在百年暨南史乃至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键词：王越；暨南大学；华侨高等教育
王越（1903-2011），广东省兴宁县人，当代知名教育家、“百岁大学校长”，其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于清末，求学于民国时期，师从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并形成一生的教育理想，受教于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在战火纷飞中锤炼了气魄和胆识，在文革的阴霾中仍寄情教育史研究[1]，曾于1958-1970年、1978-1982年兩度出任“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副校长，为教育事业奋斗近80载。2018年是暨南大学①老校长王越诞辰115周年，也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60周年、复校40周年。作为一名广受赞誉的教育家，王越可谓“一树满桃李，两度履暨南”，为暨南大学1958年重建与1978年复校作出了特殊贡献，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在华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奉献了毕生心血。学界对陶铸、廖承志与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王越在推动华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几乎未有涉猎，仅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见诸报刊，个别学术论文从某一角度对王越进行专题研究，如彭梅蕾发表于《高教探索》（2011年第4期）的《百岁教育家王越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探讨了王越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诠释了王越作为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本文依据暨南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暨南大学校史及与王越相关的回忆录、传记、访谈等资料，着重阐述王越对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的两度恢复、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一、苦心擘划：参与“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重建
以传承中华文化薪火为己任的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间国立华侨大学。1949年8月，囿于师资缺乏、经费紧缺、生源日减等多重困境，暨南大学并入复旦、交大等高校。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侨生纷纷回国求学。为了满足海外侨生考升中国高等学校的迫切愿望，广东省政协等部门提出在地处沿海的侨乡广东筹办一所华侨大学。由于暨南大学历届学生多系海外归国侨生，毕业生在南洋各地为数众多，与海外华侨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有着光荣历史，因此在广东筹办这间大学决定沿用“暨南大学”的名称。[2]1958年秋，在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及省政协的共同倡议下，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
根据广东省政协第25次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原华侨大学筹备委员会）于1957年9月12日成立。[3]1958年9月24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宣布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结束。随后，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成立。建校委员会共有38名委员，由内地及港澳地区热心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相关部门负责人构成，广州市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陈序经等13人任副主任委员。是年，王越从中山大学教务长调任暨南大学第一副校长。次年11月，上级批准陶铸正式兼任暨大校长。[4]
暨南大学重建初期面临诸多困难。重建后的暨南大学是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但当时该校移交给暨大的校舍只有约35000平方米[5]，远远不能满足办学需要。兴建校舍、扩建校园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关怀、支持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热心赞助下，暨大根据发展规划，有条不紊地分批兴建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幼儿园、饭堂。王越作为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积极参与暨南大学筹建工作，兴建暨南大学校舍，筹措暨南大学办学经费，改善暨南大学校园环境。暨南大学的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至“文革”前，暨南大学业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招收和培养了大批华侨青年，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建设人才。“这里有中央的支持，有华侨、港澳人士的赞助，有陶铸的领导，但是在学校现场总其成者是王越、梁奇达，他俩一政一党、一文一武、一宽一严、一缓一急，是在知识结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等方面可以互补的理想搭档。”[6]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昌高度肯定王越对于重建暨大的重要贡献。
（一）参与筹备新设专业
1958年9月8日，在暨南大学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人员有：陶铸、梁奇达、王越等17人。大会主要讨论了开学前的有关筹备工作。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学校筹备办公室主任梁奇达向大会通报了学校基建、招生、科系基本情况。王越在会上就暨南大学的专业发展方向发表重要意见，提出设立财经系、纺织系，以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7]此次会议还根据陶铸同志的意见，成立了新系专业筹备组，由王越、梁奇达、史丹三位副校长分工负责，并由有关单位协助开展筹备工作。[8]至重建后的1960年秋，暨南大学就已成为一所颇具盛名的文理综合大学，包含中文、历史、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7大系及11个专业，另设预科。[9]
（二）谋划学校基建用地
因学校用地面积较为紧缺，为了暨南大学的长远发展，陶铸每两周抽空来校，与王越共商学校发展大计。当时学校附近有大片农田，王越在陶铸的支持下，致函广州市市长朱光，提出村民每交一亩地就可让两人进暨大当工人。暨南大学校舍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并于1958年9月如期开学。[10]“扩建后，暨南大学的校舍南从黄埔大道，北至南大路，东起工业区转运铁路，西到石牌村，占地面积共三十七万平方公尺。”[11]
（三）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在1958年3月20日广东省教育厅上报国家教育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暨南大学的办学经费，政府负担三分之一，华侨投资公司负担三分之一，学生学费解决三分之一。[12]为了筹措办学经费，王越和其他校领导积极吸纳华侨捐款。1959年4月21日，王越致函梁奇达（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代理书记），详细说明华侨捐款的相关进展。[13]广大华侨、归国侨眷和港澳同胞热心参与祖国教育发展，积极捐资助学，仅1958年，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捐款共计200余万元。[14]其中，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捐资100万元兴建暨南大学教学大楼，成为当时广东省最大的教学大楼，解决了师生上课的实际问题。 （四）积极美化校园环境
1959年10月，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和其他校领导身先士卒，挑泥挖土，参加劳动，带领师生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几个月的时间挖出垂柳依依、风光旖旎的明湖和南湖。[15]至今，明湖和南湖仍是暨南大学最美的校园风景。梁奇达曾经写诗描绘当时的情景：“建校挖湖号令响，豪情似火三千丈。雨淋日晒等闲事，练就红心铁翅膀。”[16]经过全面建设，造型别致的学生食堂“蒙古包”、高耸入云的教学楼等建筑亦相继落成。[17]
二、躬身笃行：协助陶铸主持暨南大学校务
王越在暨南大学重建时期，协助陶铸校长就办学方针、办学宗旨、专业设置、科研工作、师资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并身体力行解决办学过程中的诸多难题。
（一）參与学校重要会议，保证学校正常运作
