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驾驶老师来自民间。他是一位生物化学博士，80年代中期走出校门，辗转中国、日本、美国数家研究所。在网上的论文检索器上输入他的名字，拉出来的论文有几十篇。
　　平日在我看来枯燥繁琐的实验步骤，在他手中，出神入化，行云流水，犹如艺术。他在实验室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在各种口音的英语中，他既不像隔壁那位干瘦的印度同事走路生风，也不像角落里那个勤奋的韩国中年人一样常常工作到深夜。
　　“学开车要有Big Vision(大愿景)，看大局，视野中不是一个个的细节，不是盯着前面车轱辘的十米之内，是基于眼前整个picture作判断。”在美国中部一所大学旁空旷的停车场上，坐在刚买来的二手“马六”里，方向盘后的人是我，听师傅说。10天之后，我上路。一个月后，我开上高速离家200英里，去久仰的“摇滚名人堂”朝圣。听着Janis Joplin的Summertime，我感慨师傅的哲学高度，不仅做实验游刃有余，即便教开车，也能说出一番管理界中的高论，虽然师傅立志终身恪守校园和科研，与DNA、RNA、蛋白质对话。
　　在现实的马路上，却是林林总总，另一派景象。在每一副方向盘后坐着的人，并不都曾如我一样，聆听这样一位驾驶老师的教诲。总有些人对细节很感兴趣，而且不在少数。在美国有人统计，一起撞车事故发生后，有13％左右的交通缓慢，不是因为事故少了条车道，而是周边那些一边开着车一边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他们好奇地想看个究竟，下意识地猛刹车，或是在车里翻找手机想拍张现场照片，搞不好又碰了前面的车，自己也卷进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即便平安无事的日子，哪怕一只扔在路边沟里的破沙发，也能激起行进车流中的一阵阵好奇。
　　所以有人说，现代城市的交通堵塞不仅是因为道路的设计，也是人性使然。再比如，原先人们在家或是在家不远处就能做的事，有了车以后，就更希望能开着车去做点什么。本来可以在家吃的家常便饭，现在得开车兜半个城找一家餐馆解决。本来可以在家旁边的农贸市场挎只篮子(现在是环保袋)就能买到的菜，现在得开车找一家更好更全的超市揽齐。车流在欲望中壮大。
　　还得停车。停在路边比停车场便宜，于是在路边兜兜转转找车位、等待、平行趴车……这些停车的前戏，又造成了后面车流的一阵短暂拥堵。据说在古罗马，街上的马车太多，以致凯撒不得不宣布：禁止马车和木轮推车在白天通行，除了用于造神庙的建筑工事。古今几乎一样，这两个月在单双号中度日的北京，也一样。
　　接着来看方向盘后的人。在今天，造成撞车的原因之一，是方向盘后的人总是过高地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总是用自己经历的撞车几率来估算驾驶的安全程度，而不是自己避免了多少起撞车事故。因为高估了安全性，坐在方向盘后的人便开始多种任务并行：打打电话，翻读地图，聊聊天。差不多80％的撞车，是方向盘后的人分散注意力超过了3秒的时间。大部分撞车，不是发生在窄道，或是像发卡一样弯曲的拐弯处，居然是干燥的路上，晴朗的日子里。在1867年的纽约，大街上的马车平均每周撞死4个行人，只比现在的交通事故率稍高一点。
　　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人。这让我想起去年读过的一本书《医生是怎么想的》，作者是一位著名哈佛医生。他在书里说，医生会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常因思维定势而偏离正确诊断。是人，都难避免这样的思维错误。一个一天到晚都在抱怨、情绪化的绝经妇女，自己也称自己为怪癖，5个医生于是都没诊断出其实她患的是某种内分泌肿瘤。这样的归因错误还会让一个医生诊断一个流浪汉的方向感丧失时，可能会很快归结于酒精中毒，其实真正的元凶是糖尿病。
　　如果在1月份，医生刚看了14个流感病人，然后你来了，肌肉疼、发烧，医生最有可能说你得了流感。但有时它也可能是脑膜炎。大约80％的医学错误，是因为本可以预知的智力陷阱、认知错误造成的。但这些错误，只要是人，几乎无一幸免!“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刚才见到的所影响，或者受印象最深刻的所影响。”只有1/5的医疗错误是和大家熟悉的、经常出现在电视报纸上的技术错误有关，比如说混淆了检查结果，比如难以辨认的笔迹。这样的比重，倒是像引起交通堵塞的道路设计一样，常被夸大，忘了坐在方向盘后的是人。
　　有人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股“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的内部分工已非常专业化从前单纯的理性人偏重物质利益的假设，已被个别分支抛弃或者修正。比如，经济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结合，以葛礼谦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就像大家开始试图去理解方向盘后的人，去认识手拿听诊器身穿白大褂的人一样。“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沿任何一个方向往前走，只有到了边界处，你才会理解这个领域的整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