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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东莞第一国际CBD，大街上分布着不计其数的Cafe馆和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都是原来的OEM厂主开的。OEM辉煌已经不再，他们忙乱中又一窝蜂地聚集起来，追寻着自身的商业逻辑，就像曾经一窝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样自然。
外界眼中的东莞，常被看作雄踞珠江口东岸的繁华大都市，GDP增长迅猛、制造业极其发达。但直到今天，这里的出租车都不打发票。
同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与东莞接壤的深圳市龙岗区，鳞次栉比的高楼间充斥着由电动车组成的“摆渡大军”，担当起出租市场主力。夜晚里，“吱吱嘎嘎”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响彻龙岗的大街小巷。
作为深圳市工业腹地，龙岗区不仅诞生了华为、比亚迪等世界500强企业，也云集了众多产值过亿的家具、玩具、电子、鞋业等代工工厂。一面是科技创新，一面是低端代工制造，两极分化严重，却共同支撑起龙岗经济。2015年上半年，龙岗区GDP总量达到11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90亿元，占比62%。
产值巨大，利润却微不足道。随着近几年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加速上涨，传统代工企业纯利润普遍跌至5%以下甚至亏损。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似乎是中国OEM产业前途疑云重重的暗喻。
据说，中国OEM产业正遭受历史性转型难题。从2014年开始，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经历了又一轮 “董事长自杀”“老板跑路”“工厂挂牌拍卖”等传言侵袭。乌云笼罩在珠三角上空，经久不散。
有数据显示，8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49.7，为半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创下2012年8月以来最低水准。
东莞等地的OEM产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订单多来自欧美国家，受欧美经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等综合因素影响，上游订单萎缩，产业空心化正在加剧。
与此同时，这个产业曾经拥有的重大优势——人口红利也在消退，其用工成本远远高于东南亚、南亚等地。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低5%，到2018年，中国制造成本将高出美国2%～3%。
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旧更迭的关口，其中又以代工产业最为飘摇不定。破败与生机碰撞出纠结的商业新生态，一边洗牌，一边前行。
福昌死亡样本
继服装和家具之后，手机加工成为OEM产业的最大订单来源。
2015年10月8日，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深圳市福昌电子因资金链断裂宣布倒闭，债务达5亿多元，其中包括500多家供应商的3.5亿元货款、银行的1.5亿元贷款，及3800名工人的1300多万元工资。一时间，福昌电子被供应商、工人集体堵门。三天后，其董事长陈金色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昌的倒塌在2014年7月便已埋下伏笔。福昌电子为了获取华为手机塑料外壳订单，直接以零利润的供货价迫使其他两家竞标企业出局。于是，福昌电子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粗放型代工企业因技术含量较低，并受限于资金约束，基本无法承接品牌一体机的制造，能提供的不过是利润微薄的低端机的简单加工。
随着2015年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低端机进一步价格下沉，供应链利润空间再次被压缩。一位代工厂老板曾对媒体表示：“一部手机本身只赚1.75元，除去人工、设备成本，基本没得赚。如果我不接，两小时后别人就接了。”
订单一再被压价，仍然要抢；但同时又存在不少中小供应商和贸易公司陷入“有订单不敢接或者尽量少接”的境地。
据记者了解，2014年东莞代工企业回款周期约为60天，如今已被延长至90天或120天。账期放长无疑会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率和运营效率，以致不少企业面对订单左右为难。
不少品牌商开出的支票提取期限也变成了6个月。在此情况下，缺钱的代工企业只好靠“贴现”方式支取，银行代品牌商提前支付货款，并按期限扣除相应利息，“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到了企业手里可能只有90万元，甚至是85万元。”福昌电子倒闭案件代理律师闫维禄告诉记者。
最近一年，深圳楚飞集成公司负责人陈松最大的体会是，收款比过去难了很多，相应地，自己签订合同也谨慎了不少。为了降低风险，在与新客户签订供货协议时，陈松开始找第三方评估公司做评估，并请保险机构做合同担保，“因此错过了不少订单。”
