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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成年读者来说，《湘行散记》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创新性都足可称道，特别是它表现出的历史观、民俗观、战争观、死亡观等意涵，值得读者反复思索。然而，由于其中包含太多的战争、暴力、死亡、黄色、毒品等元素，而作者对其态度和观点又与传统的教育观乃至当代的教育理念有相当的距离，再加上作者表达时常有所隐晦，所以，它并不适合审美观未形成、鉴赏力有限的七年级学生阅读。就此角度讲，“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向学生推荐阅读此书是很不恰当的，也是应该及时予以修订的。
关键词：文艺学批评;审美教育;审美观;湘行散记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传播史的书写问题研究”（18AZD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湘行散记》“以鲜明而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1]，由此，沈从文的这部散文集也被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列为自主阅读推荐书目[2]。关于这部散文集，已有多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讨论，而本文将要讨论的重点是未曾有人涉及的，即虽然《湘行散记》的价值难以否认，但它适合七年级学生阅读吗？依笔者的研究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郑惠生教授所指出的：“一本书的价值不单取决于该书的客观属性，而且还受到了价值主体的需求和接受水平的制约。”[3]下面将从《湘行散记》的“客观属性”和七年级学生接受的可行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本文所引用《湘行散记》，是中国致公出版社根据“部编版”语文教材“整本书阅读”的要求而于2019年出版的《湘行散记 新湘行记》一书[4]。
一、题材的性质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
《湘行散记》侧重于记录旅途中的人和事来反映湘西社会历史变迁，虽说是回乡探亲旅途见闻的记录，却不是介绍风土人情的旅游日志，也不是歌颂人伦亲情的心灵鸡汤。照作者沈从文自己的说法，这部文集初看“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碎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5]。这12篇散文，几乎都涉及战争、暴力、死亡或者黄毒等复杂社会生活内容，现概括列表如下。
如上表所示，沈从文笔下的山川依旧美丽，但沿岸城市乡村、码头街市，处处萧条破败、民生凋敝、鸦片泛滥、战乱不断。这是一个生存艰难、萧条堕落的世界，是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充满战争革命、土匪暴力、鸦片横行、宿妓成风、复杂混乱的成人世界。这样的成人世界，显然是不提倡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去接觸的。因此，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把《湘行散记》作为自主阅读书目郑重推荐给学生，也是不妥的。
二、价值的取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
阅读是“人格发展的基本工具和适应社会的手段”，是“确立政治立场的必由之路”[6]。由于“学龄阶段的孩子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期”[7]，所以读了什么样的书，往往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湘行散记》不仅在题材的性质上不适合孩子阅读，而且在蕴含的价值取向上也不利于孩子人格的健康发展。下面，择几点进行探讨。
（一）对暴力的宽容过度
沈从文描绘的世界不缺“感性美与理性美”[8]，但也并非都是《边城》式的唯美诗意[9]。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是一位喜欢“暴力叙事”的作家[10]，但与左翼文学崇尚革命、暴力斗争书写不同的是，沈从文的“暴力叙事”偏爱个体的强悍武勇，表现出对原始野性、雄奇蛮狠的赞许和迷恋。在沈从文的笔下，逞强斗狠、暴力蛮勇是青少年的普遍行为，《湘行散记》也不例外。在《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主角“从五岁起就欢喜同人打架，为一点儿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4]6在《老伴》中，少年同伴19岁的沈万林原来差事轻闲，“只是和上面管事头目合不来，忽然对职务厌烦起来，把管他的头目痛打了一顿，自己也被打了一顿”[4]94。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船浦市靠岸时两个水手和店主因所买货物轻重有所争持，结果是气急败坏、没完没了地大声吵骂。
最典型的就是《虎雏再遇记》一文了，这也是《湘行散记》中唯一的一篇以青少年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章。虎雏“八岁里就用石头从高处砸坏了一个比他大过五岁的敌人”。14岁时被沈从文带到上海读书，沈从文想“用最文明方法试来造就”这个“小豹子一样的乡下人”，虎雏“不到一个月就在上海滩生事打坏了一个人，便失踪了”。回湖南跟随沈从文的上校弟弟，派归特务连服务，“打架”还是这个年轻人的快乐行径，“如今只十八岁，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而且照他说来，敌人全超过了他一大把年龄。好一个漂亮战士！”[4]104
不仅宽容地描写暴力，沈从文还把自己想用常规学校教育等现代文明方式使虎雏成长的行为评价为“荒唐的打算”：“幸好我那荒唐的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他目前一切，比起住在城里大学校的大学生，开运动会时在场子中呐喊吆喝两声，饭后打打球，开学日集合好事同学通力合作折磨折磨新学生，派头可来得大多了。”[4]105
虎雏的年龄跨度从8岁到18岁，是《湘行散记》中少有的与被推荐阅读对象即七年级学生的年龄比较接近的一个人物形象。沈从文对虎雏持热烈赞美态度，赞美他自然、有野性，是“好一个漂亮战士，是“了不起的人”，感慨他强悍的生命力。沈从文后来给自己儿子取名也叫“虎雏”，可见其对这一形象的喜欢程度。更让沈从文自豪的是，湘西比虎雏“了不起的人多着哪”，哥哥家中见到的五个青年军官就是例证。