根据暨南大学档案馆的馆藏资料，王越自担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校长以来，多次参与校务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9月到1960年9月期间，王越主持或参与学校校务会议19次，讨论决定学校各项重要事务。现将王越参与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校务会议分述如下。
1959年10月27日，王越主持召开了各系主任会议[18]，讨论决定科系设置、师资安排、学校基建、实验设备使用等诸多问题。为了实现教育、生产、科学三结合，会议成立了专门检查小组，以便总结经验，介绍推广，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此次会议客观上推动了学校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
1960年11月24日，梁奇达主持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通过了未来教学工作的相关安排。王越在会上指出：“要善于总结外语和数学教材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及时更新外语和数学教材，同时保证科研仪器设备的投入使用……”[19]在王越等校领导的大力倡导下，学校将教材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要求各门课程都应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精神，结合实际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积极采用全国统编教材，未有统编教材的课程，则选用合适教材作为过渡，并组织力量抓紧编写自有教材；同时将教学仪器设备视为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逐步完善教学仪器设备。至1966年上半年，全校教学仪器设备总量达4732件，引进了水晶摄谱仪等一大批贵重仪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学科研的需求。[20]
1961年9月3日，王越主持召开了校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结校务会自1961年1月成立以后取得的成绩并对未来工作进行部署。王越主要通报了校务会各项工作成绩，要求全校师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深入到一线和农村基层锻炼。[21]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于1961年1月，系学校行政领导的权利机构，其职责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学校党委的有关决议，全面领导学校教学、科研、后勤和行政管理工作，每年召开4到7次会议，讨论学校工作计划、长远规划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重大问题。[22]
1963年4月24日，陈序经召开专门会议，王越等人参加，讨论决定1963年师资规划工作的总体安排。4月27日，校务委员会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各系系主任、总支部书记和各教研室主任，王越传达了省师资培养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讨论并通过师资规划工作第一阶段的相关安排。4月29日，全校教师大会召开，王越再次传达省座谈会会议精神，向全校师生作了检查总结和制定规划的总动员。[23]5月中旬起，全校转入了检查总结阶段。在此期间，王越通过重点带动、逐步展开的方式，深入一线教研室，亲自参加物化、植物、语言等教研室的会议，帮助他们总结经验。[24]正是在王越等校领导的主持下，1963年5月29日，暨南大学发布了影响深远的《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从对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具体要求、未来发展目标、具体措施、考核制度、教师进修计划等方面对暨南大学的师资培养进行了全面规划，并提出了在十年内逐步将暨南大学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科系完善的重点大学的宏伟目标。此后，该计划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指导着暨南大学的师资培养工作。
（二）稳定教学秩序，培育浓郁学风
暨大重建时期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而王越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一位教育家的敏锐眼光和独特视野，指出学校“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举凡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基本建设都应为教学服务”[25]。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昌曾如此评价：“这些话今天听来普普通通，理应如此，但在当时要冒很大风险的，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具有这样的胆识。”[26]1980年，在全国思想解放、百花争鸣的学术环境下，王越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总结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该文中，他详细阐述了对“教育应以教学为中心”的观点，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仍不断触发学界积极思考教育本质。
在治校、治学生涯中，王越一直都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办学理念贯穿始终。在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期间，他倾力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风气。暨大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专家赫迪（Prof.AleeHardie）指导学生论文时，将其中一名学生论文成绩评定为“A”。然而，系主任将该生的成绩改评为“B”。赫迪教授听闻此事，一怒之下向王越递交辞呈。王越了解情况后，耐心劝解，平息了争端。再则，历史系专家朱杰勤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系总支书记随堂听讲之后，认为朱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便召集学生批评朱教授的观点。朱教授对此颇为不满，向王越诉苦。王越随即找总支书记谈话，指出历史问题应允许有不同见解。在王越的关心支持下，各科教职员工都能够安心工作，发挥所长，指导学生，培育人才。[27]
（三）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素质
一所学校能否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关键在于人才队伍。暨南大学重建初期，只有88名教师，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8人，讲师7人，助教66人，讲师以上教师只占38%。为了迅速壮大师资队伍，1963年5月，学校校务委员会下设师资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包括王越、聂菊荪、史丹、黄焕秋、何欢等5人，由王越任组长。王越任师资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期间，抓紧开展师资培训工作，通过外出进修、以老带新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地提升教师素质，并运用自身影响力给外出进修的青年教师安排名师指导。 王越指出：“由于我校创办不久，青年教师较多，如何把大批青年教师迅速培养起来，以应教学上的急需，是我校现阶段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校党委和学校行政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除千方百计派到校外进修外，大多数青年教师都在老教师的带领下留在校内培养，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实践，边工作，边进修，边提高。他们多能依靠老教师的帮助，自策自励，认真钻研。一些已经开课的青年教师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老教师的好评。一批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队伍，正在迅速成长。”[28]经过王越和其他校领导的共同努力，师资队伍得到迅速壮大。截止1963年，共有教师458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23人，讲师83人，教员101人，讲师以上教师占27.5%。[29]
学校一方面加强培养师资，一方面注重提高教学质量。新任教师在正式登上讲台之前均须经过公开试讲阶段，由教研室集体听课，独立评分。王越公务繁忙，却仍然坚持深入课堂听课，参与教研室课评工作。他在悉心听课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青年教师既有批评又有鞭策。教师们也由开始的情绪紧张、举措失常到后来的主动邀请、恳求指点，而他则从听课、课评中增加了对教师业务水平的了解，也有利于对教学工作的领导。[30]
（四）关心爱护学生，重视学术交流