福昌电子的大部分订单来自华为、中兴，还算稳定，不过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一体机生产在逐步取代组装机，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整个代工行业走向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福昌电子曾在2013年耗费巨资引进了两条生产线来适应市场变化，但由于电子产品更新速度过快，半年后就造成产能过剩。
据公开资料显示，福昌电子2014年全年营收4.59亿元，净利润1905万元，负债5.9亿元。过去两年时间里，福昌电子基本靠银行贷款和拖欠供应商货款维持运营。有供应商告诉记者，大多数供应商从去年10月开始货款就未结清，欠款数额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福昌急需“输血”，但放眼整个行业，利润薄弱、账期太长，间接地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而代工企业们本身无品牌优势和技术含量，生存完全寄托于上游客户的订单，几乎得不到资本青睐。
陈金色本人也曾试图挽救福昌电子，其将个人持有的福昌大部分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股东，获得的2000万元现金被直接注入福昌电子，不过这在业界看来无异于杯水车薪。
2015年9月，20多家供应商联合起诉福昌电子恶意拖欠货款，福昌电子及陈金色本人旗下公司被法院悉数冻结，债务危机集中爆发。
“现在做代工赚的钱不如放银行吃利息，不少老板会选择离开这个行业。”莞香资本CEO江国栋告诉记者，代工老板们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其一，固定资产投资，炒房或炒地；其二，开设小额贷款公司或投资公司；其三，转向轻资产运营的智能硬件公司或互联网公司。 福昌倒闭的同时，深圳中显微电子、深圳鸿楷兴电子、惠州创仕科技等知名企业相继倒地。短短三个月时间，破产企业数量达到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家具、纺织鞋子、玩具、纸品包装、电子、LED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机器换人与救市猜想
一位在东莞工作十余年的媒体人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人少了”，“两三年前，你的工厂如果没有2000人可能会被同行耻笑，现在的情况是超过2000人，别人就觉得很恐怖。”
工厂效益下滑造成人员大量流失，东莞人口已从高峰时的1300万缩减至现在的800万，一部分人受工厂裁员、倒闭被迫离开，一部分人则回家就业、创业。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福利待遇等综合因素，年轻一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愿从事机械而重复的流水线作业。
自2015年3月1日开始，深圳市市政府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808元提高至2030元，加班工资从16.5元/小时提高到18.5元/小时；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也从1310元提高至1510元。但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多采用“低底薪+加班费”的薪酬制度，工人不加班基本拿不到高工资。
最低工资基础的提高也直接提升了企业用工成本。当中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人口红利走到尽头，诸如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地的用工成本比国内至少低一半；另一方面，“机器换人”实现产业智能化的设想开始浮出水面。
2012年，国家工信部颁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工业机器人迎来了战略性发展契机。
美的早在2011年就提出“机器换人”计划。截至目前，员工数量已从高峰时的20万缩减至现在的12万。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副总裁乌守保认为，“自动化是未来唯一的趋势。”
东莞瑞必达科技公司主要为华为、小米、联想、OPPO、魅族等品牌提供触摸屏。2011年初创时只有两三百名员工，每月产能约10万片。2014年引入工业机器人之后，月产能提升到了800万～1000万片，同时成品合格率也得到提升。2015年，瑞必达预计全年营收5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年增长率超过80%。
另一家名为东莞长盈精密技术公司设立“无人工厂”之后，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43亿元，同比增长84.92%。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市场对工业机器人的热捧孵化出众多机器人制造公司，东莞有200多家从事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企业，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几乎没有。2014年全国共消化5.6万台工业机器人，只有1.6万台来自本土供应商。并且，稳定性和加工精度与国际品牌还存在明显差距，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依赖进口。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公开表示：“工业自动化是工业信息化的前站，只有信息化之后才能智能化。不少企业工业半自动化还做不到。”言下之意，企业实现产业智能化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东莞20多万家中小代工厂而言，“工业自动化”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首先，代工企业依靠人口红利起家，一时无法调整劳动力结构；其次，企业自身受人才、技术、经验等多重瓶颈限制；再者，一条机器人生产线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资金投入让不少中小企业望而却步，而从短期效益来看，投入与产出还不成正比。
