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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和沉默，都是失职失责
“两会”在哪里开?当然是北京，但也是在媒体上。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体关注两会，他们能得到想要的信息吗?“两会”的会期有限，传播的渠道有限，此消彼长，“雷人”的、不着边际的、琐碎的、耸人听闻和花枝招展的话题太多，更重要、更需要讨论的话题：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何建立更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如何推动更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等等，不能得到有效的讨论。长此以往，“公共事务”的“公共”二字如何体现?“公共生活”的“公共”二字何以寄托?“公共舆论”的“公共”二字又何以堪?“雷人”和沉默，其实都是失职失责的表现，我们应该回到“公共”本色。
巴西的新道路
全球经济都深陷危机之中，巴西却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大多巴西人认为，卢拉正是本国之所以较好地避免了经济低迷的原因。两年前开始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卢拉的支持率是80％。这表明尽管经济在衰退，但是巴西人还是觉得自己是赢家。在巴西，十年前乃至四年前，要想改变社会阶层都很难。但是，现在人们可以进行小额贷款，社会变得更平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友好型政策，花费2630亿美元用于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卢拉告诉《时代》杂志，他对奥巴马抱有很高的期望，相信奥巴马会翻开拉美“新的一页”。
尽管巴西在海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其国内还是问题重重。除了腐败，巴西的公共官僚体系是世界上最浪费的。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支持、提高入学率，但巴西学生在国际数学、科学和阅读测试中总是垫底。
在圣保罗，摩天大楼正如雨后春笋涌现，在它和里约热内卢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尽管它不能掩盖巴西的所有缺点，但的确表明明天的巴西有更光明的未来。
朱莉亚·罗伯茨为什么而笑?
朱丽亚主演的电影在美国累计赚了23亿美元，虽然今天的她仍然是超级明星，但其票房统治地位有可能成为过去时。朱莉亚·罗伯茨自从2001年的《美国甜心》之后，再也没能拍出这种个人风格浓郁的电影。
朱莉亚·罗伯茨将始终是大明星，她是好莱坞的希拉里，她打破了女明星在电影界的2000万美元的玻璃天花板。她是老派的明星，处在世界上最强的聚光灯下，仍然保持适度的神秘。朱丽亚能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但这对她的事业未必是件好事。现在，饱和的媒体曝光度已经成了好莱坞人士维持健康事业所需的每日一颗的维生素。
但是，我们都知道她不再是昔日那个朱莉亚·罗伯茨了。这种印象来自《诺丁山》的重要一幕，当所有客人都围坐在桌边坦承生活中那令人忧伤的真相，轮到朱丽娅扮演的明星安娜时，她说：“有一天，离现在不是很远，我容颜已逝，他们发现我不能演了，于是我成了一个有点郁闷的中年妇女，看起来跟一个一度走红的名人很像。”
核电崛起之忧思
2008年上半年，湖南桃花江核电站终于与湖北大畈核电站、江西彭泽核电站一起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可以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辽宁、吉林、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区也纷纷宣布本省核电规划。一个核电项目投资以数百亿元计，不仅对当地GDP贡献大，还会改变所在城市的经济生态。有人将内陆地区纷纷兴建核电项目称为“大跃进”。当前我国已有的核电项目都在沿海，这些项目如果都上马，一股强悍的核电内陆化浪潮将打破布局。桃花江是内陆地区较早规划的一个核电站，按照源自法国技术的二代改进型技术M310规划设计，到2009年底就具备了正式开工的条件。然而，“国家要求内陆上核电，必须要上AP1000。”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郑明光明确表示。
最终的审批迟迟未到。内陆究竟走什么技术路线?这不仅将决定中国核电的未来，而且这个问题不明确，审批将遥遥无期。有业内人士担心核电“大跃进”的趋势，“本来这完全是企业投资行为，但为什么政府有这么高的积极性?”