对学生充满爱心，是教育家王越从教八十余年高尚师德的突出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暨大4名学生到农场参加劳动不幸落水身亡。王越得知此事，非常痛心。他告诫教工：我们要对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在重建暨大的艰苦年代，为了教育从小娇生惯养的部分侨生，王越一方面给他们讲清劳动对人类进化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方面以身作则，和他们一起挖泥挑土、参加劳动。王越吃苦耐劳、诚恳待人的品质深深感动了广大侨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锻炼，这批侨生逐步成长为社会认可的合格人才。[31]王越还非常注重加强高校之间的学习与交流。他曾写信给在北京学习的梁奇达，建议选派一些优秀学生代表赴北大交流学习[32]，在交流中学习，在碰撞中成长。他的这种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老骥伏枥：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的再度复校
1970年，暨南大学因“文革”停办。“文革”结束后，中央制定了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方针，恢复暨南大学被提上议事议程。[33]1978年，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该年3月23日，成立复办暨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广东省副省长、暨大原校长杨康华兼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越等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方大力支持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暨南大学于当年秋季顺利恢复招生办学。杨康华续任校长，梁奇达、王越、罗戈东任副校长。是时，王越已是75岁高龄。他曾经说过：“暨大就像是我的孩子，从它呱呱落地到学会走路，我有责任把它抚养成人，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34]
经过“文革”浩劫，暨南大学原有校舍被第一军医大学接管，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所剩无几，且中央要求暨大当年复办、当年招生，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繁重，复办的艰辛不言而喻。尽管如此，王越老骥伏枥、呕心沥血，为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重生而四处奔波。
（一）参与筹建暨南大学医学院
为充分考虑海外和港澳地区的现实需要，在廖承志的倡议下，暨南大学医学系（后改为医学院）筹备小组于1978年成立。[35]考虑到王越与很多知名专家学者交情甚笃，廖承志请王越负责邀请罗潜、邝公道、朱师晦等专家（原是其在中山大学工作时的老同事）前来暨南大学医学院工作。王越非常重视医学院的筹备工作，曾在1978年召开的历次行政办公会议上布置医学院的筹备事宜。1978年4月17日，暨南大学召开行政办公会议，王越在会上再次强调：“医学院的建立需要中山大学的支持，像当年暨南大学重建时中山大学对我校的支援一样。”[36]经过各方努力，暨南大学医学院不仅得到了中山大学的师资支持，华西医科大学以及其他院系的众多专家学者，如李辰、任邦哲、吕培昆、郁知非、张爱诚、李楚杰等纷纷加盟暨大医学院，增强了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实力。[37]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当时国内其他高校医学院多为五年制，如第一军医大学、中山大学医学院等高校，而国际通例为六年制，因医学院学生以海外为主，当时王越颇有远见地提出医学院应实行六年制，与国际接轨，为他们以后的职业规划奠定良好基础，赢得了医学院海外校友的广泛赞誉。多年来，暨大医学院培养了大量医务人才，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关心教学科研工作
1978年10月25日，王越主持召开暨南大学传达贯彻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精神会议。王越在会上指出：“要在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生产力，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必然是要随之变化，哲学社会科学要为‘四化’服务……一是每项研究都要尽可能减少重复劳动问题，二是每项研究都要有独到见解，三是要扫除思想障碍，克服心有余悸。”同时，他还在会上讲到：“要全面安排，突出重点。什么是重点？凡是国家需要的、能促进‘四化’的；学科发展需要的；符合学校发展方向的（如东南亚问题）；编写教材，新闻、经济的一些课程等，可以算重点。”[38]他在会上生动精彩的演说为当时暨南大学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教师扫清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1日，暨南大学董事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王越向董事会汇报了暨南大学两年来的工作情况，提出成立“暨南大学董事会教育与科学发展基金会”的设想，并具体介绍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与作用。王越的汇报使在场的全体董事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时时刻刻把暨南大学放在心中，为办好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39]该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暨南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王越等人的领导以及全体科研、教学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至1980年12月，暨南大学教学科研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文、理、医科取得多项成果，其中21项列入中央和省部级重点项目。文科项目83项，其中46项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有关部门计划，已在报刊或各种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论文160多篇，完成专著8部，译著6本，教材22种，还有11项科研成果在广东省高教系统受到物质奖励。理医科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有27項，有14篇科研成果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一批应用研究项目的成果已投入使用，其中“黄疸的电脑辅助诊断”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到国外专家的重视。[40] 王越从教多年，始终没有脱离科研工作。他认为：一个担任学校领导的学者应该挤出时间，联系实际，从事理论研究，要探讨教育理论、研究教学规律、搞些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领师生办好大学。王越说到做到。据统计，1949年前，他撰写了《人格测量》《教学原理》两部专著，发表过多篇有关心理和教育方面的论文；1949年后，他又与人合编并出版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发表了《墨翟新考》《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等30多篇论文，用英文编纂了《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暨大复办后，王越又带领研究人员，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离休后，他仍继续关心该书编撰工作。[41]
（三）礼贤下士，敦聘名师
暨南大学复办时，一些骨干教师不愿意回来，有的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余怨未消，有的是单位挽留情面难却，有的是关系紧张矛盾未解。而这批教师恰是办好暨大的重要力量。为了请他们回来，王越不顾年老体弱、四处奔走，积极动员他们继续为暨大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曾有学者言：“被王越礼贤下士精神感动得浑身冒汗，不回来对不起他老人家。”王越不顾天气炎热赶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家，请他帮忙劝导两位老师重回暨大工作。吴宏聪曾深有感触地说：“这种精神太伟大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刘备三顾茅庐感动得诸葛亮为西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2]可以说，他的“礼贤下士”，深深感动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一定程度上抚平了那场“运动”留下的心灵伤痕。在王越等人的努力下，一时间暨大人才济济、名师汇聚，如水产专家熊大仁、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经济学家蔡馥生、历史学家陈乐素、药理学家罗潜等。[43]至1980年12月，暨南大学共有教师775人，其中正副教授89人，讲师480人，讲师以上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2.97%[44]，初步建立了一批适应教学和科研需要的师资队伍。
此外，王越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作用。他指出：要發挥教师的作用，首先在于教师要做到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如果每个教师都能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抵制歪风、树立正气、积极工作、无私奉献，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大有希望。王越还指出：老、中、青三结合，是充分发挥教师作用的有效办法。每个系都要有几个思想好、造诣高、过得硬的学术带头人，要让他们带领中、青年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后继有人，我们的大学才能办出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45]