“不少人还抱着谨慎的态度。”东莞智衍机器人公司董事长石为说。在此局面下，东莞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计划联合出台“机器人融资租赁计划”，由政府和国开行分别出资20%和80%，企业只需按月补交利息。但这一举措能否顺利实施，还是未知数。
耐克模式与淘工厂
长期以来，品牌商在供应链体系中占有强势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深深刺痛着OEM企业的神经，宜家的代工厂曾发生宁愿停产不供货的倒戈行动。
OEM企业们曾经的榜样是美国耐克。耐克是典型的没有工厂的制造企业，生产环节全部由中国OEM企业完成。如今，耐克占据着全球球鞋市场90%的份额，坐拥巨额利润，而为生产环节付出的成本不足10%。
利润分配上的落差刺激OEM企业开始效仿耐克走上了品牌自建之路。
鞋业是东莞代工产业的一大支柱，世界上65%的高档鞋或名鞋都出自东莞，光运动鞋就占据了全球1/4产量。作为耐克在华最大代工厂，东莞裕元鞋业早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就曾尝试自建品牌、开设直营店等多元化路径，希望摆脱对上游订单的依赖。但时至今日，其“YY”品牌几乎未走出东莞就宣告夭折，裕元开创的另一品牌AEE发展也不顺利，不久就被达芙妮收购。
主要原因在于：一，裕元85%的订单依赖耐克、阿迪达斯等巨头，上下游间的商业博弈造成裕元无法脱离品牌商的控制；二，出口转内销不仅需要强大的销售通路，同时需要重金培育品牌，而这两块都是裕元乃至OEM企业们的短板。
2014年之前，裕元鞋业还有7%～10%利润，如今利润锐减到5.7%。2014年，裕元开始了大规模产能搬迁运动，如今66%的产能已经搬至印尼和越南，并在东莞招聘5年经验以上的熟练技工作为生产干部，输送至新的生产基地。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OEM企业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大大小小企业开始直线并入互联网生态圈。2014年8月，东莞市曾发布《东莞市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计划每年安排1.5亿元，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2011年东莞品唐斋服饰公司成立，开始时公司只有三个人，销量少得可怜。之后品唐斋进入服装细分市场——唐装，并借助阿里巴巴迅速成长为一家电商公司。2014年企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位居天猫唐装类第一位。至今，品唐斋已在天猫开了四家旗舰店，年增长率达到400%。
有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在淘宝的年销售额不到60亿元，到2015年3月，这一数据变成了6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占据了全国30%的网络发货量，却未产生一个大型电商平台。 东莞夹在广州与深圳中间，“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广州和深圳对人才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东莞互联网人才极为欠缺，2014年仅电商人才缺口就达6万～8万。东莞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修细毅表示，“在自建电商团队的企业中，超过七成企业都铩羽而归。”
诺基亚东莞工厂倒闭后，原本2万平方米的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电商产业园，截至目前已吸引80多家企业入驻。未来，产业园还将与东莞市商业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企业输送电商人才。
OEM下一站
OEM企业从未放弃寻找出路。东莞共有32个乡镇，原有耕地被不计其数的代工厂切割、填满，每一个乡镇都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2015年11月，以毛纺产业为主的大朗镇开始与阿里巴巴淘工厂合作，把毛纺工厂的生产线、产能、档期搬到网上打包出售。背后的原因是，产业升级正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倒逼企业柔性化生产。以服装行业为例，电商品牌要求代工企业“小多快——小批量、多款式、快速反应”。
这对代工企业的供应链考验巨大，首要问题就是供应链要有足够弹性，产能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反应，且品质统一可控，成本相差无几、及时交货。而产能过剩、良品率不足，却是东莞代工企业们的顽疾。