虽然有学者认为沈从文“超越通常的善恶是非标准，在虎雏的身上发掘出一种燃烧湘西民族激情的强健自然精神”[11]，但笔者认为，沈从文对虎雏热烈赞扬的态度，容易误导七年级学生形成崇尚暴力的价值观。也许有人会说《湘行散记》比起今天的青少年们接触的书籍音像、网络游戏、漫画动画、综艺节目等的暴力程度，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由于对《湘行散记》的推荐阅读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科书，所以很容易会给教育者和学生以这样的印象：教材推荐的一定是对的，被推荐阅读的名著的作者热烈赞扬的一定也是好的，是可以效法和推崇的。也就是说，官方教材所推荐的书目对学生来说是有着强大的是非价值判断导向的——当七年级学生阅读了虎雏等故事、身临其境地体验虎雏等人物生活之后，如果在现实中碰到类似的情境，他们就很容易把这些“打架是他的快乐行径”的虎雏之类的人物当成模仿的榜样。 必须指出的是，成人文学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暴力纳入，以增强阅读刺激感，甚至还可形成一种暴力美学。然而，儿童文学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即对死亡、暴力、性、乱伦、鬼怪、神秘、惊险等的禁忌[12]。七年级学生一般十二三岁，刚刚脱离儿童期，进入身体和心理快速发育、性成熟开始的青春期。小学阶段一直给学生提供“宣扬一种温柔而优雅的行为”的温情脉脉的读物，刚进入初中阶段，就提供给这么暴力重口味的《湘行散记》，难道是踏进初中门槛的学生也自然地成长到可以接受如此成人味道的作品的身心水平？当然不是。况且，初中生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期，此时的少年自我意识增强，时刻蠢蠢欲动地想要证明自己的长大、不再需要大人的管束，精力充沛、行事冲动莽撞，容易失控，因而青春期的激情和叛逆往往带有很大的破坏性。逞强斗狠、打架斗殴最容易在该年龄段出现，依然热衷于模仿，所以阅读《湘行散记》不利于初中生的健康成长。
（二）对性话题的态度暧昧
《湘行散记》涉及两性关系之处很多，虽然写得比较含蓄，没有赤裸裸的性爱描写，但多处涉及“性”的话题，表现出人物两性关系的随意与放纵。
例1：《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两处提到曾姓朋友，“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就有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这个老朋友自我评价说：“我也象一个仇十州，但是只会画妇人的肚皮。”其男女关系非常复杂丰富，阅女无数。结尾“我昨晚上还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沈从文写得含蓄，但联系前文，读者能读懂35岁的他与十五六岁的干女儿有不正常的关系。然而，通观全文，沈从文对这个老朋友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褒贬态度。
例2：《桃源与沅州》结尾处路人与水手的对话描写：“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麂皮抱兜，笑眯眯地回答说：“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我桃源人的钱，上算的。”“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却不必提。本人正在沅州，离桃源远过六七百里，桃源那一个他管不着。便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来似乎洒脱多了。”[4]24这一段对话描写蕴含婚姻和两性关系的价值观，成年人理解起来都不太容易，让未成年人如何去理解、評判呢？
例3：《桃源与沅州》《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等具体细致地描绘妓女生活，也称颂其感情。如《桃源与沅州》中提到桃源后江：“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他们的职业。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这些妇女用她们的方式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因公出差过路人。”[4]17再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对美丽的夭夭的介绍：“那小妇人年纪还只十九岁，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兵所占有。老兵原是一个烟鬼，虽占有了她，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4]58
又如《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水手们的“胡闹”：“我心中以为这个人既到了河街吊脚楼，若不是同那些宽脸大奶子女人在床上去胡闹，必又坐到火炉边，夹杂在一群划船人中间向火，嚼花生或剥酸柚子吃。那河街照例有屠户，有油盐店，有烟馆，有小客店，还有许多妇人提起竹篾织就的圆烘笼烤手，一见到年青水手就做眉做眼，还有妇女年纪大些的，鼻梁根扯得通红，太阳穴贴上了膏药，做丑事毫不以为可羞。看中了某一个结实年青的水手时，只要那水手不讨厌她，还会提了家养母鸡送给水手！”[4]67
应该说，水手普遍性的宿妓行为，包括沈从文花钱请水手七老上岸玩乐，以及在遇到美丽妓女夭夭时曾想花钱请一个水手陪夭夭一个晚上等，从成年人角度讲不难理解。因为根据《湘行散记》所述，沅水流域大概10万水手，而多急流险滩的水域特点，使水手成了一种高危职业——随时得准备跳下水去靠人力移动搁浅的船只，所以稍有不慎即丢掉性命。水手职业虽高危薪水却不高，大多水手行船一辈子依然孤身一人，娶不上老婆。故而，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水手在妓女身上宣泄欲望以缓解压力。这对于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无需在该年龄段理解的。
纵观《湘行散记》，作者沈从文对水手和妓女的关系，无论是“露水”的还是“长久”的，都持鲜明的赞扬态度。这种对两性关系所做出的道德判断，既背离传统教育观，又与当代学校教育观念不相符。这对于性意识开始萌动、性理解还处于困惑和好奇阶段的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只能带来价值观、爱情观乃至性爱观上的混乱。
（三）对原生态语言的保留过度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其水平的高低既能显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又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一般来说，读书不仅是为了“愉悦”[13]，为了“让自己过上在现实世界里未曾经历过或思考过的生活”[14]，也不仅仅是为了培养“高雅趣味”[15]，为了完善“人格结构”[16]，而且还应该为了“语言素养”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纯洁的文学语言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相比而言，生活语言虽然生动活泼，但由于未经提炼，总是显得粗糙甚至粗俗，所以对人的语言修养帮助不大。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写进太多的未经提炼的“原生态语言”，尤其是粗话脏话，从作家“原创性”角度讲可能是合理的，但从阅读“教育性”角度讲，让初中生阅读是不妥的，可以说是弊大于利。《湘行散记》中充满着未经提炼的“原生态语言”，还出现了大量的粗话脏话，下面只列举三例。
例1：《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绣衣哥，得了，什么庙人，寺人，谁来割我的××？我还预备割掉许多男人的××，省得他们装模作样，在妇人面前露脸！我讨厌他们那种样子！”[4]4-6
