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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生活化、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离不开友善的社会氛围。当前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这使得友善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以同情心和共情能力的提升为立足点，以友善文化的传承为载体，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为落脚点，从内在动力和外在保障两个方面着力构建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伙伴精神塑造机制和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以促进友善的回归和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087-07
友善指人们“能够以尊重和宽容之心对待其他的社会成员，能够在促进、实现自我权利的同时关照他人的权利”①。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生活化、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离不开友善的社会氛围。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政治体制不断革新，国际话语权日益提升，整个社会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逐渐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一面是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日益增强，另一面却是人际关系的日益疏离。倡导友善，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欺诈、报复等不良心态，引导人们和平共处。培育友善价值观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建构长效机制以推动其顺利进行。
一、当前社会个体化特征的凸显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日益迈进现代化，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发展速度日益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个人的自主选择与活动空间得到巨大拓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和谐程度在提高。相反，伴随着个体自由度增强的同时，却是社会的个体化特征凸显。个体化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吉登斯等提出的一个概念，对于贝克、鲍曼和吉登斯而言，个体化是指个体从旧有的社会性羁绊中“脱嵌”（或者说抽离）出来的过程，这些社会性羁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和那些界定个体身份的社会范畴，如家庭、亲属关系、社群和阶级等。“简而言之，‘个体化’在于，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②
在中国，社会个体化有其生成的普遍原因和特定背景。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来看，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传统的以單位为主的注定的、标准化的人生变成了选择性的人生，人生充满着种种抉择和不确定性，所以它又总是一种风险人生，人们脱离了家庭和单位的束缚，但却越发受到无法驾驭或忽略的境遇的压抑。从个体的成长过程看，个体经历了“母体脐带”—“家庭脐带”—“社会脐带”—“个体自由与独立”四个阶段。个体首先从原始纽带中脱离出来，但是由于此时其功能的不完整，所以还必须依赖家庭带来安全感、归属感、根基感，学习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教育进行个体的社会化。“一旦个体化全部完成，个体从这些始发纽带中解放出来，他又面临着新的任务：他必须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寻找不同于其前个体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更安全的保护方式。”③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依照角色规定扮演自己的角色，追求各自的自由与权益，为自己负责。个体化社会进程中，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也更加缺乏安全感和怡然自得。人们徘徊在自由与孤独带来的二律背反中，成为矛盾性的存在。
个体化社会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消解友善的力量。第一，个体化社会充满竞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个体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大了竞争的激烈性。竞争虽有助于激发主体的进取心、增强社会活力，但过分强调竞争就会排斥合作、拒绝帮助、带来道德冷漠。第二，个体化社会要求人们必须遵守规则，但规则、规定有时却成为人们放弃道德良心、道德义务的挡箭牌。在个体化社会中，人们成为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位置和应遵守的相应规则，这种规则意识有利于造就良好的秩序，但一旦用规则取代了道德责任，“职责所在”就使得“仁至义尽”具有明确的正当性，社会冷漠也变得不足为奇。第三，个体化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和远距离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和远距离成为人们冷漠的恰当借口。“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④在个体化社会中，人类活动范围更大，物理距离愈发遥远，同时人们纷纷退隐到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加大，交往变得陌生。距离的遥远和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形成了友善盲视和冷漠的合理借口。
二、当前社会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建构的着力点
个体化社会突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无形中放大了个人的孱弱性和无能为力感，人们在生活中渴望着他人的友善与信任。友善是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友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需要有强烈的耦合关系。在微观层面上，友善是调节阀，能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和持续幸福；在中观层面上，友善是黏合剂，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在宏观层面上，友善是缓冲带，能减少矛盾和摩擦，促进和谐中国建设。友善行为的实施有多重动力，如情感、理性、物质和精神利益等，每种动力所产生的效果都有所不同。面对当前人们之间的友善弱化、人际关系浅表化等现象，把握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建构的着力点，倡导友善，成了当务之急。
1.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立足点
友善是一种道德情感，这种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定势和倾向，能推动人们产生利他行为。舍勒说：“人在具有思想或意图之前，首先是人本身”，“人类正是用爱与恨交织而成的网来捕捉世界，而后（正如叔本华常常说的）又以意志控制世界，并对其进行表征”。⑤可见，与理性相比，友善情感具有先在性，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前提。具体说来，这种关于友善的情感包括同情心和共情能力两个方面。“同情是个体所具有的易于、愿意并能够对他者处境、遭遇或情感状态产生同感的心理状态或态度倾向。”⑥正是对他人苦难和不幸的同情才将人们联系起来。共情指“个体感知或想象其他个体的情感，并部分体验到其他个体感受的心理过程”⑦，它包括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方面。心理学研究表明，共情能力强的人更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助。 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立足点。第一，同情是友善的起点，有同情心不一定做出友善行为，但没有同情心就不会产生友善行为。正如朱熹所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这种恻隐就是对他人的同情。