远在青岛的红领服饰，证明了此路可行。红领服饰用了11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全数据驱动的服装工厂，实现了西服正装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将大规模、柔性化、快速反应和成本控制完美结合，如今基本可以做到每件衣服款式都不同、七天快速交货，而成本比原有模式只上升了10%。
东莞共创供应链科技公司也摒弃了传统生产线“订单式”生产方式，而是采用“单件流”的流水作业方式，实现了“可大可小”的柔性化生产。与传统代工厂“客户下单多少，工厂生产多少”不同，共创供应链更强调和销售终端实时共享销售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调整生产节奏。2014年，在零库存的条件下，共创供应链净利润率是同行的5倍，预计2015年产能增长200%～300%。
中国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市场成熟，工人操作熟练，更为重要的是珠三角地区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任何一个产品在这里都能找到一大批配套生产企业。
华强北是亚洲数一数二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随着智能硬件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在深圳建立团队。天天动听音频事业部总监刘晖表示，“画一个五公里的圈，可以把设计、原型、建模、打样、生产和包装整个产业链打通。”
在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人问来国内开工厂的朋友，为什么工厂不搬到美国来，美国的能源和地皮可能都比中国东部沿海便宜。对方说关键是产业链的问题，他的产品在中国生产，是一条龙服务，配件供应很快；但在美国，也许主件可以生产，但配件都要从中国运来，成本就上去了。
专业分工、吸收优质资源、构筑自身的产业链闭环，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浙江华鹰集团，作为赛艇行业的“隐形冠军”，华鹰集团已占据全球10%的赛艇市场，其商业模式可概括为：利用本土廉价劳动力和材料，借助自主技术研发，打造高性价比产品，最后向产业链附加值高的领域侵袭。北京奥运会之后，华鹰集团赛艇产品虽然经过三次大幅提价，订单仍供不应求。
纵观全球商业每一次转型升级，都会倒掉一批无法适应形势的企业，并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OEM企业正在阵痛与迷惘中探索着转型之路。
在现在的东莞第一国际CBD，大街上分布着不计其数的Cafe馆和小额贷款公司。据招商证券一位资产管理经理透露，无论是Cafe馆还是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都是原来的OEM厂主开的。时过境迁，OEM辉煌已经不再，他们忙乱中又一次一窝蜂地聚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依旧追寻着自身的商业逻辑，就像曾经一窝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样自然。
外界眼中的东莞，常被看作雄踞珠江口东岸的繁华大都市，GDP增长迅猛、制造业极其发达。但直到今天，这里的出租车都不打发票。
同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与东莞接壤的深圳市龙岗区，鳞次栉比的高楼间充斥着由电动车组成的“摆渡大军”，担当起出租市场主力。夜晚里，“吱吱嘎嘎”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响彻龙岗的大街小巷。
作为深圳市工业腹地，龙岗区不仅诞生了华为、比亚迪等世界500强企业，也云集了众多产值过亿的家具、玩具、电子、鞋业等代工工厂。一面是科技创新，一面是低端代工制造，两极分化严重，却共同支撑起龙岗经济。2015年上半年，龙岗区GDP总量达到11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90亿元，占比62%。
产值巨大，利润却微不足道。随着近几年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加速上涨，传统代工企业纯利润普遍跌至5%以下甚至亏损。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似乎是中国OEM产业前途疑云重重的暗喻。
据说，中国OEM产业正遭受历史性转型难题。从2014年开始，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经历了又一轮 “董事长自杀”“老板跑路”“工厂挂牌拍卖”等传言侵袭。乌云笼罩在珠三角上空，经久不散。
有数据显示，8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49.7，为半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创下2012年8月以来最低水准。
东莞等地的OEM产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订单多来自欧美国家，受欧美经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等综合因素影响，上游订单萎缩，产业空心化正在加剧。
与此同时，这个产业曾经拥有的重大优势——人口红利也在消退，其用工成本远远高于东南亚、南亚等地。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低5%，到2018年，中国制造成本将高出美国2%～3%。