例2：《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牛保，牛保，狗×的，你个狗就见不得河街女人的×！“早你的娘，你×了一夜还尽不够！”[4]46-47“忽然河街上有个老年人嘶声的喊人：“夭夭小婊子，小婊子婆，卖×的，你是怎么的，夹着那两片小×，一眨眼又跑到哪里去了！你来！……”[4]57 例3：《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金贵，金贵，上岸××去！”“你××去我不来。你娘××××正等着你！”“××去，×你娘的×。大白天像狗一樣在滩上爬，晚上好快乐！”[4]63
应该指出的是，《湘行散记》中几乎都是满口粗话的人，往往也是作者持褒扬态度的逞强斗狠的人，包括从十几岁的学徒水手到快80岁的老纤夫。当人物的粗话脏话+逞强斗狠+作者的溢美时，《湘行散记》中的许多篇章会给青少年读者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不难想象。
当然，可能会有学者认为作品存在脏话、暴力等问题不足为虑，因为这些问题有教师“纠偏”。的确，教师可以“在辨析和批判书中的糟粕方面”对学生“有所帮助”[17]，但当书中存在着大量需要“纠偏”的问题时，教师的任何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
三、寓意的复杂难以被初中生理解接受
（一）写景状物和记人叙事的背后显得迷离
作为散文作品，《湘行散记》在写景状物和记人叙事背后所蕴含的深意是不容易捕捉和体会的。沈从文曾说，《湘行散记》“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18]“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9]同样作为教材推荐阅读的散文集，与朱自清《荷塘月色》和冰心《寄小读者》在意义上的明晰度相比，《湘行散记》每章背后的“深一层感慨和寓意”“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是难以捕捉和归纳的。这当然主要在于读者接受水平的有限，但也有沈从文个人表达方面的原因。
王晓明教授在读《沈从文文集》的随想中谈道：“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绪，他极力想捉住它们，在稿纸上绘出它们，却又总是捉不牢，绘不清，看看像是把握住了，写出来却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常常为此苦恼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他都不敢说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种苦恼。”[20]王晓明教授的这段读后感也特别适合于用在《湘行散记》上，笔者在阅读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感觉沈从文在写景状物和记人叙事中确实有着深的寓意，但总是抓不牢、道不清、说不明。
《湘行散记》出版后的几十年间，沈从文在《〈边城〉题记》[21]《〈长河〉题记》[22]《〈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23]和《〈散文选译〉序》[24]等不同时期的文章里多次阐述该书的写作意图。这是否意味着一直以来并不“愚笨”的读者们还是经常误读了作者的本意，才使得作者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自己的初衷？显然，这里面有读者接受水平的问题，但作者的表述或者说“思维的清晰度”[25]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而既然连作者自己都难以把握好，不少大学教师都不敢说真正读明白了，那怎么可以推荐给七年级学生阅读呢？
（二）“民族品德重造”的希望显得深奥
根据皮亚杰、科尔伯格等人的认知发展理论和道德发展理论[26]，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处于“形式运算”的初始阶段，他们对太过于复杂的事物很难理解，也很难获得恰当的情感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所着力思考和表达的东西是初中生难以想通的东西。
沈从文曾在《〈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中这样概括说明《湘行散记 》的写作缘由：《湘行散记》和《边城》体裁不同，成书时间相同，写作缘由也相同，都是有感于故乡在近二十年来“变化中的堕落趋势”，农村社会正直朴素人情美被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取代，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因此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通过《湘行散记》“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通过对 《边城 》中“正直与热情”人物的赞颂，“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立意于“民族品德的重造”，希图创造和争取到一个好的“未来”。
由此可见，《湘行散记》是关于“民族品德的重造”的作品，其主旨相当宏大。湘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边城》的正直热情、美丽诗意已是消逝的过去;《湘行散记》的肮脏混乱、萧条堕落才是无从逃避的现在。在战争和强大外来文明冲击下，湘西何以自处？中国走向何方？民族品德重塑的希望在哪里？虽然《湘行散记》并没有明确指出，但从沈从文对人物的褒贬态度中可以得到答案。文本涉及的人物，按照作者爱憎褒贬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作者褒贬态度不明显的人物。主要是《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曾姓朋友，《老伴》中的赵开明，《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的印瞎子，还有《五个军官与煤矿工人》中的煤矿工人。沈从文在写这些人物时，没有明显的褒贬态度，像一个旁观者，只负责把故事讲出来。
第二类是作者强烈憎恶或否定的人物。如《箱子岩》中的伤兵什长，这是一个21岁的青年，原来是打鱼人家的独子，单纯质朴。上过两次战场，伤了腿，残废了，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后，回家当了什长，利用身份便利走私鸦片发了财，吃喝玩乐，一脸骄横。写这个人物时，沈从文一反先前的温和态度，直说对伤兵印象异常恶劣。这样败坏乡村居民灵魂的人，却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显然，残酷的现实不仅夺去了他健全的身体，也夺去了他正直善良的品性。沈从文持明显否定态度的另一些人物，是他在《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里提到的，在长沙和常德两地见到的10多位家乡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只关心文坛八卦新闻，对生存毫无信仰，从不考虑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愿意为社会做点什么，颓废庸俗。沈从文对这些精神营养不足的青年学生的评价是“全完了”，没救了。
