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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治理工作依靠“合作治理”的治理模式走在了全国前列。笔者通过对辖区内开展合作治理社区的调研发现，合作治理与公共精神之间是协同共生关系，合作治理平台的搭建和运作为公共精神的培育和生长提供了载体，公共精神的不断提升也促进了合作治理平台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合作治理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仍存在合作治理平台搭建困难、社会组织话语权缺失、社区主体观念多元化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通过发挥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功能、政府先行的示范作用、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协商民主的积极作用等路径，来培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实现高水平的社区合作治理。
〔关键词〕社区；合作治理；公共精神；培育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1-0063-0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对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合作治理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社区是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最重要的场域，公共精神是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张力和价值基础，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对实现高水平的社区合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现状
近年来，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治理工作走在了全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前列。2014年，雨花台区被民政部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16年底，该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雨花模式”被相关部门给予肯定；2019年，雨花台区又以“创新四聚式‘三社联动’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为主题，再次被民政部确认为新一轮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两轮创建主题虽不相同，但“合作治理模式”始终是雨花台区社区治理发展的基础模式之一。笔者经过调研发现，雨花台区的翠竹园、雨花社区、农花社区和景明佳园社区在“合作治理模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翠竹园“四方平台”是雨花台区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缘起。“四方”分别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互助中心，四种组织在社区中既是一个团队，又各司其职相互补位。“四方平台”针对社区中所存在的问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尤其针对社区建设中的大事、急事、难事，通过民主协商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发挥联动机制，妥善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了四方联动、协同共治的和谐状态。
雨花社区在小区数量多、性质繁、人员杂的情况下，引入了支持型社会组织，承担衔接、协调社区各项社会资源的工作。社会组织将多维社区分解为居民小区，以“一居一品一特色”作为社区的基本治理架构，促进社区居民成立了自组织，实现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在事关社区建设问题的重大决策上，雨花社区采取了“政社企居校联动，多维协同共治”的合作治理模式，协调辖区内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学校多方联动，进行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同合作，带动了社区治理发展。
农花社区打造了“1+2+X”社区治理模式，“1”代表社区党总支为核心，“2”代表居委会主导和居民主体，“X”代表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群团组织、辖区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各方主体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议事会、党员评议会，广泛推进基层多元共治。民主恳谈会通过“尝试+创新+居民建议”开辟了社区治理新路径；居民议事会联合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党员代表、社会组织、驻地单位就社区重大事项集体协商讨论；党员评议会则是由党员群众来评议工作成效。
景明佳园社区打造了“民情协商议事平台”，社区成立了42人的“民情協商委员会”，包含民情调查组、民情协商组、社区治理组。社区党委书记为会长，社区民警、物业负责人为副会长，辖区小学校长、1名协调员、2名居民骨干为委员，老党员、楼长、居民群众代表共计35人为委员会成员。重大事项采用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形式召开协商会议；局部问题召开片区党小组会议协商；个别矛盾动员社区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同志进行座谈调解；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召开了居民代表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定期邀请了街道工委和相关部门领导参与民情协商，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二、社区合作治理下的公共精神培育效用
公共精神是社区善治的基础支撑。调研发现，在社区合作治理的背景下，各方公共精神的培育效能成效显著。
（一）党政部门公共精神的提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理念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转变，党政部门的工作职能由干预者、管理者向参与者转变。调研发现，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平台的搭建，提高了基层党政部门不断寻求更科学高效的为民服务和为民办事效率，以民主协商为特点的合作治理模式，更好地满足了基层党政部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合作治理平台让党政部门与服务对象有机会以平等的姿态进行民主协商，进一步加强了党政部门与基层群众的联结，减少了误会和矛盾，增强了理解和信任，有利于为民服务和为民办事的职能发挥，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党政部门精益求精做好公共服务的信心和底气，促进了基层党政部门公共行政精神的提升。
（二）法人单位公共精神的提升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社区都有各类法人单位，如物业公司、教育机构、政府派出机构、社会组织等部门。这些法人单位在社区的引导和动员下被纳入社区合作治理平台，与社区居民和社区其他法人单位面对面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是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法人单位的参与可以增强社会资本在社区内的流动和增殖，在拓宽社区活动的资金来源的同时，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影响力，加强多方的沟通和理解。调研发现，物业公司在合作治理中能更有效的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够向居民表达处理问题的困难和阻碍，加强了双方的互通互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关系的融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物业公司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物业管理水平得到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的合作治理中不断润滑剂和连接器的作用，社会组织在社区授权下将辖区内的单位个体和群众组织起来，整合各类资源、协调各方关系、承办各类活动，为社区各方体验公共精神之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自身积累了经验和智慧，更好的服务于社区治理。