《蟹工船》
小林多喜二著
译啉出版社
这本七十年前问世、语境和人物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蟹工船》，触痛经济危机之下真实日本人的神经，让他们看到“越忙越穷”的往事在重现，只是不像小说里的渔工、杂工那样，同时还要遭受人格侮辱和生命威胁而已；他们意识到自己是那只被放在锅里慢慢炖熟的青蛙，是不那么明显的廉价劳动力，样子体面的牺牲品，其本质——用马克思的话说——仍是“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无产阶级。
《人在故乡为异客》
比尔·布莱森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属于任何地方，却又不属于任何地方；从不过度思恋故乡，也从不沉湎于任何一个异乡——相比，比尔·布莱森的生活显得安逸得多，因而他能不停地跟身外的世界开开玩笑，写出广受欢迎的专栏。布莱森似乎总是不满足于在一个地方久住，所以在英美两国来回搬了多次，细心地咀嚼各个地方的异同况味；而到把心得形诸文字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段拉长或缩短的距离。
《返老还童》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卫·芬奇导演了《返老还童》，把非茨杰拉德这篇原本短小的小说敷衍成了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小说本来是戏作，运用奇崛的想象叙述一个南北战争前夕出生的老态龙钟的“婴儿”往回长的一生。“返老还童”意味着灵魂的返祖和肉体同步的更新，这种极具张力的扭曲过程，放在完全写实的社会环境里，给小说增添了重重的阐释空间，以精微洞察美国早期中产阶级心理著称的菲茨杰拉德究竟想表达什么?
爱在法之上 墨 斗
纸面上的法律一旦进入正规的操作阶段，就一点一点开始念起紧箍咒；法律所涉及的任何一方——侦缉人员、法官、控辩双方、陪审员乃至关注此事的舆论大众——都必须在一个严格程序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依照其既定的规则来思考、推测、做出预判。程序是法律的生命，也被视为社会平等和人权的保障；公平地运用规则，可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同等的司法待遇。在今天的司法事件中，这样的情形早已不鲜见：当某一角色或隐或显地触犯了程序，抑或舆论对控辩之一方表现出较有偏向性的感情色彩时，总会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士会神色冷静地站出来，向公众宣传司法独立的要旨，阐明让当事人不受干扰地走完流程的必要性。就像一个让棋手陷入频繁长考的棋局，复杂的司法行为总是让法律人坠入心无旁骛的境地：大众在此时显出知识上处于弱势，自动退出角逐的舞台。
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叙事的最后一个高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具有高度职业素养的检察官如何运用缜密的推理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他雄辩地分析了所有与凶案有关的线索，给根本没有杀人的米佳·卡拉马佐夫定了死罪。而在加缪的《局外人》中，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嘲讽：司法者以经过千锤百炼的职业思维，用规则的镜子硬照莫尔索这个从来就在“规则”以外游走的人，结果如其所愿地看见了一个冷血、残忍、高度反社会的人渣形象。他们从未设想过其他的可能，但作家提醒我们：人的行为与命运本出于无常，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去考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严肃的程序，专业性的推理，正规的庭审仪式，司法的种种环节都指向一个目的，即公正的裁决。为此，一代代有志于法律的人投身其间，他们被教导说，循此而行则整饬的社会秩序、乃至“正义”之类皆庶几可得。然而，这“正义”可以等同于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善”否?它是方程式唯一的解，抑或仅仅是众多答案之一?足够理性的法律人诚然不会号称掌握了真理，但他们能否断言，自己距离真理最近?作家们已在一边冷笑很久了，他们认为司法所代表的不是秩序压迫自由的野蛮，就是将复杂纳入单一的无知。
苏格拉底死于希腊司法官之手，耶稣死于罗马护法者之手，在保罗·卡恩先生看来，总以生活在法律秩序之下而骄傲的西方人早该因这两大丑闻而自我反省，法律的逻辑是否真的合乎“美德”的要求，其实大可存疑。从本质上说，法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视角，它给人类社会设下了秩序，却不见得就能送来善；明眼人都能看到审判过程中法官受个人记忆、意识形态、地域及种族偏见等因素之障目，他们有时比足球场上随意掏牌的裁判更让人抓狂；为程序正义而创设的陪审团制度经常沦为令人尴尬的教条，律师之间的较量与其说是为了辩明真理，还不如说是在比拼谁争取陪审团同情的技术更纯熟。
“徒法不能自行”——在这一深具自我颠覆性的法谚面前，每个法律人都该感到一种深度的惶恐才是。这正是卡恩先生想借解读《李尔王》来传达的启示。“爱”的思维经常与那座人类辛苦垒建的秩序之山格格不入，然而我们的心智不可再躲避它的敲打：当初我们依靠法律来摆脱人相竞食的野蛮状态，却为何时至今日依然甘之如饴?