第三类是作者热烈赞扬的人物。他们是水手纤夫、码头妓女、士兵小贩、煤矿工人，是种田的、打鱼的、打猎的，是千千万万底层劳动者。其中，水手、妓女和军人是最受作者偏爱的群体，详细刻画的有虎雏、五个青年军官、《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和中年水手、长得像画像上的托尔斯泰的老纤夫、多情水手牛保和多情妓女夭夭等多个形象。这一类人物大都没有或甚少接受现代文明方式的改造，原始蒙昧，有野性、有力量，是一些粗俗中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虎雏，还有五个青年军官和老水手。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做了30多年的水手，却挣不来一条属于自己的船，也没钱娶老婆。另一个水手，30多岁，当过5年兵，做过一年土匪，又当了5年水手，每天该出力时毫不吝啬出力，为了让船只移动可以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这么危险的工作，每个月也不过三四块钱的收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野味”十足，精力充沛。 从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可以看出，作者明显不把民族品德重塑的希望寄托在狂嫖烂赌的中年成功人士身上，虽然曾姓朋友和印瞎子两人都颇有胆色魄力、聪明干练、交游广泛、左右逢源，都混得风生水起、事业有成。一从商一从政，一附庸风雅好色粗俗、一丧失壮志雄心沉迷鸦片。这两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派角色，好坏参半。当然，作者也不把民族品德重塑的希望寄托在受文明洗礼、接受现代教育、世人以为的大有希望的青年学生身上，更不会放在贩毒发财的青年“成功人士”伤兵什长之流身上。那寄托在哪里呢？寄托在有原始血性、粗野中有旺盛生命力的人身上，寄托在水手、妓女、士兵、小贩等几乎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底层劳动者身上。
沈从文的这种价值观，早在1930年代，苏雪林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并这样概括：“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7]苏雪林及后学者的这种认知并没有错，可问题在于，对沈从文的这种价值观，我们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這种价值观是否正确和可行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即便价值观是正确的，也只是沈从文的一家之言。再次，即便这种价值观是最正确的，也还存在着一个作者如何阐释才让人信服的问题。最后，也就是本文所特别关注的，即便这种价值观绝对正确，还必须考虑未成年人能否理解接受的问题。
下面，仅用一例予以说明。《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夭夭被老公叫骂走后：
那邮船水手望了望小妇人去处那扇大门，自言自语的说：“小婊子偏偏嫁老烟鬼，天晓得！”
于是大家便来谈说刚才走去那个小妇人的一切。屋主中年妇人，告给我那小妇人年纪还只十九岁，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兵所占有。老兵原是一个烟鬼，虽占有了她，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至于小妇人呢，人太年轻了点，对于钱毫无用处，却似乎常常想得很远很远。屋主人且为我解释很远很远那句话的意思，给我证明了先前一时我所感觉到的一件事情的真实。原来这小妇人虽生在不能爱好的环境里，却天生有种爱好的性格。老烟鬼用名分缚着了她的身体，然而那颗心却无从拘束。一只船无意中在码头边停靠了，这只船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年青男子，一切派头都和水手不同，夭夭那颗心，将如何为这偶然而来的人跳跃！屋主人所说的话，增加了我对于这个年轻妇人的关心。我还想多知道一点，请求她告给我，我居然又知道了些不应当写在纸上的事情。到后来，谈起命运，那屋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各人眼望着熊熊的柴火，心中玩味着“命运”这个字的意义，而且皆俨然有一点儿痛苦。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作给那水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下船时，在河边我听到一个人唱《十想郎》小曲，曲调卑陋声音却清圆悦耳。我知道那是由谁口中唱出且为谁唱的。我站在河边寒风中痴了许久。[4]57-59
此处，沈从文明确说：“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如果说不能用钱去侮辱夭夭还不难理解，那么，说“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就非常难以理解了——“神圣”是一个涉及到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历史、人类乃至宇宙的概念。沈从文将他所喜爱的人的“欲望同悲哀”看作是“十分神圣”的，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是一个无论怎样诠释都说服不了人甚或是讲不清楚的问题。
《湘行散记 》中那些满口脏话、吵架斗殴的水手，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妓女，那些动辄用拳头解决矛盾的士兵，怎么就让沈从文那么尊敬和喜爱呢？以没有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纤夫水手、农人妓女、士兵小贩等作为民族品德重造的希望对象，自然可以成为沈从文非常有个性的信念。然而，像这样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更何况是对“三观”尚未形成、只有十二三岁的七年级学生来说，就更显复杂深奥了，就更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超越性阅读”[28]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成年读者来说，《湘行散记》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创新性都足可称道，特别是它表现出的历史观、民俗观、战争观、死亡观等意涵，很值得读者再三思索。然而，由于其内容包含太多的战争、暴力、死亡、黄色、毒品等元素，而作者对其态度和观点又与传统的教育观乃至当代的教育理念有相当的距离，再加上作者表达时常有所隐晦，所以，并不适合审美观未形成、鉴赏力很有限的七年级学生阅读。但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焦点是《湘行散记》的“价值适用性”问题，而非《湘行散记》的“价值”问题。