第二，同情是将个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爱因斯坦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了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安乐和幸福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生存，同情的纽带把他们的命运同我们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也认为正是怜悯和同情促使人们关注他人的幸福和命运。第三，同情是人的本性。儒家学者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将对他人的同情纳入人性之首。许多人对处于灾难和不幸中的人做出无私贡献，甚至在情况危急时不假思索地做出善举，根本没有对付出和收益做权衡，这种行为的产生基础就在于对别人疾苦的怜悯和感同身受。由于拥有了这种怜悯心、同情心作为心理定势，人们往往善于并乐于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道德想象力和他人易地而处，从而体会别人的苦难和困境，关心他们的需求和期待。这种体会越深刻，人们就越能够以己度人，对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而非嘲讽，对他人的幸福感到愉悦而非嫉妒，对他人之所需伸出援助之手而非冷漠甚或落井下石。通过这种付出，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提升，促进他人幸福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自己的幸福。这种出于善意的悲悯和同情能够将两个人的情感连接起来，使他们感到有人与他情感一致，这能使人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愉悦；相反，他人的冷漠和嘲讽则能使当事人产生极大的苦恼和失望。
2.友善文化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友善涉及情绪、认知和行为三个系统，其中“知识可以减少误解、偏见和对陌生人的恐惧”⑧，成为友善情感的必要补充。文化作为理性知识的具体形式，构成了友善的产生之源、生存空间、传承载体。第一，文化是友善价值观的产生之源。友善价值观总是产生和生存于一定的友善文化场景中，不同文化背景会生成不同的友善观。如西方社会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和法律文化涵养，人们具有较强的公民精神；而中国传统社会比较重视人情关系，很少有关于人们权利义务的契约，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少管闲事”的暧昧态度成为人们保全自己的重要手段，正如林语堂所说，“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⑨。第二，文化构成了友善价值观的生存空间。当友善价值观脱离了一定的文化根基，或者文化资源过于贫乏，就不能得到有力的阐释和合理的论证，极易被来自内外部的文化冲突、断裂、转型所吞噬；而没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友善是虚假的、易废除的、流变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先進文化与落后文化的较量中，“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⑩。第三，文化构成了友善价值观承袭的载体。社会中许多友善观念来源于各种各样的规范、神话、音乐、礼仪、电影甚至建筑等文化形式。
友善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发展理路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友善文化有三个来源。第一，中国传统友善观奠定了我国友善文化的历史根基。仁是中国儒家传统友善观的核心，恕和礼是方法和原则，和与大同是价值追求，最终实现《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与儒家有差等的爱不同，墨家提倡兼爱，即平等无差地爱每一个人。此外，中国古代友善观还推及自然，强调通过“时禁”保护自然，如《礼记·祭义》中就有“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友善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历史背景，只有紧密结合当前社会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而非万能的作用。第二，国外的友善观对我国友善文化的发展有借鉴作用。国外关于友善的研究中涉及更多的是友爱、共情、移情、亲社会行为等内容，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在伦理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最早论述了三种友爱，亚当·斯密强调了同情在道德中的重要作用，迈克尔·斯洛特则从移情出发，构建了影响深远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国外重视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了同情的神经基础、结构和心理机制等，对促进我国友善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有重要启示。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我国友善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丰富的实践活动推动友善文化不断向深度、广度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内涵的新命题。如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构建超越家族、血缘关系的伙伴精神迫在眉睫；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友善文化成为时代的吁求；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和破坏，生态伦理文化进入人们的视野。总之，中国传统友善观是根，社会主义友善观是魂，国外的友善观是补充，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传统和西方的友善观进行扬弃并发展，不断丰富友善文化的内涵。
3.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落脚点
利益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B11友善本身包含着利益问题。从概念层面看，友善是对求助者或弱势群体权利的关怀；从行为层面看，友善本质上包含着施助者物质、精神、时间甚至生命等利益的无偿让渡；从社会层面看，友善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从慈善伦理看，施助者与受助者双方矛盾的焦点在利益协调上，若仅仅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缺乏对施助者利益的关注，那么友善将缺乏持久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B12所以，友善作为道德观念形态的东西，必然以利益为基础。
马克思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B13在社会有机体中，个人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社会首先要肯定个人的正当利益，没有对个人正当利益的尊重和维护，友善就会缺乏牢固的根基；但是，在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同时，还要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真正的社会利益必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B14，没有社会，个人的存在也变得不真实。当前，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们各有所长，人的一生也总是流动和易变的，所以，社会的关爱、他人的帮助成为个人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每个人都有对友谊、爱、幸福和安宁的需求，如果能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结合起来看待，必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合作、缓解社会焦虑，同时也能满足个人的利益。所以，培育友善价值观的内在保障在于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 三、当前社会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的建构
机制是一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动力保障。当前社会培育友善价值观需要在探索着力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培育机制，以促进友善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从友善的情感、知识、意志等内在因素激发人们的善行善意，从利益、舆论、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机制建设，是在全社会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路径与保障。