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旧更迭的关口，其中又以代工产业最为飘摇不定。破败与生机碰撞出纠结的商业新生态，一边洗牌，一边前行。
福昌死亡样本
继服装和家具之后，手机加工成为OEM产业的最大订单来源。
2015年10月8日，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深圳市福昌电子因资金链断裂宣布倒闭，债务达5亿多元，其中包括500多家供应商的3.5亿元货款、银行的1.5亿元贷款，及3800名工人的1300多万元工资。一时间，福昌电子被供应商、工人集体堵门。三天后，其董事长陈金色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昌的倒塌在2014年7月便已埋下伏笔。福昌电子为了获取华为手机塑料外壳订单，直接以零利润的供货价迫使其他两家竞标企业出局。于是，福昌电子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粗放型代工企业因技术含量较低，并受限于资金约束，基本无法承接品牌一体机的制造，能提供的不过是利润微薄的低端机的简单加工。
随着2015年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低端机进一步价格下沉，供应链利润空间再次被压缩。一位代工厂老板曾对媒体表示：“一部手机本身只赚1.75元，除去人工、设备成本，基本没得赚。如果我不接，两小时后别人就接了。”
订单一再被压价，仍然要抢；但同时又存在不少中小供应商和贸易公司陷入“有订单不敢接或者尽量少接”的境地。
据记者了解，2014年东莞代工企业回款周期约为60天，如今已被延长至90天或120天。账期放长无疑会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率和运营效率，以致不少企业面对订单左右为难。
不少品牌商开出的支票提取期限也变成了6个月。在此情况下，缺钱的代工企业只好靠“贴现”方式支取，银行代品牌商提前支付货款，并按期限扣除相应利息，“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到了企业手里可能只有90万元，甚至是85万元。”福昌电子倒闭案件代理律师闫维禄告诉记者。
最近一年，深圳楚飞集成公司负责人陈松最大的体会是，收款比过去难了很多，相应地，自己签订合同也谨慎了不少。为了降低风险，在与新客户签订供货协议时，陈松开始找第三方评估公司做评估，并请保险机构做合同担保，“因此错过了不少订单。”
福昌电子的大部分订单来自华为、中兴，还算稳定，不过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一体机生产在逐步取代组装机，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整个代工行业走向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福昌电子曾在2013年耗费巨资引进了两条生产线来适应市场变化，但由于电子产品更新速度过快，半年后就造成产能过剩。
据公开资料显示，福昌电子2014年全年营收4.59亿元，净利润1905万元，负债5.9亿元。过去两年时间里，福昌电子基本靠银行贷款和拖欠供应商货款维持运营。有供应商告诉记者，大多数供应商从去年10月开始货款就未结清，欠款数额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福昌急需“输血”，但放眼整个行业，利润薄弱、账期太长，间接地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而代工企业们本身无品牌优势和技术含量，生存完全寄托于上游客户的订单，几乎得不到资本青睐。
陈金色本人也曾试图挽救福昌电子，其将个人持有的福昌大部分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股东，获得的2000万元现金被直接注入福昌电子，不过这在业界看来无异于杯水车薪。
2015年9月，20多家供应商联合起诉福昌电子恶意拖欠货款，福昌电子及陈金色本人旗下公司被法院悉数冻结，债务危机集中爆发。
“现在做代工赚的钱不如放银行吃利息，不少老板会选择离开这个行业。”莞香资本CEO江国栋告诉记者，代工老板们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其一，固定资产投资，炒房或炒地；其二，开设小额贷款公司或投资公司；其三，转向轻资产运营的智能硬件公司或互联网公司。 福昌倒闭的同时，深圳中显微电子、深圳鸿楷兴电子、惠州创仕科技等知名企业相继倒地。短短三个月时间，破产企业数量达到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家具、纺织鞋子、玩具、纸品包装、电子、LED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机器换人与救市猜想
一位在东莞工作十余年的媒体人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人少了”，“两三年前，你的工厂如果没有2000人可能会被同行耻笑，现在的情况是超过2000人，别人就觉得很恐怖。”
工厂效益下滑造成人员大量流失，东莞人口已从高峰时的1300万缩减至现在的800万，一部分人受工厂裁员、倒闭被迫离开，一部分人则回家就业、创业。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福利待遇等综合因素，年轻一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愿从事机械而重复的流水线作业。
