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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趣。平时读顾准，读着读着，就有写“读后感”的冲动，而且这样的时候还很多。说来也巧，也就在拉出键盘要敲这则读后感时，恰逢英国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当今的爱因斯坦”的史蒂芬·霍金访问香港，故在2006年6月17日的香港文汇报上读到梁家辉先生文章，题曰《大师霍金》。文章结尾处，作者提到“想一提霍金这种大师级人物，何以未拿过诺贝尔奖?只因其理论超前人类知识太多，学术界无法核实，而非评审诸公对大师不敬也”。
这让我联想到顾准。
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王元化先生仅就冲破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说”，说顾准超前了10年。可在自己读顾准的著作时，常常感受到他的思想、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有“超前”意识，并且超前中国几亿人许多年。当然，我不能不承认，霍金在学术上的“超前”，是就整个人类自然科学理论认识的程度而言，而顾准的超前，却是就国内知识界和理论界来说的。
可这已经让我觉得顾准相当伟大了。
顾准在1957年11月和1965年9月两次被打为“右派”，据王元化先生“所知”，这在中国的右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很多人只被戴上一次“右派”帽子，就痛不欲生，就羞于活下去，就要“自绝于人民”。这当然证明了当年一旦被剔出“组织”、划到人民的对立面之后，让人是何等地不堪忍受，同时也正说明，顾准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对自己的充分信心，两次被打为“右派”，怕是再也昂不起高贵的头颅、打不起精神来了。对此，顾准弟弟陈敏之在为《顾准文集》所作《序》的结尾处也谈到：“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可以说，如果把顾准的一些笔记以及与弟弟的通信，从中随便抽出一篇公开出来，在当年，对作者而言，都是“死罪”——更不说这些“反动言论”还是出自一个“双料”的“右派”之口了。这样一个顾准，当时倘真的被“发现”，不仅会被处死，还会被骂作“死有余辜”。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在妻子已自杀，儿女也与自己断绝关系的这种悲惨情形下，顾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1970年元旦这天写的一篇约1700字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引者按：指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在顾准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马克思通过研究当时的经济来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这一“命题”寻找证据。
顾准是一位十分认真的人，在读书，尤其是在认识上，休想让他盲从。他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说道：“我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格罗脱(引者按：即《希腊史》的作者，英国十九世纪的银行家乔治·格罗脱。顾准所译《希腊的僭主政治》出于此书)的分析，自认有许多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在这里，我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
从顾准为他自己撰写的《希腊城邦制度》所作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可以知道，古典时代的希腊史虽然主要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历史，但还有不少中小城邦，他们事实上从来不受雅典和斯巴达的支配，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或许正因此，古希腊才能留下那么多的灿烂文化。顾准尤其在这篇代序中认为，“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
而欧洲历史与我们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顾准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以及《关于海上文明》中都有再明白不过的叙述。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在《关于海上文明》中顾准认为，“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而这种特色，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到一个新地方。这些移民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要在那里生存，就要与自然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人进行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战争，才有专制。对此，顾准在《海上文明》中也有论述：“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大帝国。”又说：“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高卢还打进过罗马城)、塔尔苏斯(在西班牙)、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凡部族王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愈衰弱，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色彩愈浓厚，如此而已。”当然，在顾准看来，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一些像我们春秋时的诸候国的兼并，如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但不同的是，希腊史上的兼并受到了强烈的抵抗，以至于斯巴达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而我们却把类似的这种兼并“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就是喜欢“六王毕，四海一”。
在今天看来，两种乃至多种权威并存本身，以及放弃兼并，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这也是欧洲之所以容易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海上文明”的国家民主进程之所以艰难之故。若用一言以蔽之：欧洲有民主基础。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认为：“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那么什么是雅典精神呢?那就是民主、自由，加之憎恨所有的神。
马克思把“人”，把成为真正的人，把人的自觉看得高于一切。这里有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作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写下了下面这样的话：
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顾准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民主主义倾向，都是因为受到了希腊雅典民主启示。就连他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浸透了雅典民主的情愫，散发着雅典民主的气息。
马克思是伟大的，“马克思是正确的”。(不然，马克思也不会在新世纪到来前还能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学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他思想精神的核心是追求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绝不相信神。不管有些人高喊得多么邪乎，只要用马克思这种几乎可以作为试金石的“思想精神的核”一试，真假马克思主义立辨。
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既不愿意看到这个世上存在奴隶现象，又不愿意像当时斯巴达那样施行绝对的平等主义，还希望在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出现异化。顾准的思考是，“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可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到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的民主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僧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顾准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写下这段话的，这是他在十年浩劫中的深刻思考。