1.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
友善情感是指人们对友善原则、友善品质、友善行为在情绪上的认同感和向往感，其核心在于对他人处境的共情和同情。培养人们关于友善的情感，其核心在于培养人们对他人困难处境的敏感性和感受力，即共情能力。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就是艺术地运用一系列材料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关于友善的情感、引导人们加深对友善情感的体验，并弥散这种心境，使人们的友善情感经历感官接触—心灵体悟—情感激发—情绪感染—情感升华等过程，从而促成友善的心理定势，并在实际的生活情境中做出利他行为。
激发和感染友善情感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第一，感官接触是起点。即通过选择一系列对象如艺术、自然生态等，让人们接触到快乐、幸福、苦难、贫困、疾病、死亡等情境，以引起人们的感官注意。第二，心灵体悟是关键。主要通过直接联想、代表性联想、模仿、角色扮演等方式，来启动道德想象力以产生共情。第三，情感激发是核心。通过前两个环节产生怜悯、痛苦、感动等情绪体验和心境。第四，情绪感染是重要环节。通过实现情感催化、营造友善氛围来以情感唤醒情感，以个人联结他人。第五，情感升华是目標。把已经激发出的友善情感上升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和思维习惯，促进良性循环，实现螺旋式跨越和提升。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阶段构成紧密连接、持续发展的过程，前一阶段的进展为后一阶段提供铺垫和基础，后一阶段的发展是前一阶段的提升和跨越，它们在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友善情感的发展路径。
激发和感染友善情感，关键在于选择正确有效的方法，突出情境设置，实施情境教育、苦难教育和特性角色体验。“情境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时空场景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够影响到个体对目标刺激的意义理解的一切事物或信息。”B15情景教育就是指通过创设问题情景对人们进行引导和教育，通过情境再现传递丰富的友善情感信息。苦难教育是指通过对苦难的揭露引导人们感受他人的不幸和孱弱，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卢梭十分重视通过苦难对爱弥儿进行同情教育，同时他也非常强调这种教育的合宜性和恰当性，他认为同样的景象看得多了，对它们就觉得无所谓了，对一切事物都是见惯不惊的，只要好好地选择一件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去看，就足以使他在一个月里心怀恻隐，常常思考那件事情，否则，若过多运用则可能产生情感麻木甚至反感，毫无实效可言。B16特性角色是指在角色扮演中促进角色体验，通过想象和模仿与他人易地而处，人们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化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情境具有外在性、暂时性，情绪具有流动性，而个体具有多样性，所以，人们可能或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看待善言、善行，或在友善情感激发之后没有引起行为上的实质改变，或仅仅产生了极其短暂和微弱的行为效果。这些结果的存在表明，单纯的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只是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前提和基础，要想达成实效，还需其他机制参与进来。
2.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主渠道
友善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关于善意、善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是指将友善文化各层次内容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通过多样的教育方法，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力，从而促进其友善行为的实施。友善文化具有历史性，创新友善文化的科学内涵是教育和传递友善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要牢牢抓住友善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发展理路，加强友善文化的教育和传递。
将友善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是友善文化教育的重点。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祖国未来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教育存在一定的弊端，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心态失衡、人际关系紧张等现象。学校教育是有计划的、系统性的教育，学校小环境中的友善氛围也能够净化社会风气。在学校教育中传递友善文化，要从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实践、校园文化营造等渠道展开。课堂教学是校园生活的主要形态，也是友善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西方神话故事、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能够倡导同学之间的平等、关爱和互助。第二课堂实践丰富了课堂形式，志愿服务等更是以行为文化来引导学生实践友善，具有更加直接的教育效果。校园文化是充满吸引力的文化磁场，将友善价值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之中，能够对青少年友善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同时，随着网络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网络构成人们的第二生存空间，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微媒体成为人们线上主要的生活场域，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庞杂性和网络道德及立法的滞后性等，导致网络成为友善失守的重灾区。通过微媒体对广大受众进行友善知识的教育，是拓宽友善文化教育覆盖面的重要手段。微媒体的受众具有层次性和广泛性的特点，通过微媒体对受众传递友善文化，要坚持娱乐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结合，传递友善正能量；坚持以主流文化引领媒体文化和舆论走向，以正义压倒邪恶；着力处理好真、善、美的关系，在追求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提升审美品位，以提升友善行为的判断力和执行力。
3.伙伴精神塑造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核心和重点
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学者提出要塑造以美德伦理为支撑的道德共同体，并探索构建“远距离道德”B17。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可行。第一，一切道德都有其利益基础和阶级性，在当前财富尚未充分涌流、贫富差距仍然在拉大、社会底层群众境况不佳、社会阶层壁垒存在的境遇下，缺乏构建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物质基础。第二，构建“远距离道德”存在困难。主要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接近所有受助者，这就会让我们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远距离会产生道德盲视，会很难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此外，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如果过分关注则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困扰。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远”终究是个问题，但这并非表明我们对远距离的人毫无责任，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这就要求每个人最起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举止。笔者认为，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当业缘、趣缘等取代血缘、地缘成为我们“在一起”的纽带和动力时，“伙伴精神”比“远距离道德”的培育更适合当前社会现实。正如心理学研究显示的，“每一个人类个体在社会中总是会归属于某些群体，或者说对某些群体产生认同感，重视自身群体的利益以及自己与群体成员的关系”B18。“伙伴精神”的核心就在于正确认识自我与群体成员的关系，树立关心他人的意识和决心。伙伴精神塑造机制则是通过一系列方式和手段，引导人们反思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树立一种超越自我的群体观念，促进人们对他人命运和幸福的关心，这是友善价值观培育的核心和重点。 