（四）重视学生德育工作
1982年2月，王越退居二线，担任暨南大学顾问和学校咨询委员会②主任。王越退居二线后，除了反复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搞好科研、加强外语教学以及提高暨大声誉以外，对德育倾注了不少心血。
1986年到1987年间，北京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出现学潮。王越凭借其政治敏感性，觉察到此次学潮如控制不好，恐引发不良影响。1987年春，王越在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协的支持下，组织10位政协委员，由他任组长，深入高校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校党政领导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他陆续前往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四所高校，分别与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和学生座谈，共同分析情况，商议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王越分析当时的思想动态后指出：“一个学校明确培养什么人很重要，一定要培养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过去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不够。”[46]他还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议：切实把思想工作与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做到教书又育人；开辟第二课堂，让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增长知识提高觉悟；加强学生的民主管理，让其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来。最后他着重指出，一所高校，学风校风问题很重要，但首先是党风要搞好；政工队伍素质要提高，政工人员生活要改善，职称评定政策要贯彻调整等等。当时暨大学校领导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对十位高龄政协委员不辞辛劳深入学校视察非常感动。是年，他们撰写的报告在《全国政协报》发表，引起了教育界广泛关注。
1987年3月，王越在其主持的学校咨询委员会上强调：“要把对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这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至关重要。”[47]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他提出“政治工作要细水长流，政治课要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他说：“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90年5月的一次咨询会议上，谈到北京政治风波时，他非常痛心地强调：学生稳定是重点，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议学校邀请海外爱国学者和校友回校做报告，现身说法，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
四、余论
在中国，或许没有哪所大学像暨南大学那样，历经五次播迁、三落三起的世纪沉浮。暨南大学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以1958年在广州重建、1978年复办为其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作为第一副校长的知名教育家王越，对这所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2006年，暨南大学举办百年校庆，授予时年103岁的王越终身成就奖，其卓越功勋在暨南人心中树起一座伟大的丰碑。时任暨大校长胡军这样评价：暨大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从广州开始的，王越作为当时的第一副校长，贡献很大。[48]可以告慰王越的是，如今的暨南大学业已进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暨南大学百年发展史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王越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万千暨南人与广大海外侨胞的心中，在百年暨南史乃至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史上烙下深深印记。
注释：
①暨南大学前身为暨南学堂，历经五次播迁、三落三起的世纪沉浮，创办于1906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办，1917年在教育部的批准下恢复办学，1949年暂时停办。1958年，在陶铸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得以重建。“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78年，暨南大学再度复校。至今，暨南大学已经悄然走过了112个年头，因多年坚持招收华侨华人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素有“华侨最高学府”美誉。 ②学校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4月，由有经验的老干部和专家、教授以及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中年教师组成，作为校长的“智囊团”。咨询委员会议每学期召开一次，就办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校长提供咨询。咨询委员会由王越担任主任，曾昭科、李辰担任副主任，共有委员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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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复办的经过：1958[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1）：86.
[13]与上级和领导的来往信件：1959[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0）：19.
[14]广东省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建议广州筹一间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的报告及筹备委员名单，1958-3[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9）：3.
[16]张德昌.常有四海心——梁奇达纪念文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364.
[17][26][43][48]李少凤.王越：一树满桃李，两度履暨南[N].梅州日报，2015-05-20（13）.
[18]行政会议记录：1959-10[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80）：23.
[19][21]行政会议记录：1960[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32）：1.
[23][29]“关于制定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工作进行情况的汇报等”：1963-6[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9）：3.
[24]关于进行培养提高师资工作的检查总结的通知：1963-3[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9）：11.
[25]林旭娜.教人求真，胸怀博大[N].南方日报，2013-05-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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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45]杨珍妮，陈志贤.把光和热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N].暨南大学报，1993年，第151期.
[32]与上级和领导的来往信件：1959[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0）：19.
[35]夏泉，钱广福.试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的兴办[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11）：98-102.
[36]行政会议记录：1978-4[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8-DQ11-16）：37.
[38]贯彻文科科研规划会议记录：1978-1[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8-DQ11-18）：2.
