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午夜，陈广庭从兰州飞抵首都机场时，正值北京狂风大作，网上很多人都说，“北京下沙了”。但这个研究了一辈子风沙的科学家说，其实与30年前相比，北京现在的风沙已经小很多了，这有赖于社会各界的长期支持和科学界的努力。作为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广庭是2000年求是科学杰出集体成就奖的获奖者之一，而实际上，早在18年前，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资助国内的风沙研究。这一次，陈广庭接到求是的邀请，再一看会议的主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他觉得有话要说，便连夜赶来。
　　与国内众多的科技奖项相比，由香港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创办的求是基金会似乎并不为一般人所熟知，但是自成立以来，求是奖对科学成就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始终令人信服。比如，陈广庭所参与的新疆塔里木盆地防沙治沙工作、去年才被社会广泛认知的中药青蒿素的研究，都曾经是求是奖奖励的对象，求是科技奖经过时间的考验，来证明其含金量。这个看似平实的科技奖，其背后却是一个超豪华阵容的科学家顾问团。
　　
　　科学共同体
　　陈广庭到了会场更觉得不虚此行，求是组织的活动果然是科学界大腕云集：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DNA分析法创始人简悦威、图灵奖得主姚期智???? 此外，还有赵忠贤、沈平平、施一公等国内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
　　“求是奖成立18年来，很多卓有建树的科学家都是基金会的获奖人。可以想象，如果把他们的智慧集合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会对社会产生更加良性和直接的影响。”求是基金会主席查懋声说，基金会打算成立“求是之家”，希望求是获奖人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本次在京部分求是获奖科学家聚谈会可看作是“求是之家”的第一次聚会。
　　把优秀的科学家聚合在一起，的确是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求是之家”所采用的科学共同体模式，正是促进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类似的努力在科学界也早有共识。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回忆说，1990年代初期，国内年轻科学家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和现在无法相比，因此大家有各种想法。1991年夏天，中科院专门召集了由年轻人参加的研讨会。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在会上倡议成立一个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联谊会。他当时在会上说，“为什么要成立这个青年创新联合会呢？就是要在中间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样才能互相交流，互相鼓励，才能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承受所出现的挫折和遇到的困难，才能形成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要有一个群体来共同艰苦奋斗，发展科学，振兴中华。现在科学分得很细，人少了不行，要有一批人这样做，就会带出一种社会风气，对更年轻的人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科学事业就渐渐起来了。”
　　李静海说，青年创新联谊会的创立，为年轻人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当时这个联谊会里聚集了一批年轻人，现在已成为科学院的骨干。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赵忠贤院士欢迎“求是之家”的成立。他在会上讲了一个故事：某领域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在申请项目时，在第一轮书面评议的时候就被竞争对手做手脚刷掉了。因为对方知道，如果到了最后一轮面对面答辩的时候，自己肯定竞争不过人家。赵忠贤说，“我很惭愧，一直不敢说这个事，但今后我们可以利用求是之家来推动科学界扭转这些不良风气。”的确，对于科学界的不规范行为，科学共同体向来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制度性平台。
　　会上，有人建议，现在房价过高，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为了赚钱四处跑项目，不能安心做科研，因此，应当对青年学者重点资助。有人直言，科学界的急功近利，源于中国教育的浮躁，应当对青少年予以正确的引导。
　　
　　“救亡的意识”
　　“现在种种的问题，大家吵来吵去，我觉得是对救亡的意识没有充分的了解”，杨振宁的发言虽然语气平缓，但对在场的人有足够的震动。
　　他说，救亡的观念曾左右了他父亲那一代和他这一代两代知识分子。中国所以能达到今天的状态，与当初的救亡观念有密切关系。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救亡的意识渐渐消失了。“但实际上，国内当初没有钱的时候，问题是成堆的，今天有了钱，问题还是成堆的。问题不一样，但都是成堆的问题。由此产生的现象是，大家忘记了整体是怎么回事，只是在这些（局部的）问题里面纠缠。”
　　杨振宁认为，要想把整个事情看得清楚，得要从历史的观点、远的观点来看。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国的大学教育是非常不成功的，人们翻开报纸、杂志就可以看到很多人这样讲。他认为这个话完全错误，中国的科技要想在几十年之内追上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要想以这么快的速度追上去，问题多得不得了，这是自然的。
　　杨振宁说，“我今年已经90岁了，对于世界的前途有很多的忧虑。我忧虑的其中一点，就是觉得太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没有更多的认识，也没有真正了解到中国这几十年为什么成功，将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这个成功维持下去。而且在以后30年、50年的国际竞争里，怎么使中华民族还能够生存。这讲来讲去还是一个救亡的意识，这个意识我觉得现在大家不够。”
　　实际上，杨振宁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借用哲学家李泽厚的话，重提“中国的思想界主要的不是启蒙，而是救亡”。他所强调的救亡观念，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危机意识。李静海说，周光召在去年年底也曾特别提到，中国在环境、生态和农业三方面都存在问题，要用厚重的积累防止危机的发生。“他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汇，但是用了厚重积累这样四个字表达了深刻的含义。”
　　“救亡更要救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意识形态，”清华大学原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觉得，现在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越来越受到损害，应该有一批为民族兴旺、国家兴旺努力的知识分子，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王楠林则建议，求是基金会今后的奖励应当侧重学术道德方面，特别是奖励那些长期刻苦攻关、淡泊名利的优秀科学家。
　　上世纪50年代，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至今没有圆满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50多年后，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再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结合求是基金会转型的探索，求是基金会执行长金立佐说，我们执行团队有一个共识：如果说，回顾过去，求是的主要使命是从国家角度提倡科技强国以破除“李约瑟之谜”；那么，未来的使命则是从人的角度来发现、培养和奖励优秀科学家，以宽解钱学森的临终之问。
　　历经18年的默默发展，求是基金会促进科技发展的宗旨，显然正在从技术层面向更加深入的精神和制度层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