提炼新时期伙伴精神的内涵是塑造伙伴精神的前提。伙伴精神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原始社会的伙伴精神主要表现为攻守同盟和成果共享；封建社会的伙伴精神主要表现为对自己氏族利益的保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伙伴精神主要体现在人们进行资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平等相待、公平交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得到发展，同时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伙伴精神的内涵也得到拓展和更新，主要包括平等、共享、合作和友善。平等是前提，只有在平等的群体中人们才能体会到尊严，提升自我效能感，促进利他行为；共享与合作是核心，在群体中要树立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他人并懂得分享，为共同的利益携手奋斗；友善是内在要求，在友善的氛围中人们更容易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利用地缘优势构建友好互助生活圈是塑造伙伴精神的有效途径。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熟人社会被打破，人们被投放到一个个陌生的环境之中，除了制度和法律等契约外别无所依，而邻人的温暖则能为陌生环境下的人们带来温情和慰藉。可即便是博爱之人，由于时空限制和个人精力、能力有限，其助人行为也总是有局限性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冷漠、摩擦和矛盾主要发生在有接触的人之间，所以，促进人们关心身边的邻人和伙伴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引导人们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可以借鉴古人的“推己及人”方法，从家庭关系中的友爱入手，学会关心他人；进而推及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引导人们关心邻居的命运和幸福，建设融洽的邻里关系；最后以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建设与社会和谐，层层外推，最终构建友好互助的生活圈。
关心后代利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塑造伙伴精神的内在要求。科技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问题。人类的繁衍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大自然状况的好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建立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不仅对自然、对人类自身甚至对子孙后代都是福祉。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通过科教片进行关于人类起源的教育，让人们明确自己在自然中渺小但并不卑微的地位；通过人文教育使人们明白自然对人类在促进身心健康、德性发展、提升审美品位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人们进行思想观念、态度情感、行为方式上的教育，塑造人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
4.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外在保障和持续动力
友善行为是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产生的一种非功利性的帮助行为。它是一种关系性的活动，其中施助和受助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友善行为要想成立，不仅要求施善者对求助者有反应，如关注和施助，并不求回报；而且要求受助者对施助者有回应，如接受帮助、反馈感恩等。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中，友善行为才得以成立，人性的美好才得以彰显。友善行为的回应是指受助者对于施助者的友善行为给予一种温暖的刺激反馈，如报以微笑、颔首致谢等。友善评价是指通过一定的标准，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友善行为及其效果做出判断的过程。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是指在一种友善行为实施过程之中或之后，由受助者对施助者的行为做出温暖的反应，由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和方法，对施助者的行为做出判断的机制。对友善行为的回应和评价是对人们友善行为的一种刺激和强化，是善行、善意的外在保障和持续动力，它能够促进友善的持续和传递。
第一，肯定施善者所付出的价值及其合理利益是实施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对施善者的行为做出回应和评价，必须肯定施善者的利益及其付出，不能因其高尚的品德与人生境界而人为地抹杀其合理的利益诉求，造成道德绑架。同时要注意，施善者这种与施善行为相关联的利益有一个边界问题，那就是自愿性和滞后性，即由受助者或者社会自发地对其进行感恩或表彰，且滞后于施善行为的产生，这是判断友善行为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二，培养受助者的回应习惯和社会的评价习惯是实施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的中心环节。人的善心本身是无穷尽的，但若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好人受伤和善心的枯竭，受助者的回应和社会的评价是激发善心的不竭动力。在个人层面上，要通过养成教育，从儿童时期起培养感恩习惯；在社会层面上，要建构官方和民间的道德评价和监督机构，对特定情境中人的行为予以合理的评价。
第三，构建国家和社会激励—奖励制度是实施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的重点和难点。只有重视和合理利用回应和评价结果，对友善行为进行正强化，才能形成社会风气好转的活水源泉。有些友善行为是生活中十分琐碎和微小的事，一个颔首、一个微笑、一句感恩的谢谢、一句轻柔的表扬就足以让施助者感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形成下一次的施善动力。而有些友善行为却需要施助者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施，对于这种层次的施善行为，受助者、社会和国家不能对其利益视而不见，在荣誉的光环下更应该对其实际生活予以关注。同样，激励—奖励也有一个边界问题，这种激励和奖励是施善者的受动性权利，是受助者、社会和国家主动给予的。此外，由于受助者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通常无力回报，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可能需要担负起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给予施善者最强大的依靠和支撑。
总之，友善价值观是一个集友善情感、友善文化知识、友善意志于一体的总和观念，其落脚点在于促进友善行为的实施。促进友善的回归和社会的和谐，可以通过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激发人们的同情心；通过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使人们认知友善文化，进行道德判断；通过伙伴精神塑造机制使人们树立一种互助共享的理念，将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相结合；通过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促进施善者心理期待的满足和对社会风气的导向，激发人们再一次的善意善行。这四个机制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在实际生活中要联合发力以有效培育主体价值观，促进友善的回归。
注释
①李建华：《友善何以成为一种价值观》，《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2期。
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恩格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③[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⑤[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6页。
⑥石中英：《社会同情与公民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李文辉等：《大学生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年第5期。