[39]健人.董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N].暨南大学报，1980-11-05 （8）.
[40][44]暨南大学复办两年工作情况报告：1980-12[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8-DQ11-10）：3.
（责任编辑 刘第红）
关键词：王越；暨南大学；华侨高等教育
王越（1903-2011），广东省兴宁县人，当代知名教育家、“百岁大学校长”，其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于清末，求学于民国时期，师从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并形成一生的教育理想，受教于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在战火纷飞中锤炼了气魄和胆识，在文革的阴霾中仍寄情教育史研究[1]，曾于1958-1970年、1978-1982年兩度出任“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副校长，为教育事业奋斗近80载。2018年是暨南大学①老校长王越诞辰115周年，也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60周年、复校40周年。作为一名广受赞誉的教育家，王越可谓“一树满桃李，两度履暨南”，为暨南大学1958年重建与1978年复校作出了特殊贡献，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在华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奉献了毕生心血。学界对陶铸、廖承志与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王越在推动华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几乎未有涉猎，仅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见诸报刊，个别学术论文从某一角度对王越进行专题研究，如彭梅蕾发表于《高教探索》（2011年第4期）的《百岁教育家王越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探讨了王越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诠释了王越作为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本文依据暨南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暨南大学校史及与王越相关的回忆录、传记、访谈等资料，着重阐述王越对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的两度恢复、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一、苦心擘划：参与“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重建
以传承中华文化薪火为己任的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间国立华侨大学。1949年8月，囿于师资缺乏、经费紧缺、生源日减等多重困境，暨南大学并入复旦、交大等高校。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侨生纷纷回国求学。为了满足海外侨生考升中国高等学校的迫切愿望，广东省政协等部门提出在地处沿海的侨乡广东筹办一所华侨大学。由于暨南大学历届学生多系海外归国侨生，毕业生在南洋各地为数众多，与海外华侨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有着光荣历史，因此在广东筹办这间大学决定沿用“暨南大学”的名称。[2]1958年秋，在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及省政协的共同倡议下，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
根据广东省政协第25次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原华侨大学筹备委员会）于1957年9月12日成立。[3]1958年9月24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宣布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结束。随后，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成立。建校委员会共有38名委员，由内地及港澳地区热心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相关部门负责人构成，广州市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陈序经等13人任副主任委员。是年，王越从中山大学教务长调任暨南大学第一副校长。次年11月，上级批准陶铸正式兼任暨大校长。[4]
暨南大学重建初期面临诸多困难。重建后的暨南大学是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但当时该校移交给暨大的校舍只有约35000平方米[5]，远远不能满足办学需要。兴建校舍、扩建校园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关怀、支持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热心赞助下，暨大根据发展规划，有条不紊地分批兴建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幼儿园、饭堂。王越作为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积极参与暨南大学筹建工作，兴建暨南大学校舍，筹措暨南大学办学经费，改善暨南大学校园环境。暨南大学的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至“文革”前，暨南大学业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招收和培养了大批华侨青年，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建设人才。“这里有中央的支持，有华侨、港澳人士的赞助，有陶铸的领导，但是在学校现场总其成者是王越、梁奇达，他俩一政一党、一文一武、一宽一严、一缓一急，是在知识结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等方面可以互补的理想搭档。”[6]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昌高度肯定王越对于重建暨大的重要贡献。
（一）参与筹备新设专业
1958年9月8日，在暨南大学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人员有：陶铸、梁奇达、王越等17人。大会主要讨论了开学前的有关筹备工作。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学校筹备办公室主任梁奇达向大会通报了学校基建、招生、科系基本情况。王越在会上就暨南大学的专业发展方向发表重要意见，提出设立财经系、纺织系，以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7]此次会议还根据陶铸同志的意见，成立了新系专业筹备组，由王越、梁奇达、史丹三位副校长分工负责，并由有关单位协助开展筹备工作。[8]至重建后的1960年秋，暨南大学就已成为一所颇具盛名的文理综合大学，包含中文、历史、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7大系及11个专业，另设预科。[9]
（二）谋划学校基建用地
因学校用地面积较为紧缺，为了暨南大学的长远发展，陶铸每两周抽空来校，与王越共商学校发展大计。当时学校附近有大片农田，王越在陶铸的支持下，致函广州市市长朱光，提出村民每交一亩地就可让两人进暨大当工人。暨南大学校舍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并于1958年9月如期开学。[10]“扩建后，暨南大学的校舍南从黄埔大道，北至南大路，东起工业区转运铁路，西到石牌村，占地面积共三十七万平方公尺。”[11]
（三）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在1958年3月20日广东省教育厅上报国家教育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暨南大学的办学经费，政府负担三分之一，华侨投资公司负担三分之一，学生学费解决三分之一。[12]为了筹措办学经费，王越和其他校领导积极吸纳华侨捐款。1959年4月21日，王越致函梁奇达（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代理书记），详细说明华侨捐款的相关进展。[13]广大华侨、归国侨眷和港澳同胞热心参与祖国教育发展，积极捐资助学，仅1958年，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捐款共计200余万元。[14]其中，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捐资100万元兴建暨南大学教学大楼，成为当时广东省最大的教学大楼，解决了师生上课的实际问题。 （四）积极美化校园环境
1959年10月，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和其他校领导身先士卒，挑泥挖土，参加劳动，带领师生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几个月的时间挖出垂柳依依、风光旖旎的明湖和南湖。[15]至今，明湖和南湖仍是暨南大学最美的校园风景。梁奇达曾经写诗描绘当时的情景：“建校挖湖号令响，豪情似火三千丈。雨淋日晒等闲事，练就红心铁翅膀。”[16]经过全面建设，造型别致的学生食堂“蒙古包”、高耸入云的教学楼等建筑亦相继落成。[17]
二、躬身笃行：协助陶铸主持暨南大学校务
王越在暨南大学重建时期，协助陶铸校长就办学方针、办学宗旨、专业设置、科研工作、师资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并身体力行解决办学过程中的诸多难题。