故此，笔者未在整体上揭示这部作品所固有的价值内涵，而只在“初中生审美教育”意义上探讨其局限性，从“文艺学批评”的角度[29]“凸显”[30]其对于初中生健康成长的不利以及“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中的一点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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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小华，硕士，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关键词：文艺学批评;审美教育;审美观;湘行散记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传播史的书写问题研究”（18AZD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湘行散记》“以鲜明而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1]，由此，沈从文的这部散文集也被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列为自主阅读推荐书目[2]。关于这部散文集，已有多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讨论，而本文将要讨论的重点是未曾有人涉及的，即虽然《湘行散记》的价值难以否认，但它适合七年级学生阅读吗？依笔者的研究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郑惠生教授所指出的：“一本书的价值不单取决于该书的客观属性，而且还受到了价值主体的需求和接受水平的制约。”[3]下面将从《湘行散记》的“客观属性”和七年级学生接受的可行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本文所引用《湘行散记》，是中国致公出版社根据“部编版”语文教材“整本书阅读”的要求而于2019年出版的《湘行散记 新湘行记》一书[4]。
一、题材的性质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
《湘行散记》侧重于记录旅途中的人和事来反映湘西社会历史变迁，虽说是回乡探亲旅途见闻的记录，却不是介绍风土人情的旅游日志，也不是歌颂人伦亲情的心灵鸡汤。照作者沈从文自己的说法，这部文集初看“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碎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5]。这12篇散文，几乎都涉及战争、暴力、死亡或者黄毒等复杂社会生活内容，现概括列表如下。
如上表所示，沈从文笔下的山川依旧美丽，但沿岸城市乡村、码头街市，处处萧条破败、民生凋敝、鸦片泛滥、战乱不断。这是一个生存艰难、萧条堕落的世界，是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充满战争革命、土匪暴力、鸦片横行、宿妓成风、复杂混乱的成人世界。这样的成人世界，显然是不提倡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去接觸的。因此，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把《湘行散记》作为自主阅读书目郑重推荐给学生，也是不妥的。
二、价值的取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
阅读是“人格发展的基本工具和适应社会的手段”，是“确立政治立场的必由之路”[6]。由于“学龄阶段的孩子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期”[7]，所以读了什么样的书，往往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湘行散记》不仅在题材的性质上不适合孩子阅读，而且在蕴含的价值取向上也不利于孩子人格的健康发展。下面，择几点进行探讨。
（一）对暴力的宽容过度
沈从文描绘的世界不缺“感性美与理性美”[8]，但也并非都是《边城》式的唯美诗意[9]。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是一位喜欢“暴力叙事”的作家[10]，但与左翼文学崇尚革命、暴力斗争书写不同的是，沈从文的“暴力叙事”偏爱个体的强悍武勇，表现出对原始野性、雄奇蛮狠的赞许和迷恋。在沈从文的笔下，逞强斗狠、暴力蛮勇是青少年的普遍行为，《湘行散记》也不例外。在《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主角“从五岁起就欢喜同人打架，为一点儿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4]6在《老伴》中，少年同伴19岁的沈万林原来差事轻闲，“只是和上面管事头目合不来，忽然对职务厌烦起来，把管他的头目痛打了一顿，自己也被打了一顿”[4]94。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船浦市靠岸时两个水手和店主因所买货物轻重有所争持，结果是气急败坏、没完没了地大声吵骂。
最典型的就是《虎雏再遇记》一文了，这也是《湘行散记》中唯一的一篇以青少年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章。虎雏“八岁里就用石头从高处砸坏了一个比他大过五岁的敌人”。14岁时被沈从文带到上海读书，沈从文想“用最文明方法试来造就”这个“小豹子一样的乡下人”，虎雏“不到一个月就在上海滩生事打坏了一个人，便失踪了”。回湖南跟随沈从文的上校弟弟，派归特务连服务，“打架”还是这个年轻人的快乐行径，“如今只十八岁，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而且照他说来，敌人全超过了他一大把年龄。好一个漂亮战士！”[4]104
不仅宽容地描写暴力，沈从文还把自己想用常规学校教育等现代文明方式使虎雏成长的行为评价为“荒唐的打算”：“幸好我那荒唐的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他目前一切，比起住在城里大学校的大学生，开运动会时在场子中呐喊吆喝两声，饭后打打球，开学日集合好事同学通力合作折磨折磨新学生，派头可来得大多了。”[4]105
虎雏的年龄跨度从8岁到18岁，是《湘行散记》中少有的与被推荐阅读对象即七年级学生的年龄比较接近的一个人物形象。沈从文对虎雏持热烈赞美态度，赞美他自然、有野性，是“好一个漂亮战士，是“了不起的人”，感慨他强悍的生命力。沈从文后来给自己儿子取名也叫“虎雏”，可见其对这一形象的喜欢程度。更让沈从文自豪的是，湘西比虎雏“了不起的人多着哪”，哥哥家中见到的五个青年军官就是例证。
虽然有学者认为沈从文“超越通常的善恶是非标准，在虎雏的身上发掘出一种燃烧湘西民族激情的强健自然精神”[11]，但笔者认为，沈从文对虎雏热烈赞扬的态度，容易误导七年级学生形成崇尚暴力的价值观。也许有人会说《湘行散记》比起今天的青少年们接触的书籍音像、网络游戏、漫画动画、综艺节目等的暴力程度，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由于对《湘行散记》的推荐阅读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科书，所以很容易会给教育者和学生以这样的印象：教材推荐的一定是对的，被推荐阅读的名著的作者热烈赞扬的一定也是好的，是可以效法和推崇的。也就是说，官方教材所推荐的书目对学生来说是有着强大的是非价值判断导向的——当七年级学生阅读了虎雏等故事、身临其境地体验虎雏等人物生活之后，如果在现实中碰到类似的情境，他们就很容易把这些“打架是他的快乐行径”的虎雏之类的人物当成模仿的榜样。 必须指出的是，成人文学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暴力纳入，以增强阅读刺激感，甚至还可形成一种暴力美学。然而，儿童文学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即对死亡、暴力、性、乱伦、鬼怪、神秘、惊险等的禁忌[12]。七年级学生一般十二三岁，刚刚脱离儿童期，进入身体和心理快速发育、性成熟开始的青春期。小学阶段一直给学生提供“宣扬一种温柔而优雅的行为”的温情脉脉的读物，刚进入初中阶段，就提供给这么暴力重口味的《湘行散记》，难道是踏进初中门槛的学生也自然地成长到可以接受如此成人味道的作品的身心水平？当然不是。况且，初中生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期，此时的少年自我意识增强，时刻蠢蠢欲动地想要证明自己的长大、不再需要大人的管束，精力充沛、行事冲动莽撞，容易失控，因而青春期的激情和叛逆往往带有很大的破坏性。逞强斗狠、打架斗殴最容易在该年龄段出现，依然热衷于模仿，所以阅读《湘行散记》不利于初中生的健康成长。