⑧[美]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第2版，于天龙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B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B12B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167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
B15B18陈武英、刘连启：《情境对共情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期。
B16[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
B17陈伟宏、陈祥勤：《道德冷漠的原因分析及其矫治对策》，《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思齐
关键词：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087-07
友善指人们“能够以尊重和宽容之心对待其他的社会成员，能够在促进、实现自我权利的同时关照他人的权利”①。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生活化、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离不开友善的社会氛围。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政治体制不断革新，国际话语权日益提升，整个社会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逐渐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一面是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日益增强，另一面却是人际关系的日益疏离。倡导友善，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欺诈、报复等不良心态，引导人们和平共处。培育友善价值观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建构长效机制以推动其顺利进行。
一、当前社会个体化特征的凸显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日益迈进现代化，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发展速度日益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个人的自主选择与活动空间得到巨大拓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和谐程度在提高。相反，伴随着个体自由度增强的同时，却是社会的个体化特征凸显。个体化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吉登斯等提出的一个概念，对于贝克、鲍曼和吉登斯而言，个体化是指个体从旧有的社会性羁绊中“脱嵌”（或者说抽离）出来的过程，这些社会性羁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和那些界定个体身份的社会范畴，如家庭、亲属关系、社群和阶级等。“简而言之，‘个体化’在于，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②
在中国，社会个体化有其生成的普遍原因和特定背景。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来看，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传统的以單位为主的注定的、标准化的人生变成了选择性的人生，人生充满着种种抉择和不确定性，所以它又总是一种风险人生，人们脱离了家庭和单位的束缚，但却越发受到无法驾驭或忽略的境遇的压抑。从个体的成长过程看，个体经历了“母体脐带”—“家庭脐带”—“社会脐带”—“个体自由与独立”四个阶段。个体首先从原始纽带中脱离出来，但是由于此时其功能的不完整，所以还必须依赖家庭带来安全感、归属感、根基感，学习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教育进行个体的社会化。“一旦个体化全部完成，个体从这些始发纽带中解放出来，他又面临着新的任务：他必须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寻找不同于其前个体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更安全的保护方式。”③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依照角色规定扮演自己的角色，追求各自的自由与权益，为自己负责。个体化社会进程中，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也更加缺乏安全感和怡然自得。人们徘徊在自由与孤独带来的二律背反中，成为矛盾性的存在。
个体化社会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消解友善的力量。第一，个体化社会充满竞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个体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大了竞争的激烈性。竞争虽有助于激发主体的进取心、增强社会活力，但过分强调竞争就会排斥合作、拒绝帮助、带来道德冷漠。第二，个体化社会要求人们必须遵守规则，但规则、规定有时却成为人们放弃道德良心、道德义务的挡箭牌。在个体化社会中，人们成为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位置和应遵守的相应规则，这种规则意识有利于造就良好的秩序，但一旦用规则取代了道德责任，“职责所在”就使得“仁至义尽”具有明确的正当性，社会冷漠也变得不足为奇。第三，个体化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和远距离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和远距离成为人们冷漠的恰当借口。“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④在个体化社会中，人类活动范围更大，物理距离愈发遥远，同时人们纷纷退隐到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加大，交往变得陌生。距离的遥远和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形成了友善盲视和冷漠的合理借口。
二、当前社会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建构的着力点
个体化社会突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无形中放大了个人的孱弱性和无能为力感，人们在生活中渴望着他人的友善与信任。友善是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友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需要有强烈的耦合关系。在微观层面上，友善是调节阀，能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和持续幸福；在中观层面上，友善是黏合剂，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在宏观层面上，友善是缓冲带，能减少矛盾和摩擦，促进和谐中国建设。友善行为的实施有多重动力，如情感、理性、物质和精神利益等，每种动力所产生的效果都有所不同。面对当前人们之间的友善弱化、人际关系浅表化等现象，把握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建构的着力点，倡导友善，成了当务之急。
1.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立足点
友善是一种道德情感，这种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定势和倾向，能推动人们产生利他行为。舍勒说：“人在具有思想或意图之前，首先是人本身”，“人类正是用爱与恨交织而成的网来捕捉世界，而后（正如叔本华常常说的）又以意志控制世界，并对其进行表征”。⑤可见，与理性相比，友善情感具有先在性，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前提。具体说来，这种关于友善的情感包括同情心和共情能力两个方面。“同情是个体所具有的易于、愿意并能够对他者处境、遭遇或情感状态产生同感的心理状态或态度倾向。”⑥正是对他人苦难和不幸的同情才将人们联系起来。共情指“个体感知或想象其他个体的情感，并部分体验到其他个体感受的心理过程”⑦，它包括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方面。心理学研究表明，共情能力强的人更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助。 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立足点。第一，同情是友善的起点，有同情心不一定做出友善行为，但没有同情心就不会产生友善行为。正如朱熹所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这种恻隐就是对他人的同情。第二，同情是将个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爱因斯坦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了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安乐和幸福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生存，同情的纽带把他们的命运同我们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也认为正是怜悯和同情促使人们关注他人的幸福和命运。