（一）參与学校重要会议，保证学校正常运作
根据暨南大学档案馆的馆藏资料，王越自担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校长以来，多次参与校务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9月到1960年9月期间，王越主持或参与学校校务会议19次，讨论决定学校各项重要事务。现将王越参与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校务会议分述如下。
1959年10月27日，王越主持召开了各系主任会议[18]，讨论决定科系设置、师资安排、学校基建、实验设备使用等诸多问题。为了实现教育、生产、科学三结合，会议成立了专门检查小组，以便总结经验，介绍推广，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此次会议客观上推动了学校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
1960年11月24日，梁奇达主持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通过了未来教学工作的相关安排。王越在会上指出：“要善于总结外语和数学教材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及时更新外语和数学教材，同时保证科研仪器设备的投入使用……”[19]在王越等校领导的大力倡导下，学校将教材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要求各门课程都应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精神，结合实际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积极采用全国统编教材，未有统编教材的课程，则选用合适教材作为过渡，并组织力量抓紧编写自有教材；同时将教学仪器设备视为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逐步完善教学仪器设备。至1966年上半年，全校教学仪器设备总量达4732件，引进了水晶摄谱仪等一大批贵重仪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学科研的需求。[20]
1961年9月3日，王越主持召开了校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结校务会自1961年1月成立以后取得的成绩并对未来工作进行部署。王越主要通报了校务会各项工作成绩，要求全校师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深入到一线和农村基层锻炼。[21]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于1961年1月，系学校行政领导的权利机构，其职责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学校党委的有关决议，全面领导学校教学、科研、后勤和行政管理工作，每年召开4到7次会议，讨论学校工作计划、长远规划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重大问题。[22]
1963年4月24日，陈序经召开专门会议，王越等人参加，讨论决定1963年师资规划工作的总体安排。4月27日，校务委员会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各系系主任、总支部书记和各教研室主任，王越传达了省师资培养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讨论并通过师资规划工作第一阶段的相关安排。4月29日，全校教师大会召开，王越再次传达省座谈会会议精神，向全校师生作了检查总结和制定规划的总动员。[23]5月中旬起，全校转入了检查总结阶段。在此期间，王越通过重点带动、逐步展开的方式，深入一线教研室，亲自参加物化、植物、语言等教研室的会议，帮助他们总结经验。[24]正是在王越等校领导的主持下，1963年5月29日，暨南大学发布了影响深远的《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从对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具体要求、未来发展目标、具体措施、考核制度、教师进修计划等方面对暨南大学的师资培养进行了全面规划，并提出了在十年内逐步将暨南大学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科系完善的重点大学的宏伟目标。此后，该计划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指导着暨南大学的师资培养工作。
（二）稳定教学秩序，培育浓郁学风
暨大重建时期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而王越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一位教育家的敏锐眼光和独特视野，指出学校“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举凡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基本建设都应为教学服务”[25]。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昌曾如此评价：“这些话今天听来普普通通，理应如此，但在当时要冒很大风险的，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具有这样的胆识。”[26]1980年，在全国思想解放、百花争鸣的学术环境下，王越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总结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该文中，他详细阐述了对“教育应以教学为中心”的观点，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仍不断触发学界积极思考教育本质。
在治校、治学生涯中，王越一直都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办学理念贯穿始终。在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期间，他倾力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风气。暨大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专家赫迪（Prof.AleeHardie）指导学生论文时，将其中一名学生论文成绩评定为“A”。然而，系主任将该生的成绩改评为“B”。赫迪教授听闻此事，一怒之下向王越递交辞呈。王越了解情况后，耐心劝解，平息了争端。再则，历史系专家朱杰勤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系总支书记随堂听讲之后，认为朱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便召集学生批评朱教授的观点。朱教授对此颇为不满，向王越诉苦。王越随即找总支书记谈话，指出历史问题应允许有不同见解。在王越的关心支持下，各科教职员工都能够安心工作，发挥所长，指导学生，培育人才。[27]
（三）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素质
一所学校能否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关键在于人才队伍。暨南大学重建初期，只有88名教师，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8人，讲师7人，助教66人，讲师以上教师只占38%。为了迅速壮大师资队伍，1963年5月，学校校务委员会下设师资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包括王越、聂菊荪、史丹、黄焕秋、何欢等5人，由王越任组长。王越任师资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期间，抓紧开展师资培训工作，通过外出进修、以老带新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地提升教师素质，并运用自身影响力给外出进修的青年教师安排名师指导。 王越指出：“由于我校创办不久，青年教师较多，如何把大批青年教师迅速培养起来，以应教学上的急需，是我校现阶段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校党委和学校行政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除千方百计派到校外进修外，大多数青年教师都在老教师的带领下留在校内培养，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实践，边工作，边进修，边提高。他们多能依靠老教师的帮助，自策自励，认真钻研。一些已经开课的青年教师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老教师的好评。一批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队伍，正在迅速成长。”[28]经过王越和其他校领导的共同努力，师资队伍得到迅速壮大。截止1963年，共有教师458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23人，讲师83人，教员101人，讲师以上教师占27.5%。[29]
学校一方面加强培养师资，一方面注重提高教学质量。新任教师在正式登上讲台之前均须经过公开试讲阶段，由教研室集体听课，独立评分。王越公务繁忙，却仍然坚持深入课堂听课，参与教研室课评工作。他在悉心听课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青年教师既有批评又有鞭策。教师们也由开始的情绪紧张、举措失常到后来的主动邀请、恳求指点，而他则从听课、课评中增加了对教师业务水平的了解，也有利于对教学工作的领导。[30]
（四）关心爱护学生，重视学术交流