（二）对性话题的态度暧昧
《湘行散记》涉及两性关系之处很多，虽然写得比较含蓄，没有赤裸裸的性爱描写，但多处涉及“性”的话题，表现出人物两性关系的随意与放纵。
例1：《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两处提到曾姓朋友，“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就有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这个老朋友自我评价说：“我也象一个仇十州，但是只会画妇人的肚皮。”其男女关系非常复杂丰富，阅女无数。结尾“我昨晚上还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沈从文写得含蓄，但联系前文，读者能读懂35岁的他与十五六岁的干女儿有不正常的关系。然而，通观全文，沈从文对这个老朋友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褒贬态度。
例2：《桃源与沅州》结尾处路人与水手的对话描写：“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麂皮抱兜，笑眯眯地回答说：“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我桃源人的钱，上算的。”“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却不必提。本人正在沅州，离桃源远过六七百里，桃源那一个他管不着。便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来似乎洒脱多了。”[4]24这一段对话描写蕴含婚姻和两性关系的价值观，成年人理解起来都不太容易，让未成年人如何去理解、評判呢？
例3：《桃源与沅州》《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等具体细致地描绘妓女生活，也称颂其感情。如《桃源与沅州》中提到桃源后江：“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他们的职业。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这些妇女用她们的方式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因公出差过路人。”[4]17再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对美丽的夭夭的介绍：“那小妇人年纪还只十九岁，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兵所占有。老兵原是一个烟鬼，虽占有了她，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4]58
又如《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水手们的“胡闹”：“我心中以为这个人既到了河街吊脚楼，若不是同那些宽脸大奶子女人在床上去胡闹，必又坐到火炉边，夹杂在一群划船人中间向火，嚼花生或剥酸柚子吃。那河街照例有屠户，有油盐店，有烟馆，有小客店，还有许多妇人提起竹篾织就的圆烘笼烤手，一见到年青水手就做眉做眼，还有妇女年纪大些的，鼻梁根扯得通红，太阳穴贴上了膏药，做丑事毫不以为可羞。看中了某一个结实年青的水手时，只要那水手不讨厌她，还会提了家养母鸡送给水手！”[4]67
应该说，水手普遍性的宿妓行为，包括沈从文花钱请水手七老上岸玩乐，以及在遇到美丽妓女夭夭时曾想花钱请一个水手陪夭夭一个晚上等，从成年人角度讲不难理解。因为根据《湘行散记》所述，沅水流域大概10万水手，而多急流险滩的水域特点，使水手成了一种高危职业——随时得准备跳下水去靠人力移动搁浅的船只，所以稍有不慎即丢掉性命。水手职业虽高危薪水却不高，大多水手行船一辈子依然孤身一人，娶不上老婆。故而，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水手在妓女身上宣泄欲望以缓解压力。这对于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无需在该年龄段理解的。
纵观《湘行散记》，作者沈从文对水手和妓女的关系，无论是“露水”的还是“长久”的，都持鲜明的赞扬态度。这种对两性关系所做出的道德判断，既背离传统教育观，又与当代学校教育观念不相符。这对于性意识开始萌动、性理解还处于困惑和好奇阶段的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只能带来价值观、爱情观乃至性爱观上的混乱。
（三）对原生态语言的保留过度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其水平的高低既能显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又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一般来说，读书不仅是为了“愉悦”[13]，为了“让自己过上在现实世界里未曾经历过或思考过的生活”[14]，也不仅仅是为了培养“高雅趣味”[15]，为了完善“人格结构”[16]，而且还应该为了“语言素养”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纯洁的文学语言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相比而言，生活语言虽然生动活泼，但由于未经提炼，总是显得粗糙甚至粗俗，所以对人的语言修养帮助不大。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写进太多的未经提炼的“原生态语言”，尤其是粗话脏话，从作家“原创性”角度讲可能是合理的，但从阅读“教育性”角度讲，让初中生阅读是不妥的，可以说是弊大于利。《湘行散记》中充满着未经提炼的“原生态语言”，还出现了大量的粗话脏话，下面只列举三例。
例1：《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绣衣哥，得了，什么庙人，寺人，谁来割我的××？我还预备割掉许多男人的××，省得他们装模作样，在妇人面前露脸！我讨厌他们那种样子！”[4]4-6
例2：《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牛保，牛保，狗×的，你个狗就见不得河街女人的×！“早你的娘，你×了一夜还尽不够！”[4]46-47“忽然河街上有个老年人嘶声的喊人：“夭夭小婊子，小婊子婆，卖×的，你是怎么的，夹着那两片小×，一眨眼又跑到哪里去了！你来！……”[4]57 例3：《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金贵，金贵，上岸××去！”“你××去我不来。你娘××××正等着你！”“××去，×你娘的×。大白天像狗一樣在滩上爬，晚上好快乐！”[4]63