第三，同情是人的本性。儒家学者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将对他人的同情纳入人性之首。许多人对处于灾难和不幸中的人做出无私贡献，甚至在情况危急时不假思索地做出善举，根本没有对付出和收益做权衡，这种行为的产生基础就在于对别人疾苦的怜悯和感同身受。由于拥有了这种怜悯心、同情心作为心理定势，人们往往善于并乐于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道德想象力和他人易地而处，从而体会别人的苦难和困境，关心他们的需求和期待。这种体会越深刻，人们就越能够以己度人，对他人的痛苦感到同情而非嘲讽，对他人的幸福感到愉悦而非嫉妒，对他人之所需伸出援助之手而非冷漠甚或落井下石。通过这种付出，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提升，促进他人幸福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自己的幸福。这种出于善意的悲悯和同情能够将两个人的情感连接起来，使他们感到有人与他情感一致，这能使人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愉悦；相反，他人的冷漠和嘲讽则能使当事人产生极大的苦恼和失望。
2.友善文化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友善涉及情绪、认知和行为三个系统，其中“知识可以减少误解、偏见和对陌生人的恐惧”⑧，成为友善情感的必要补充。文化作为理性知识的具体形式，构成了友善的产生之源、生存空间、传承载体。第一，文化是友善价值观的产生之源。友善价值观总是产生和生存于一定的友善文化场景中，不同文化背景会生成不同的友善观。如西方社会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和法律文化涵养，人们具有较强的公民精神；而中国传统社会比较重视人情关系，很少有关于人们权利义务的契约，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少管闲事”的暧昧态度成为人们保全自己的重要手段，正如林语堂所说，“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⑨。第二，文化构成了友善价值观的生存空间。当友善价值观脱离了一定的文化根基，或者文化资源过于贫乏，就不能得到有力的阐释和合理的论证，极易被来自内外部的文化冲突、断裂、转型所吞噬；而没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友善是虚假的、易废除的、流变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先進文化与落后文化的较量中，“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⑩。第三，文化构成了友善价值观承袭的载体。社会中许多友善观念来源于各种各样的规范、神话、音乐、礼仪、电影甚至建筑等文化形式。
友善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发展理路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友善文化有三个来源。第一，中国传统友善观奠定了我国友善文化的历史根基。仁是中国儒家传统友善观的核心，恕和礼是方法和原则，和与大同是价值追求，最终实现《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与儒家有差等的爱不同，墨家提倡兼爱，即平等无差地爱每一个人。此外，中国古代友善观还推及自然，强调通过“时禁”保护自然，如《礼记·祭义》中就有“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友善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历史背景，只有紧密结合当前社会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而非万能的作用。第二，国外的友善观对我国友善文化的发展有借鉴作用。国外关于友善的研究中涉及更多的是友爱、共情、移情、亲社会行为等内容，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在伦理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最早论述了三种友爱，亚当·斯密强调了同情在道德中的重要作用，迈克尔·斯洛特则从移情出发，构建了影响深远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国外重视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了同情的神经基础、结构和心理机制等，对促进我国友善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有重要启示。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我国友善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丰富的实践活动推动友善文化不断向深度、广度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内涵的新命题。如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构建超越家族、血缘关系的伙伴精神迫在眉睫；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友善文化成为时代的吁求；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和破坏，生态伦理文化进入人们的视野。总之，中国传统友善观是根，社会主义友善观是魂，国外的友善观是补充，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传统和西方的友善观进行扬弃并发展，不断丰富友善文化的内涵。
3.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落脚点
利益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B11友善本身包含着利益问题。从概念层面看，友善是对求助者或弱势群体权利的关怀；从行为层面看，友善本质上包含着施助者物质、精神、时间甚至生命等利益的无偿让渡；从社会层面看，友善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从慈善伦理看，施助者与受助者双方矛盾的焦点在利益协调上，若仅仅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缺乏对施助者利益的关注，那么友善将缺乏持久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B12所以，友善作为道德观念形态的东西，必然以利益为基础。
马克思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B13在社会有机体中，个人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社会首先要肯定个人的正当利益，没有对个人正当利益的尊重和维护，友善就会缺乏牢固的根基；但是，在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同时，还要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真正的社会利益必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B14，没有社会，个人的存在也变得不真实。当前，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们各有所长，人的一生也总是流动和易变的，所以，社会的关爱、他人的帮助成为个人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每个人都有对友谊、爱、幸福和安宁的需求，如果能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结合起来看待，必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合作、缓解社会焦虑，同时也能满足个人的利益。所以，培育友善价值观的内在保障在于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 三、当前社会友善价值观培育机制的建构
机制是一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动力保障。当前社会培育友善价值观需要在探索着力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培育机制，以促进友善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从友善的情感、知识、意志等内在因素激发人们的善行善意，从利益、舆论、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机制建设，是在全社会培育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路径与保障。
1.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
友善情感是指人们对友善原则、友善品质、友善行为在情绪上的认同感和向往感，其核心在于对他人处境的共情和同情。培养人们关于友善的情感，其核心在于培养人们对他人困难处境的敏感性和感受力，即共情能力。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就是艺术地运用一系列材料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关于友善的情感、引导人们加深对友善情感的体验，并弥散这种心境，使人们的友善情感经历感官接触—心灵体悟—情感激发—情绪感染—情感升华等过程，从而促成友善的心理定势，并在实际的生活情境中做出利他行为。