编辑 孙薇薇
“两会”在哪里开?当然是北京，但也是在媒体上。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体关注两会，他们能得到想要的信息吗?“两会”的会期有限，传播的渠道有限，此消彼长，“雷人”的、不着边际的、琐碎的、耸人听闻和花枝招展的话题太多，更重要、更需要讨论的话题：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何建立更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如何推动更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等等，不能得到有效的讨论。长此以往，“公共事务”的“公共”二字如何体现?“公共生活”的“公共”二字何以寄托?“公共舆论”的“公共”二字又何以堪?“雷人”和沉默，其实都是失职失责的表现，我们应该回到“公共”本色。
巴西的新道路
全球经济都深陷危机之中，巴西却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大多巴西人认为，卢拉正是本国之所以较好地避免了经济低迷的原因。两年前开始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卢拉的支持率是80％。这表明尽管经济在衰退，但是巴西人还是觉得自己是赢家。在巴西，十年前乃至四年前，要想改变社会阶层都很难。但是，现在人们可以进行小额贷款，社会变得更平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友好型政策，花费2630亿美元用于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卢拉告诉《时代》杂志，他对奥巴马抱有很高的期望，相信奥巴马会翻开拉美“新的一页”。
尽管巴西在海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其国内还是问题重重。除了腐败，巴西的公共官僚体系是世界上最浪费的。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支持、提高入学率，但巴西学生在国际数学、科学和阅读测试中总是垫底。
在圣保罗，摩天大楼正如雨后春笋涌现，在它和里约热内卢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尽管它不能掩盖巴西的所有缺点，但的确表明明天的巴西有更光明的未来。
朱莉亚·罗伯茨为什么而笑?
朱丽亚主演的电影在美国累计赚了23亿美元，虽然今天的她仍然是超级明星，但其票房统治地位有可能成为过去时。朱莉亚·罗伯茨自从2001年的《美国甜心》之后，再也没能拍出这种个人风格浓郁的电影。
朱莉亚·罗伯茨将始终是大明星，她是好莱坞的希拉里，她打破了女明星在电影界的2000万美元的玻璃天花板。她是老派的明星，处在世界上最强的聚光灯下，仍然保持适度的神秘。朱丽亚能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但这对她的事业未必是件好事。现在，饱和的媒体曝光度已经成了好莱坞人士维持健康事业所需的每日一颗的维生素。
但是，我们都知道她不再是昔日那个朱莉亚·罗伯茨了。这种印象来自《诺丁山》的重要一幕，当所有客人都围坐在桌边坦承生活中那令人忧伤的真相，轮到朱丽娅扮演的明星安娜时，她说：“有一天，离现在不是很远，我容颜已逝，他们发现我不能演了，于是我成了一个有点郁闷的中年妇女，看起来跟一个一度走红的名人很像。”
核电崛起之忧思
2008年上半年，湖南桃花江核电站终于与湖北大畈核电站、江西彭泽核电站一起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可以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辽宁、吉林、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区也纷纷宣布本省核电规划。一个核电项目投资以数百亿元计，不仅对当地GDP贡献大，还会改变所在城市的经济生态。有人将内陆地区纷纷兴建核电项目称为“大跃进”。当前我国已有的核电项目都在沿海，这些项目如果都上马，一股强悍的核电内陆化浪潮将打破布局。桃花江是内陆地区较早规划的一个核电站，按照源自法国技术的二代改进型技术M310规划设计，到2009年底就具备了正式开工的条件。然而，“国家要求内陆上核电，必须要上AP1000。”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郑明光明确表示。
最终的审批迟迟未到。内陆究竟走什么技术路线?这不仅将决定中国核电的未来，而且这个问题不明确，审批将遥遥无期。有业内人士担心核电“大跃进”的趋势，“本来这完全是企业投资行为，但为什么政府有这么高的积极性?”