自2015年3月1日开始，深圳市市政府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808元提高至2030元，加班工资从16.5元/小时提高到18.5元/小时；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也从1310元提高至1510元。但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多采用“低底薪+加班费”的薪酬制度，工人不加班基本拿不到高工资。
最低工资基础的提高也直接提升了企业用工成本。当中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人口红利走到尽头，诸如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地的用工成本比国内至少低一半；另一方面，“机器换人”实现产业智能化的设想开始浮出水面。
2012年，国家工信部颁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工业机器人迎来了战略性发展契机。
美的早在2011年就提出“机器换人”计划。截至目前，员工数量已从高峰时的20万缩减至现在的12万。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副总裁乌守保认为，“自动化是未来唯一的趋势。”
东莞瑞必达科技公司主要为华为、小米、联想、OPPO、魅族等品牌提供触摸屏。2011年初创时只有两三百名员工，每月产能约10万片。2014年引入工业机器人之后，月产能提升到了800万～1000万片，同时成品合格率也得到提升。2015年，瑞必达预计全年营收5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年增长率超过80%。
另一家名为东莞长盈精密技术公司设立“无人工厂”之后，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43亿元，同比增长84.92%。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市场对工业机器人的热捧孵化出众多机器人制造公司，东莞有200多家从事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企业，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几乎没有。2014年全国共消化5.6万台工业机器人，只有1.6万台来自本土供应商。并且，稳定性和加工精度与国际品牌还存在明显差距，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依赖进口。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公开表示：“工业自动化是工业信息化的前站，只有信息化之后才能智能化。不少企业工业半自动化还做不到。”言下之意，企业实现产业智能化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东莞20多万家中小代工厂而言，“工业自动化”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首先，代工企业依靠人口红利起家，一时无法调整劳动力结构；其次，企业自身受人才、技术、经验等多重瓶颈限制；再者，一条机器人生产线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资金投入让不少中小企业望而却步，而从短期效益来看，投入与产出还不成正比。
“不少人还抱着谨慎的态度。”东莞智衍机器人公司董事长石为说。在此局面下，东莞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计划联合出台“机器人融资租赁计划”，由政府和国开行分别出资20%和80%，企业只需按月补交利息。但这一举措能否顺利实施，还是未知数。
耐克模式与淘工厂
长期以来，品牌商在供应链体系中占有强势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深深刺痛着OEM企业的神经，宜家的代工厂曾发生宁愿停产不供货的倒戈行动。
OEM企业们曾经的榜样是美国耐克。耐克是典型的没有工厂的制造企业，生产环节全部由中国OEM企业完成。如今，耐克占据着全球球鞋市场90%的份额，坐拥巨额利润，而为生产环节付出的成本不足10%。
利润分配上的落差刺激OEM企业开始效仿耐克走上了品牌自建之路。
鞋业是东莞代工产业的一大支柱，世界上65%的高档鞋或名鞋都出自东莞，光运动鞋就占据了全球1/4产量。作为耐克在华最大代工厂，东莞裕元鞋业早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就曾尝试自建品牌、开设直营店等多元化路径，希望摆脱对上游订单的依赖。但时至今日，其“YY”品牌几乎未走出东莞就宣告夭折，裕元开创的另一品牌AEE发展也不顺利，不久就被达芙妮收购。
主要原因在于：一，裕元85%的订单依赖耐克、阿迪达斯等巨头，上下游间的商业博弈造成裕元无法脱离品牌商的控制；二，出口转内销不仅需要强大的销售通路，同时需要重金培育品牌，而这两块都是裕元乃至OEM企业们的短板。
2014年之前，裕元鞋业还有7%～10%利润，如今利润锐减到5.7%。2014年，裕元开始了大规模产能搬迁运动，如今66%的产能已经搬至印尼和越南，并在东莞招聘5年经验以上的熟练技工作为生产干部，输送至新的生产基地。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OEM企业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大大小小企业开始直线并入互联网生态圈。2014年8月，东莞市曾发布《东莞市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计划每年安排1.5亿元，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2011年东莞品唐斋服饰公司成立，开始时公司只有三个人，销量少得可怜。之后品唐斋进入服装细分市场——唐装，并借助阿里巴巴迅速成长为一家电商公司。2014年企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位居天猫唐装类第一位。至今，品唐斋已在天猫开了四家旗舰店，年增长率达到400%。