对学生充满爱心，是教育家王越从教八十余年高尚师德的突出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暨大4名学生到农场参加劳动不幸落水身亡。王越得知此事，非常痛心。他告诫教工：我们要对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在重建暨大的艰苦年代，为了教育从小娇生惯养的部分侨生，王越一方面给他们讲清劳动对人类进化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方面以身作则，和他们一起挖泥挑土、参加劳动。王越吃苦耐劳、诚恳待人的品质深深感动了广大侨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锻炼，这批侨生逐步成长为社会认可的合格人才。[31]王越还非常注重加强高校之间的学习与交流。他曾写信给在北京学习的梁奇达，建议选派一些优秀学生代表赴北大交流学习[32]，在交流中学习，在碰撞中成长。他的这种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老骥伏枥：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的再度复校
1970年，暨南大学因“文革”停办。“文革”结束后，中央制定了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方针，恢复暨南大学被提上议事议程。[33]1978年，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该年3月23日，成立复办暨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广东省副省长、暨大原校长杨康华兼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越等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方大力支持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暨南大学于当年秋季顺利恢复招生办学。杨康华续任校长，梁奇达、王越、罗戈东任副校长。是时，王越已是75岁高龄。他曾经说过：“暨大就像是我的孩子，从它呱呱落地到学会走路，我有责任把它抚养成人，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34]
经过“文革”浩劫，暨南大学原有校舍被第一军医大学接管，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所剩无几，且中央要求暨大当年复办、当年招生，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繁重，复办的艰辛不言而喻。尽管如此，王越老骥伏枥、呕心沥血，为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重生而四处奔波。
（一）参与筹建暨南大学医学院
为充分考虑海外和港澳地区的现实需要，在廖承志的倡议下，暨南大学医学系（后改为医学院）筹备小组于1978年成立。[35]考虑到王越与很多知名专家学者交情甚笃，廖承志请王越负责邀请罗潜、邝公道、朱师晦等专家（原是其在中山大学工作时的老同事）前来暨南大学医学院工作。王越非常重视医学院的筹备工作，曾在1978年召开的历次行政办公会议上布置医学院的筹备事宜。1978年4月17日，暨南大学召开行政办公会议，王越在会上再次强调：“医学院的建立需要中山大学的支持，像当年暨南大学重建时中山大学对我校的支援一样。”[36]经过各方努力，暨南大学医学院不仅得到了中山大学的师资支持，华西医科大学以及其他院系的众多专家学者，如李辰、任邦哲、吕培昆、郁知非、张爱诚、李楚杰等纷纷加盟暨大医学院，增强了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实力。[37]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当时国内其他高校医学院多为五年制，如第一军医大学、中山大学医学院等高校，而国际通例为六年制，因医学院学生以海外为主，当时王越颇有远见地提出医学院应实行六年制，与国际接轨，为他们以后的职业规划奠定良好基础，赢得了医学院海外校友的广泛赞誉。多年来，暨大医学院培养了大量医务人才，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关心教学科研工作
1978年10月25日，王越主持召开暨南大学传达贯彻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精神会议。王越在会上指出：“要在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生产力，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必然是要随之变化，哲学社会科学要为‘四化’服务……一是每项研究都要尽可能减少重复劳动问题，二是每项研究都要有独到见解，三是要扫除思想障碍，克服心有余悸。”同时，他还在会上讲到：“要全面安排，突出重点。什么是重点？凡是国家需要的、能促进‘四化’的；学科发展需要的；符合学校发展方向的（如东南亚问题）；编写教材，新闻、经济的一些课程等，可以算重点。”[38]他在会上生动精彩的演说为当时暨南大学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教师扫清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1日，暨南大学董事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王越向董事会汇报了暨南大学两年来的工作情况，提出成立“暨南大学董事会教育与科学发展基金会”的设想，并具体介绍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与作用。王越的汇报使在场的全体董事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时时刻刻把暨南大学放在心中，为办好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39]该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暨南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王越等人的领导以及全体科研、教学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至1980年12月，暨南大学教学科研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文、理、医科取得多项成果，其中21项列入中央和省部级重点项目。文科项目83项，其中46项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有关部门计划，已在报刊或各种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论文160多篇，完成专著8部，译著6本，教材22种，还有11项科研成果在广东省高教系统受到物质奖励。理医科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有27項，有14篇科研成果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一批应用研究项目的成果已投入使用，其中“黄疸的电脑辅助诊断”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到国外专家的重视。[40] 王越从教多年，始终没有脱离科研工作。他认为：一个担任学校领导的学者应该挤出时间，联系实际，从事理论研究，要探讨教育理论、研究教学规律、搞些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带领师生办好大学。王越说到做到。据统计，1949年前，他撰写了《人格测量》《教学原理》两部专著，发表过多篇有关心理和教育方面的论文；1949年后，他又与人合编并出版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发表了《墨翟新考》《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等30多篇论文，用英文编纂了《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暨大复办后，王越又带领研究人员，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离休后，他仍继续关心该书编撰工作。[41]
（三）礼贤下士，敦聘名师
暨南大学复办时，一些骨干教师不愿意回来，有的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余怨未消，有的是单位挽留情面难却，有的是关系紧张矛盾未解。而这批教师恰是办好暨大的重要力量。为了请他们回来，王越不顾年老体弱、四处奔走，积极动员他们继续为暨大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曾有学者言：“被王越礼贤下士精神感动得浑身冒汗，不回来对不起他老人家。”王越不顾天气炎热赶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家，请他帮忙劝导两位老师重回暨大工作。吴宏聪曾深有感触地说：“这种精神太伟大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刘备三顾茅庐感动得诸葛亮为西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2]可以说，他的“礼贤下士”，深深感动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一定程度上抚平了那场“运动”留下的心灵伤痕。在王越等人的努力下，一时间暨大人才济济、名师汇聚，如水产专家熊大仁、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经济学家蔡馥生、历史学家陈乐素、药理学家罗潜等。[43]至1980年12月，暨南大学共有教师775人，其中正副教授89人，讲师480人，讲师以上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2.97%[44]，初步建立了一批适应教学和科研需要的师资队伍。