《蟹工船》
小林多喜二著
译啉出版社
这本七十年前问世、语境和人物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蟹工船》，触痛经济危机之下真实日本人的神经，让他们看到“越忙越穷”的往事在重现，只是不像小说里的渔工、杂工那样，同时还要遭受人格侮辱和生命威胁而已；他们意识到自己是那只被放在锅里慢慢炖熟的青蛙，是不那么明显的廉价劳动力，样子体面的牺牲品，其本质——用马克思的话说——仍是“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无产阶级。
《人在故乡为异客》
比尔·布莱森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属于任何地方，却又不属于任何地方；从不过度思恋故乡，也从不沉湎于任何一个异乡——相比，比尔·布莱森的生活显得安逸得多，因而他能不停地跟身外的世界开开玩笑，写出广受欢迎的专栏。布莱森似乎总是不满足于在一个地方久住，所以在英美两国来回搬了多次，细心地咀嚼各个地方的异同况味；而到把心得形诸文字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段拉长或缩短的距离。
《返老还童》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卫·芬奇导演了《返老还童》，把非茨杰拉德这篇原本短小的小说敷衍成了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小说本来是戏作，运用奇崛的想象叙述一个南北战争前夕出生的老态龙钟的“婴儿”往回长的一生。“返老还童”意味着灵魂的返祖和肉体同步的更新，这种极具张力的扭曲过程，放在完全写实的社会环境里，给小说增添了重重的阐释空间，以精微洞察美国早期中产阶级心理著称的菲茨杰拉德究竟想表达什么?
爱在法之上 墨 斗
纸面上的法律一旦进入正规的操作阶段，就一点一点开始念起紧箍咒；法律所涉及的任何一方——侦缉人员、法官、控辩双方、陪审员乃至关注此事的舆论大众——都必须在一个严格程序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依照其既定的规则来思考、推测、做出预判。程序是法律的生命，也被视为社会平等和人权的保障；公平地运用规则，可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同等的司法待遇。在今天的司法事件中，这样的情形早已不鲜见：当某一角色或隐或显地触犯了程序，抑或舆论对控辩之一方表现出较有偏向性的感情色彩时，总会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士会神色冷静地站出来，向公众宣传司法独立的要旨，阐明让当事人不受干扰地走完流程的必要性。就像一个让棋手陷入频繁长考的棋局，复杂的司法行为总是让法律人坠入心无旁骛的境地：大众在此时显出知识上处于弱势，自动退出角逐的舞台。
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叙事的最后一个高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具有高度职业素养的检察官如何运用缜密的推理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他雄辩地分析了所有与凶案有关的线索，给根本没有杀人的米佳·卡拉马佐夫定了死罪。而在加缪的《局外人》中，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嘲讽：司法者以经过千锤百炼的职业思维，用规则的镜子硬照莫尔索这个从来就在“规则”以外游走的人，结果如其所愿地看见了一个冷血、残忍、高度反社会的人渣形象。他们从未设想过其他的可能，但作家提醒我们：人的行为与命运本出于无常，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去考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严肃的程序，专业性的推理，正规的庭审仪式，司法的种种环节都指向一个目的，即公正的裁决。为此，一代代有志于法律的人投身其间，他们被教导说，循此而行则整饬的社会秩序、乃至“正义”之类皆庶几可得。然而，这“正义”可以等同于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善”否?它是方程式唯一的解，抑或仅仅是众多答案之一?足够理性的法律人诚然不会号称掌握了真理，但他们能否断言，自己距离真理最近?作家们已在一边冷笑很久了，他们认为司法所代表的不是秩序压迫自由的野蛮，就是将复杂纳入单一的无知。
苏格拉底死于希腊司法官之手，耶稣死于罗马护法者之手，在保罗·卡恩先生看来，总以生活在法律秩序之下而骄傲的西方人早该因这两大丑闻而自我反省，法律的逻辑是否真的合乎“美德”的要求，其实大可存疑。从本质上说，法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视角，它给人类社会设下了秩序，却不见得就能送来善；明眼人都能看到审判过程中法官受个人记忆、意识形态、地域及种族偏见等因素之障目，他们有时比足球场上随意掏牌的裁判更让人抓狂；为程序正义而创设的陪审团制度经常沦为令人尴尬的教条，律师之间的较量与其说是为了辩明真理，还不如说是在比拼谁争取陪审团同情的技术更纯熟。
“徒法不能自行”——在这一深具自我颠覆性的法谚面前，每个法律人都该感到一种深度的惶恐才是。这正是卡恩先生想借解读《李尔王》来传达的启示。“爱”的思维经常与那座人类辛苦垒建的秩序之山格格不入，然而我们的心智不可再躲避它的敲打：当初我们依靠法律来摆脱人相竞食的野蛮状态，却为何时至今日依然甘之如饴?
编辑 孙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