有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在淘宝的年销售额不到60亿元，到2015年3月，这一数据变成了6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占据了全国30%的网络发货量，却未产生一个大型电商平台。 东莞夹在广州与深圳中间，“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广州和深圳对人才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东莞互联网人才极为欠缺，2014年仅电商人才缺口就达6万～8万。东莞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修细毅表示，“在自建电商团队的企业中，超过七成企业都铩羽而归。”
诺基亚东莞工厂倒闭后，原本2万平方米的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电商产业园，截至目前已吸引80多家企业入驻。未来，产业园还将与东莞市商业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企业输送电商人才。
OEM下一站
OEM企业从未放弃寻找出路。东莞共有32个乡镇，原有耕地被不计其数的代工厂切割、填满，每一个乡镇都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2015年11月，以毛纺产业为主的大朗镇开始与阿里巴巴淘工厂合作，把毛纺工厂的生产线、产能、档期搬到网上打包出售。背后的原因是，产业升级正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倒逼企业柔性化生产。以服装行业为例，电商品牌要求代工企业“小多快——小批量、多款式、快速反应”。
这对代工企业的供应链考验巨大，首要问题就是供应链要有足够弹性，产能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反应，且品质统一可控，成本相差无几、及时交货。而产能过剩、良品率不足，却是东莞代工企业们的顽疾。
远在青岛的红领服饰，证明了此路可行。红领服饰用了11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全数据驱动的服装工厂，实现了西服正装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将大规模、柔性化、快速反应和成本控制完美结合，如今基本可以做到每件衣服款式都不同、七天快速交货，而成本比原有模式只上升了10%。
东莞共创供应链科技公司也摒弃了传统生产线“订单式”生产方式，而是采用“单件流”的流水作业方式，实现了“可大可小”的柔性化生产。与传统代工厂“客户下单多少，工厂生产多少”不同，共创供应链更强调和销售终端实时共享销售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调整生产节奏。2014年，在零库存的条件下，共创供应链净利润率是同行的5倍，预计2015年产能增长200%～300%。
中国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市场成熟，工人操作熟练，更为重要的是珠三角地区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任何一个产品在这里都能找到一大批配套生产企业。
华强北是亚洲数一数二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随着智能硬件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在深圳建立团队。天天动听音频事业部总监刘晖表示，“画一个五公里的圈，可以把设计、原型、建模、打样、生产和包装整个产业链打通。”
在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人问来国内开工厂的朋友，为什么工厂不搬到美国来，美国的能源和地皮可能都比中国东部沿海便宜。对方说关键是产业链的问题，他的产品在中国生产，是一条龙服务，配件供应很快；但在美国，也许主件可以生产，但配件都要从中国运来，成本就上去了。
专业分工、吸收优质资源、构筑自身的产业链闭环，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浙江华鹰集团，作为赛艇行业的“隐形冠军”，华鹰集团已占据全球10%的赛艇市场，其商业模式可概括为：利用本土廉价劳动力和材料，借助自主技术研发，打造高性价比产品，最后向产业链附加值高的领域侵袭。北京奥运会之后，华鹰集团赛艇产品虽然经过三次大幅提价，订单仍供不应求。
纵观全球商业每一次转型升级，都会倒掉一批无法适应形势的企业，并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OEM企业正在阵痛与迷惘中探索着转型之路。
在现在的东莞第一国际CBD，大街上分布着不计其数的Cafe馆和小额贷款公司。据招商证券一位资产管理经理透露，无论是Cafe馆还是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都是原来的OEM厂主开的。时过境迁，OEM辉煌已经不再，他们忙乱中又一次一窝蜂地聚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依旧追寻着自身的商业逻辑，就像曾经一窝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