应该指出的是，《湘行散记》中几乎都是满口粗话的人，往往也是作者持褒扬态度的逞强斗狠的人，包括从十几岁的学徒水手到快80岁的老纤夫。当人物的粗话脏话+逞强斗狠+作者的溢美时，《湘行散记》中的许多篇章会给青少年读者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不难想象。
当然，可能会有学者认为作品存在脏话、暴力等问题不足为虑，因为这些问题有教师“纠偏”。的确，教师可以“在辨析和批判书中的糟粕方面”对学生“有所帮助”[17]，但当书中存在着大量需要“纠偏”的问题时，教师的任何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
三、寓意的复杂难以被初中生理解接受
（一）写景状物和记人叙事的背后显得迷离
作为散文作品，《湘行散记》在写景状物和记人叙事背后所蕴含的深意是不容易捕捉和体会的。沈从文曾说，《湘行散记》“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18]“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9]同样作为教材推荐阅读的散文集，与朱自清《荷塘月色》和冰心《寄小读者》在意义上的明晰度相比，《湘行散记》每章背后的“深一层感慨和寓意”“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是难以捕捉和归纳的。这当然主要在于读者接受水平的有限，但也有沈从文个人表达方面的原因。
王晓明教授在读《沈从文文集》的随想中谈道：“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绪，他极力想捉住它们，在稿纸上绘出它们，却又总是捉不牢，绘不清，看看像是把握住了，写出来却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常常为此苦恼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他都不敢说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种苦恼。”[20]王晓明教授的这段读后感也特别适合于用在《湘行散记》上，笔者在阅读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感觉沈从文在写景状物和记人叙事中确实有着深的寓意，但总是抓不牢、道不清、说不明。
《湘行散记》出版后的几十年间，沈从文在《〈边城〉题记》[21]《〈长河〉题记》[22]《〈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23]和《〈散文选译〉序》[24]等不同时期的文章里多次阐述该书的写作意图。这是否意味着一直以来并不“愚笨”的读者们还是经常误读了作者的本意，才使得作者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自己的初衷？显然，这里面有读者接受水平的问题，但作者的表述或者说“思维的清晰度”[25]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而既然连作者自己都难以把握好，不少大学教师都不敢说真正读明白了，那怎么可以推荐给七年级学生阅读呢？
（二）“民族品德重造”的希望显得深奥
根据皮亚杰、科尔伯格等人的认知发展理论和道德发展理论[26]，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处于“形式运算”的初始阶段，他们对太过于复杂的事物很难理解，也很难获得恰当的情感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所着力思考和表达的东西是初中生难以想通的东西。
沈从文曾在《〈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中这样概括说明《湘行散记 》的写作缘由：《湘行散记》和《边城》体裁不同，成书时间相同，写作缘由也相同，都是有感于故乡在近二十年来“变化中的堕落趋势”，农村社会正直朴素人情美被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取代，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因此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通过《湘行散记》“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通过对 《边城 》中“正直与热情”人物的赞颂，“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立意于“民族品德的重造”，希图创造和争取到一个好的“未来”。
由此可见，《湘行散记》是关于“民族品德的重造”的作品，其主旨相当宏大。湘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边城》的正直热情、美丽诗意已是消逝的过去;《湘行散记》的肮脏混乱、萧条堕落才是无从逃避的现在。在战争和强大外来文明冲击下，湘西何以自处？中国走向何方？民族品德重塑的希望在哪里？虽然《湘行散记》并没有明确指出，但从沈从文对人物的褒贬态度中可以得到答案。文本涉及的人物，按照作者爱憎褒贬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作者褒贬态度不明显的人物。主要是《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曾姓朋友，《老伴》中的赵开明，《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的印瞎子，还有《五个军官与煤矿工人》中的煤矿工人。沈从文在写这些人物时，没有明显的褒贬态度，像一个旁观者，只负责把故事讲出来。
第二类是作者强烈憎恶或否定的人物。如《箱子岩》中的伤兵什长，这是一个21岁的青年，原来是打鱼人家的独子，单纯质朴。上过两次战场，伤了腿，残废了，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后，回家当了什长，利用身份便利走私鸦片发了财，吃喝玩乐，一脸骄横。写这个人物时，沈从文一反先前的温和态度，直说对伤兵印象异常恶劣。这样败坏乡村居民灵魂的人，却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显然，残酷的现实不仅夺去了他健全的身体，也夺去了他正直善良的品性。沈从文持明显否定态度的另一些人物，是他在《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里提到的，在长沙和常德两地见到的10多位家乡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只关心文坛八卦新闻，对生存毫无信仰，从不考虑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愿意为社会做点什么，颓废庸俗。沈从文对这些精神营养不足的青年学生的评价是“全完了”，没救了。