激发和感染友善情感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第一，感官接触是起点。即通过选择一系列对象如艺术、自然生态等，让人们接触到快乐、幸福、苦难、贫困、疾病、死亡等情境，以引起人们的感官注意。第二，心灵体悟是关键。主要通过直接联想、代表性联想、模仿、角色扮演等方式，来启动道德想象力以产生共情。第三，情感激发是核心。通过前两个环节产生怜悯、痛苦、感动等情绪体验和心境。第四，情绪感染是重要环节。通过实现情感催化、营造友善氛围来以情感唤醒情感，以个人联结他人。第五，情感升华是目標。把已经激发出的友善情感上升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和思维习惯，促进良性循环，实现螺旋式跨越和提升。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阶段构成紧密连接、持续发展的过程，前一阶段的进展为后一阶段提供铺垫和基础，后一阶段的发展是前一阶段的提升和跨越，它们在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友善情感的发展路径。
激发和感染友善情感，关键在于选择正确有效的方法，突出情境设置，实施情境教育、苦难教育和特性角色体验。“情境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时空场景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够影响到个体对目标刺激的意义理解的一切事物或信息。”B15情景教育就是指通过创设问题情景对人们进行引导和教育，通过情境再现传递丰富的友善情感信息。苦难教育是指通过对苦难的揭露引导人们感受他人的不幸和孱弱，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卢梭十分重视通过苦难对爱弥儿进行同情教育，同时他也非常强调这种教育的合宜性和恰当性，他认为同样的景象看得多了，对它们就觉得无所谓了，对一切事物都是见惯不惊的，只要好好地选择一件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去看，就足以使他在一个月里心怀恻隐，常常思考那件事情，否则，若过多运用则可能产生情感麻木甚至反感，毫无实效可言。B16特性角色是指在角色扮演中促进角色体验，通过想象和模仿与他人易地而处，人们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化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情境具有外在性、暂时性，情绪具有流动性，而个体具有多样性，所以，人们可能或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看待善言、善行，或在友善情感激发之后没有引起行为上的实质改变，或仅仅产生了极其短暂和微弱的行为效果。这些结果的存在表明，单纯的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只是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前提和基础，要想达成实效，还需其他机制参与进来。
2.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主渠道
友善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关于善意、善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是指将友善文化各层次内容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通过多样的教育方法，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力，从而促进其友善行为的实施。友善文化具有历史性，创新友善文化的科学内涵是教育和传递友善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要牢牢抓住友善文化的逻辑起点和发展理路，加强友善文化的教育和传递。
将友善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是友善文化教育的重点。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祖国未来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教育存在一定的弊端，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心态失衡、人际关系紧张等现象。学校教育是有计划的、系统性的教育，学校小环境中的友善氛围也能够净化社会风气。在学校教育中传递友善文化，要从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实践、校园文化营造等渠道展开。课堂教学是校园生活的主要形态，也是友善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西方神话故事、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能够倡导同学之间的平等、关爱和互助。第二课堂实践丰富了课堂形式，志愿服务等更是以行为文化来引导学生实践友善，具有更加直接的教育效果。校园文化是充满吸引力的文化磁场，将友善价值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之中，能够对青少年友善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同时，随着网络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网络构成人们的第二生存空间，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微媒体成为人们线上主要的生活场域，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庞杂性和网络道德及立法的滞后性等，导致网络成为友善失守的重灾区。通过微媒体对广大受众进行友善知识的教育，是拓宽友善文化教育覆盖面的重要手段。微媒体的受众具有层次性和广泛性的特点，通过微媒体对受众传递友善文化，要坚持娱乐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结合，传递友善正能量；坚持以主流文化引领媒体文化和舆论走向，以正义压倒邪恶；着力处理好真、善、美的关系，在追求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提升审美品位，以提升友善行为的判断力和执行力。
3.伙伴精神塑造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核心和重点
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学者提出要塑造以美德伦理为支撑的道德共同体，并探索构建“远距离道德”B17。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可行。第一，一切道德都有其利益基础和阶级性，在当前财富尚未充分涌流、贫富差距仍然在拉大、社会底层群众境况不佳、社会阶层壁垒存在的境遇下，缺乏构建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物质基础。第二，构建“远距离道德”存在困难。主要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接近所有受助者，这就会让我们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远距离会产生道德盲视，会很难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此外，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如果过分关注则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困扰。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远”终究是个问题，但这并非表明我们对远距离的人毫无责任，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这就要求每个人最起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举止。笔者认为，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当业缘、趣缘等取代血缘、地缘成为我们“在一起”的纽带和动力时，“伙伴精神”比“远距离道德”的培育更适合当前社会现实。正如心理学研究显示的，“每一个人类个体在社会中总是会归属于某些群体，或者说对某些群体产生认同感，重视自身群体的利益以及自己与群体成员的关系”B18。“伙伴精神”的核心就在于正确认识自我与群体成员的关系，树立关心他人的意识和决心。伙伴精神塑造机制则是通过一系列方式和手段，引导人们反思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树立一种超越自我的群体观念，促进人们对他人命运和幸福的关心，这是友善价值观培育的核心和重点。 提炼新时期伙伴精神的内涵是塑造伙伴精神的前提。