此外，王越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作用。他指出：要發挥教师的作用，首先在于教师要做到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如果每个教师都能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抵制歪风、树立正气、积极工作、无私奉献，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大有希望。王越还指出：老、中、青三结合，是充分发挥教师作用的有效办法。每个系都要有几个思想好、造诣高、过得硬的学术带头人，要让他们带领中、青年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后继有人，我们的大学才能办出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45]
（四）重视学生德育工作
1982年2月，王越退居二线，担任暨南大学顾问和学校咨询委员会②主任。王越退居二线后，除了反复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搞好科研、加强外语教学以及提高暨大声誉以外，对德育倾注了不少心血。
1986年到1987年间，北京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出现学潮。王越凭借其政治敏感性，觉察到此次学潮如控制不好，恐引发不良影响。1987年春，王越在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协的支持下，组织10位政协委员，由他任组长，深入高校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校党政领导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他陆续前往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四所高校，分别与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和学生座谈，共同分析情况，商议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王越分析当时的思想动态后指出：“一个学校明确培养什么人很重要，一定要培养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过去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不够。”[46]他还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议：切实把思想工作与教学密切结合起来，做到教书又育人；开辟第二课堂，让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增长知识提高觉悟；加强学生的民主管理，让其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来。最后他着重指出，一所高校，学风校风问题很重要，但首先是党风要搞好；政工队伍素质要提高，政工人员生活要改善，职称评定政策要贯彻调整等等。当时暨大学校领导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对十位高龄政协委员不辞辛劳深入学校视察非常感动。是年，他们撰写的报告在《全国政协报》发表，引起了教育界广泛关注。
1987年3月，王越在其主持的学校咨询委员会上强调：“要把对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这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至关重要。”[47]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他提出“政治工作要细水长流，政治课要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他说：“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90年5月的一次咨询会议上，谈到北京政治风波时，他非常痛心地强调：学生稳定是重点，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议学校邀请海外爱国学者和校友回校做报告，现身说法，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
四、余论
在中国，或许没有哪所大学像暨南大学那样，历经五次播迁、三落三起的世纪沉浮。暨南大学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以1958年在广州重建、1978年复办为其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作为第一副校长的知名教育家王越，对这所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2006年，暨南大学举办百年校庆，授予时年103岁的王越终身成就奖，其卓越功勋在暨南人心中树起一座伟大的丰碑。时任暨大校长胡军这样评价：暨大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从广州开始的，王越作为当时的第一副校长，贡献很大。[48]可以告慰王越的是，如今的暨南大学业已进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暨南大学百年发展史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王越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万千暨南人与广大海外侨胞的心中，在百年暨南史乃至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史上烙下深深印记。
注释：
①暨南大学前身为暨南学堂，历经五次播迁、三落三起的世纪沉浮，创办于1906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办，1917年在教育部的批准下恢复办学，1949年暂时停办。1958年，在陶铸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得以重建。“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78年，暨南大学再度复校。至今，暨南大学已经悄然走过了112个年头，因多年坚持招收华侨华人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素有“华侨最高学府”美誉。 ②学校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4月，由有经验的老干部和专家、教授以及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中年教师组成，作为校长的“智囊团”。咨询委员会议每学期召开一次，就办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校长提供咨询。咨询委员会由王越担任主任，曾昭科、李辰担任副主任，共有委员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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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省新辦大学介绍——暨南大学：1958-6[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0）：20.
[12]复办的经过：1958[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1）：86.
[13]与上级和领导的来往信件：1959[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0）：19.
[14]广东省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建议广州筹一间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的报告及筹备委员名单，1958-3[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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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行政会议记录：1960[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32）：1.
[23][29]“关于制定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工作进行情况的汇报等”：1963-6[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9）：3.
[24]关于进行培养提高师资工作的检查总结的通知：1963-3[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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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与上级和领导的来往信件：1959[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7-DQ1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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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行政会议记录：1978-4[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8-DQ11-16）：37.
[38]贯彻文科科研规划会议记录：1978-1[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8-DQ11-18）：2.
[39]健人.董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N].暨南大学报，1980-11-05 （8）.
[40][44]暨南大学复办两年工作情况报告：1980-12[Z].广州：暨南大学档案馆（案卷号1978-DQ11-10）：3.
（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