这让我联想到顾准。
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王元化先生仅就冲破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说”，说顾准超前了10年。可在自己读顾准的著作时，常常感受到他的思想、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有“超前”意识，并且超前中国几亿人许多年。当然，我不能不承认，霍金在学术上的“超前”，是就整个人类自然科学理论认识的程度而言，而顾准的超前，却是就国内知识界和理论界来说的。
可这已经让我觉得顾准相当伟大了。
顾准在1957年11月和1965年9月两次被打为“右派”，据王元化先生“所知”，这在中国的右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很多人只被戴上一次“右派”帽子，就痛不欲生，就羞于活下去，就要“自绝于人民”。这当然证明了当年一旦被剔出“组织”、划到人民的对立面之后，让人是何等地不堪忍受，同时也正说明，顾准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对自己的充分信心，两次被打为“右派”，怕是再也昂不起高贵的头颅、打不起精神来了。对此，顾准弟弟陈敏之在为《顾准文集》所作《序》的结尾处也谈到：“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可以说，如果把顾准的一些笔记以及与弟弟的通信，从中随便抽出一篇公开出来，在当年，对作者而言，都是“死罪”——更不说这些“反动言论”还是出自一个“双料”的“右派”之口了。这样一个顾准，当时倘真的被“发现”，不仅会被处死，还会被骂作“死有余辜”。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在妻子已自杀，儿女也与自己断绝关系的这种悲惨情形下，顾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1970年元旦这天写的一篇约1700字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引者按：指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在顾准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马克思通过研究当时的经济来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这一“命题”寻找证据。
顾准是一位十分认真的人，在读书，尤其是在认识上，休想让他盲从。他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说道：“我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格罗脱(引者按：即《希腊史》的作者，英国十九世纪的银行家乔治·格罗脱。顾准所译《希腊的僭主政治》出于此书)的分析，自认有许多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在这里，我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
从顾准为他自己撰写的《希腊城邦制度》所作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可以知道，古典时代的希腊史虽然主要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历史，但还有不少中小城邦，他们事实上从来不受雅典和斯巴达的支配，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或许正因此，古希腊才能留下那么多的灿烂文化。顾准尤其在这篇代序中认为，“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
而欧洲历史与我们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顾准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以及《关于海上文明》中都有再明白不过的叙述。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在《关于海上文明》中顾准认为，“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而这种特色，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到一个新地方。这些移民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要在那里生存，就要与自然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人进行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战争，才有专制。对此，顾准在《海上文明》中也有论述：“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大帝国。”又说：“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高卢还打进过罗马城)、塔尔苏斯(在西班牙)、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凡部族王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愈衰弱，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色彩愈浓厚，如此而已。”当然，在顾准看来，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一些像我们春秋时的诸候国的兼并，如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但不同的是，希腊史上的兼并受到了强烈的抵抗，以至于斯巴达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而我们却把类似的这种兼并“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就是喜欢“六王毕，四海一”。
在今天看来，两种乃至多种权威并存本身，以及放弃兼并，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这也是欧洲之所以容易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海上文明”的国家民主进程之所以艰难之故。若用一言以蔽之：欧洲有民主基础。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认为：“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那么什么是雅典精神呢?那就是民主、自由，加之憎恨所有的神。
马克思把“人”，把成为真正的人，把人的自觉看得高于一切。这里有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作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写下了下面这样的话：
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顾准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民主主义倾向，都是因为受到了希腊雅典民主启示。就连他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浸透了雅典民主的情愫，散发着雅典民主的气息。
马克思是伟大的，“马克思是正确的”。(不然，马克思也不会在新世纪到来前还能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学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他思想精神的核心是追求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绝不相信神。不管有些人高喊得多么邪乎，只要用马克思这种几乎可以作为试金石的“思想精神的核”一试，真假马克思主义立辨。
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马克思既不愿意看到这个世上存在奴隶现象，又不愿意像当时斯巴达那样施行绝对的平等主义，还希望在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出现异化。顾准的思考是，“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可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到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的民主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僧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顾准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写下这段话的，这是他在十年浩劫中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