伙伴精神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原始社会的伙伴精神主要表现为攻守同盟和成果共享；封建社会的伙伴精神主要表现为对自己氏族利益的保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伙伴精神主要体现在人们进行资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平等相待、公平交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得到发展，同时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伙伴精神的内涵也得到拓展和更新，主要包括平等、共享、合作和友善。平等是前提，只有在平等的群体中人们才能体会到尊严，提升自我效能感，促进利他行为；共享与合作是核心，在群体中要树立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他人并懂得分享，为共同的利益携手奋斗；友善是内在要求，在友善的氛围中人们更容易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利用地缘优势构建友好互助生活圈是塑造伙伴精神的有效途径。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熟人社会被打破，人们被投放到一个个陌生的环境之中，除了制度和法律等契约外别无所依，而邻人的温暖则能为陌生环境下的人们带来温情和慰藉。可即便是博爱之人，由于时空限制和个人精力、能力有限，其助人行为也总是有局限性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冷漠、摩擦和矛盾主要发生在有接触的人之间，所以，促进人们关心身边的邻人和伙伴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引导人们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可以借鉴古人的“推己及人”方法，从家庭关系中的友爱入手，学会关心他人；进而推及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引导人们关心邻居的命运和幸福，建设融洽的邻里关系；最后以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建设与社会和谐，层层外推，最终构建友好互助的生活圈。
关心后代利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塑造伙伴精神的内在要求。科技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问题。人类的繁衍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大自然状况的好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建立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不仅对自然、对人类自身甚至对子孙后代都是福祉。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通过科教片进行关于人类起源的教育，让人们明确自己在自然中渺小但并不卑微的地位；通过人文教育使人们明白自然对人类在促进身心健康、德性发展、提升审美品位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人们进行思想观念、态度情感、行为方式上的教育，塑造人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
4.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是培育友善价值观的外在保障和持续动力
友善行为是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产生的一种非功利性的帮助行为。它是一种关系性的活动，其中施助和受助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友善行为要想成立，不仅要求施善者对求助者有反应，如关注和施助，并不求回报；而且要求受助者对施助者有回应，如接受帮助、反馈感恩等。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中，友善行为才得以成立，人性的美好才得以彰显。友善行为的回应是指受助者对于施助者的友善行为给予一种温暖的刺激反馈，如报以微笑、颔首致谢等。友善评价是指通过一定的标准，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友善行为及其效果做出判断的过程。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是指在一种友善行为实施过程之中或之后，由受助者对施助者的行为做出温暖的反应，由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和方法，对施助者的行为做出判断的机制。对友善行为的回应和评价是对人们友善行为的一种刺激和强化，是善行、善意的外在保障和持续动力，它能够促进友善的持续和传递。
第一，肯定施善者所付出的价值及其合理利益是实施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对施善者的行为做出回应和评价，必须肯定施善者的利益及其付出，不能因其高尚的品德与人生境界而人为地抹杀其合理的利益诉求，造成道德绑架。同时要注意，施善者这种与施善行为相关联的利益有一个边界问题，那就是自愿性和滞后性，即由受助者或者社会自发地对其进行感恩或表彰，且滞后于施善行为的产生，这是判断友善行为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二，培养受助者的回应习惯和社会的评价习惯是实施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的中心环节。人的善心本身是无穷尽的，但若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好人受伤和善心的枯竭，受助者的回应和社会的评价是激发善心的不竭动力。在个人层面上，要通过养成教育，从儿童时期起培养感恩习惯；在社会层面上，要建构官方和民间的道德评价和监督机构，对特定情境中人的行为予以合理的评价。
第三，构建国家和社会激励—奖励制度是实施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的重点和难点。只有重视和合理利用回应和评价结果，对友善行为进行正强化，才能形成社会风气好转的活水源泉。有些友善行为是生活中十分琐碎和微小的事，一个颔首、一个微笑、一句感恩的谢谢、一句轻柔的表扬就足以让施助者感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形成下一次的施善动力。而有些友善行为却需要施助者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施，对于这种层次的施善行为，受助者、社会和国家不能对其利益视而不见，在荣誉的光环下更应该对其实际生活予以关注。同样，激励—奖励也有一个边界问题，这种激励和奖励是施善者的受动性权利，是受助者、社会和国家主动给予的。此外，由于受助者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通常无力回报，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可能需要担负起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给予施善者最强大的依靠和支撑。
总之，友善价值观是一个集友善情感、友善文化知识、友善意志于一体的总和观念，其落脚点在于促进友善行为的实施。促进友善的回归和社会的和谐，可以通过友善情感激发—感染机制激发人们的同情心；通过友善文化教育—传递机制使人们认知友善文化，进行道德判断；通过伙伴精神塑造机制使人们树立一种互助共享的理念，将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相结合；通过友善行为回应—评价机制促进施善者心理期待的满足和对社会风气的导向，激发人们再一次的善意善行。这四个机制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在实际生活中要联合发力以有效培育主体价值观，促进友善的回归。
注释
①李建华：《友善何以成为一种价值观》，《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2期。
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恩格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③[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⑤[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6页。
⑥石中英：《社会同情与公民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李文辉等：《大学生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年第5期。
⑧[美]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第2版，于天龙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B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B12B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167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
B15B18陈武英、刘连启：《情境对共情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期。
B16[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
B17陈伟宏、陈祥勤：《道德冷漠的原因分析及其矫治对策》，《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