〔关键词〕社区；合作治理；公共精神；培育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1-0063-0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对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合作治理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社区是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最重要的场域，公共精神是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张力和价值基础，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对实现高水平的社区合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现状
近年来，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治理工作走在了全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前列。2014年，雨花台区被民政部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16年底，该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雨花模式”被相关部门给予肯定；2019年，雨花台区又以“创新四聚式‘三社联动’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为主题，再次被民政部确认为新一轮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两轮创建主题虽不相同，但“合作治理模式”始终是雨花台区社区治理发展的基础模式之一。笔者经过调研发现，雨花台区的翠竹园、雨花社区、农花社区和景明佳园社区在“合作治理模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翠竹园“四方平台”是雨花台区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缘起。“四方”分别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互助中心，四种组织在社区中既是一个团队，又各司其职相互补位。“四方平台”针对社区中所存在的问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尤其针对社区建设中的大事、急事、难事，通过民主协商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发挥联动机制，妥善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了四方联动、协同共治的和谐状态。
雨花社区在小区数量多、性质繁、人员杂的情况下，引入了支持型社会组织，承担衔接、协调社区各项社会资源的工作。社会组织将多维社区分解为居民小区，以“一居一品一特色”作为社区的基本治理架构，促进社区居民成立了自组织，实现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在事关社区建设问题的重大决策上，雨花社区采取了“政社企居校联动，多维协同共治”的合作治理模式，协调辖区内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学校多方联动，进行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同合作，带动了社区治理发展。
农花社区打造了“1+2+X”社区治理模式，“1”代表社区党总支为核心，“2”代表居委会主导和居民主体，“X”代表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群团组织、辖区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各方主体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议事会、党员评议会，广泛推进基层多元共治。民主恳谈会通过“尝试+创新+居民建议”开辟了社区治理新路径；居民议事会联合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党员代表、社会组织、驻地单位就社区重大事项集体协商讨论；党员评议会则是由党员群众来评议工作成效。
景明佳园社区打造了“民情协商议事平台”，社区成立了42人的“民情協商委员会”，包含民情调查组、民情协商组、社区治理组。社区党委书记为会长，社区民警、物业负责人为副会长，辖区小学校长、1名协调员、2名居民骨干为委员，老党员、楼长、居民群众代表共计35人为委员会成员。重大事项采用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形式召开协商会议；局部问题召开片区党小组会议协商；个别矛盾动员社区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同志进行座谈调解；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召开了居民代表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定期邀请了街道工委和相关部门领导参与民情协商，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二、社区合作治理下的公共精神培育效用
公共精神是社区善治的基础支撑。调研发现，在社区合作治理的背景下，各方公共精神的培育效能成效显著。
（一）党政部门公共精神的提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理念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转变，党政部门的工作职能由干预者、管理者向参与者转变。调研发现，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平台的搭建，提高了基层党政部门不断寻求更科学高效的为民服务和为民办事效率，以民主协商为特点的合作治理模式，更好地满足了基层党政部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合作治理平台让党政部门与服务对象有机会以平等的姿态进行民主协商，进一步加强了党政部门与基层群众的联结，减少了误会和矛盾，增强了理解和信任，有利于为民服务和为民办事的职能发挥，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党政部门精益求精做好公共服务的信心和底气，促进了基层党政部门公共行政精神的提升。
（二）法人单位公共精神的提升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社区都有各类法人单位，如物业公司、教育机构、政府派出机构、社会组织等部门。这些法人单位在社区的引导和动员下被纳入社区合作治理平台，与社区居民和社区其他法人单位面对面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是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法人单位的参与可以增强社会资本在社区内的流动和增殖，在拓宽社区活动的资金来源的同时，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影响力，加强多方的沟通和理解。调研发现，物业公司在合作治理中能更有效的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够向居民表达处理问题的困难和阻碍，加强了双方的互通互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关系的融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物业公司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物业管理水平得到了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的合作治理中不断润滑剂和连接器的作用，社会组织在社区授权下将辖区内的单位个体和群众组织起来，整合各类资源、协调各方关系、承办各类活动，为社区各方体验公共精神之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自身积累了经验和智慧，更好的服务于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