第三类是作者热烈赞扬的人物。他们是水手纤夫、码头妓女、士兵小贩、煤矿工人，是种田的、打鱼的、打猎的，是千千万万底层劳动者。其中，水手、妓女和军人是最受作者偏爱的群体，详细刻画的有虎雏、五个青年军官、《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和中年水手、长得像画像上的托尔斯泰的老纤夫、多情水手牛保和多情妓女夭夭等多个形象。这一类人物大都没有或甚少接受现代文明方式的改造，原始蒙昧，有野性、有力量，是一些粗俗中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虎雏，还有五个青年军官和老水手。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做了30多年的水手，却挣不来一条属于自己的船，也没钱娶老婆。另一个水手，30多岁，当过5年兵，做过一年土匪，又当了5年水手，每天该出力时毫不吝啬出力，为了让船只移动可以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这么危险的工作，每个月也不过三四块钱的收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野味”十足，精力充沛。 从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可以看出，作者明显不把民族品德重塑的希望寄托在狂嫖烂赌的中年成功人士身上，虽然曾姓朋友和印瞎子两人都颇有胆色魄力、聪明干练、交游广泛、左右逢源，都混得风生水起、事业有成。一从商一从政，一附庸风雅好色粗俗、一丧失壮志雄心沉迷鸦片。这两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派角色，好坏参半。当然，作者也不把民族品德重塑的希望寄托在受文明洗礼、接受现代教育、世人以为的大有希望的青年学生身上，更不会放在贩毒发财的青年“成功人士”伤兵什长之流身上。那寄托在哪里呢？寄托在有原始血性、粗野中有旺盛生命力的人身上，寄托在水手、妓女、士兵、小贩等几乎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底层劳动者身上。
沈从文的这种价值观，早在1930年代，苏雪林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并这样概括：“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7]苏雪林及后学者的这种认知并没有错，可问题在于，对沈从文的这种价值观，我们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這种价值观是否正确和可行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即便价值观是正确的，也只是沈从文的一家之言。再次，即便这种价值观是最正确的，也还存在着一个作者如何阐释才让人信服的问题。最后，也就是本文所特别关注的，即便这种价值观绝对正确，还必须考虑未成年人能否理解接受的问题。
下面，仅用一例予以说明。《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夭夭被老公叫骂走后：
那邮船水手望了望小妇人去处那扇大门，自言自语的说：“小婊子偏偏嫁老烟鬼，天晓得！”
于是大家便来谈说刚才走去那个小妇人的一切。屋主中年妇人，告给我那小妇人年纪还只十九岁，却为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兵所占有。老兵原是一个烟鬼，虽占有了她，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至于小妇人呢，人太年轻了点，对于钱毫无用处，却似乎常常想得很远很远。屋主人且为我解释很远很远那句话的意思，给我证明了先前一时我所感觉到的一件事情的真实。原来这小妇人虽生在不能爱好的环境里，却天生有种爱好的性格。老烟鬼用名分缚着了她的身体，然而那颗心却无从拘束。一只船无意中在码头边停靠了，这只船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年青男子，一切派头都和水手不同，夭夭那颗心，将如何为这偶然而来的人跳跃！屋主人所说的话，增加了我对于这个年轻妇人的关心。我还想多知道一点，请求她告给我，我居然又知道了些不应当写在纸上的事情。到后来，谈起命运，那屋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各人眼望着熊熊的柴火，心中玩味着“命运”这个字的意义，而且皆俨然有一点儿痛苦。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作给那水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下船时，在河边我听到一个人唱《十想郎》小曲，曲调卑陋声音却清圆悦耳。我知道那是由谁口中唱出且为谁唱的。我站在河边寒风中痴了许久。[4]57-59
此处，沈从文明确说：“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如果说不能用钱去侮辱夭夭还不难理解，那么，说“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就非常难以理解了——“神圣”是一个涉及到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历史、人类乃至宇宙的概念。沈从文将他所喜爱的人的“欲望同悲哀”看作是“十分神圣”的，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是一个无论怎样诠释都说服不了人甚或是讲不清楚的问题。
《湘行散记 》中那些满口脏话、吵架斗殴的水手，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妓女，那些动辄用拳头解决矛盾的士兵，怎么就让沈从文那么尊敬和喜爱呢？以没有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纤夫水手、农人妓女、士兵小贩等作为民族品德重造的希望对象，自然可以成为沈从文非常有个性的信念。然而，像这样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更何况是对“三观”尚未形成、只有十二三岁的七年级学生来说，就更显复杂深奥了，就更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超越性阅读”[28]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成年读者来说，《湘行散记》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创新性都足可称道，特别是它表现出的历史观、民俗观、战争观、死亡观等意涵，很值得读者再三思索。然而，由于其内容包含太多的战争、暴力、死亡、黄色、毒品等元素，而作者对其态度和观点又与传统的教育观乃至当代的教育理念有相当的距离，再加上作者表达时常有所隐晦，所以，并不适合审美观未形成、鉴赏力很有限的七年级学生阅读。但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焦点是《湘行散记》的“价值适用性”问题，而非《湘行散记》的“价值”问题。故此，笔者未在整体上揭示这部作品所固有的价值内涵，而只在“初中生审美教育”意义上探讨其局限性，从“文艺学批评”的角度[29]“凸显”[30]其对于初中生健康成长的不利以及“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中的一点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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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小华，硕士，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