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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风，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一直以来我都很赞同法国当代哲学家吕克·费西的一个观点：不关注人生意义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严重失误，哲学必须关心人生意义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甚至应该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感与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密不可分。
下面我想先谈谈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尔政府顾问理查·莱亚德的幸福论，然后再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理查·莱亚德的幸福观
1.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的
莱亚德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好像追求幸福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是我们的本能。他说：“幸福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我们整体的动力装置，我们努力是为了寻找良好的感觉，以及避免痛苦。”“幸福是所有人心之所向。”
这其实就是边沁的观点，边沁曾说过，人类是在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的主宰之下的，这两个主人一个叫快乐，一个叫痛苦。无论我们追求的是爱情、知识，还是财富、权力，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受到这两个主人的支使。
2.幸福具有客观性
莱亚德认为，幸福具有客观性，就是说幸福或不幸并不只是純粹的主观感受，而是具有客观性的。现代脑科学告诉我们：人们所说的自身的感觉，会与脑中不同部位真实的活动有关，可以用标准的科学方法加以测量。他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西方经济学误导人们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幸福的追求，他主张要把幸福作为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社会应该以幸福为导向，因为幸福是可以指标化、定量化的。
3.幸福取决于内在生活
莱亚德关注内在生活。他认为，幸福不仅与收入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内在生活”，“发展个性中的这份内在力量”对于个人幸福至关重要。这恰恰是长期以来不被我们重视的。
莱亚德甚至还指出了一些通往幸福的渠道：“对成人而言，有很多帮助获得心灵平静的精神训练课程可供选择，包括佛教冥想、正向心理学等。”一个西方经济学家能够承认佛教对于人类追求幸福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4.知足者乐
莱亚德还认为知足者乐，即对个人来讲，追求最大化和最佳化“并不是达到幸福的最好道路：比起觉得自己永远都要最大最多，如果你可以满足于‘够好’的选择，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幸福”。但当代人受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观点影响至深，认为凡事该争第一，争不到第一，就是失败者。持这种观点不利于生活幸福。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一方面人是有限的，比如寿命是有限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做事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之为人又在于他总有不知足的方面，一个人若对什么都知足，则无异于动物。人类该在哪方面知足，该在哪方面不知足？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之最重要的智慧之一就在于明白对何种价值的追求该知足，对何种价值的追求该不知足。儒家要求君子对财富、地位、权力等一切身外之物的追求适可而止，但对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追求应永不满足、死而后已。
我们也无法把自己的幸福感与获得身外之物的多少完全割裂。因收入增长或获得荣誉而感到幸福是完全健康的心态，但在追求身外之物时千万不要把个人预期定得太高，预期适度才较容易得到幸福。在今日中国，很多父母都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也像西方人一样深受物竞天择观念的影响，认为争不到第一就是失败。这样就会活得很累，幸福感也会大大减少。
一个人的最高人生目标如果超越了金钱、职位、荣誉等身外之物，那么他在追求的过程中反而会因为自信和充实而增加幸福感。例如，一个虔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明知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不了共产主义，也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明知他此世未必能成佛，也努力修行，而且乐在其中。
5.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高并非正相关
莱亚德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发达社会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倍以上，但人们的幸福程度还比不上五十年前。” 同时，他还说：“当人们变得比其他人相对富裕时，他们会变得更幸福；但整个社会都变富裕了，人们却没有变得更幸福。”
这两句话，我觉得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很重要。我自己就亲历了两个时代，分别是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很穷，许多人吃不上饭。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逐年增长，由原来的吃不饱饭逐年走向温饱无忧，在那段时间，我想国人的幸福感确实和经济增长成正比。今天，我们的经济还在增长，但我们的幸福感是否还在上升呢？我想莱亚德的结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味追求GDP增长无疑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必追求GDP增长了，只是说我们要反思“GDP至上”的观念是不是正确。
二、莱亚德幸福论给予我们的启示
1.信仰指引我们找到人生意义
我不赞同“我们生而为了追求幸福”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不认为追求幸福是我们的本能。我认为人对幸福的追求从属于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的信仰。我特别赞同马克斯·韦伯的一句话：“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莱亚德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幸福取决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和人生哲学”，也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信仰导致幸福”。但他没能深入论述“人生幸福”与“人生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与他的功利主义立场有关。
现在有些学生觉得学习没有意义，甚至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有明显的自杀倾向，这是典型的“空心病”，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迷茫。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更没有对信仰的省思。所谓“空心病”就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和痛苦。患“空心病”者的自杀倾向恰能说明追求幸福不是人的本能。人若本能地追求幸福就不会产生自杀倾向，因为本能地活着就幸福。患“空心病”者因为没有信仰而感受到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于是才会产生自杀倾向。 对一个人来讲追求幸福最大化只能是特定情境和时限中的努力方向，以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则是愚蠢的。因为，当我们认为幸福可以最大化时就已经预设了幸福是可以量化的，甚至已预设了物质主义幸福观。我们别忘了，幸福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总是与痛苦相对的，人生总是有苦有乐的，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有坚定不移的信仰，自信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你就既能安享生活中的快乐，又能承受必须承受的痛苦，你不会患抑郁症，也不会自杀。
另外，你的坚定不移的信仰还决定着你的道德标准，而你的道德标准又规定着哪一类快乐是可以享受的，哪一类快乐是必须拒斥的，哪一类痛苦是可以逃避的，哪一类痛苦是不可逃避的。对一个社会来讲，无论其公共政策是GDP至上的，还是幸福至上的，都不可能使人们的幸福感线性增长。人生总是有苦有乐的，只是有信仰的人能够以苦为乐。
2. 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有关
不同的人对幸福理解不同，莱亚德似乎混淆了“快乐”“幸福感”和“幸福”。快乐或快感是可以测量的，快感与痛感是动物本能，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幸福感是当代经济学家建构的概念，可通过问卷调查而加以统计，它与快乐有关，但不等于快乐。而作为人生目标的幸福则是抽象的，它与我们的信仰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密切相关。
当你问一个人“你所理解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时，他的答案必然与他所理解的人生意義密切相关。例如你问一个商人，“赚钱这么劳神费力，你为什么乐此不疲？”他可能回答：“我赚钱虽然辛苦，但可以让我的老婆孩子过上幸福生活。”也可能回答：“我赚钱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多了，就能让别人羡慕我。”可能还有其他答案，但每一种答案都包含着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幸福和人生意义只能在一定的信仰体系中得以理解和诠释。由于信仰的多样性，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永远不可能一致。马克思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基督徒有基督教的幸福观，佛教徒有佛教的幸福观，儒者有儒家的幸福观……这些不同的幸福观或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不可能完全一致。快感的可测量性或客观性与幸福观没有多少关系，但幸福感确实与幸福观密切相关。如果你的幸福观是物质主义，那么你的收入降低了，幸福感就会大大降低；如果你有大卫·梭罗的幸福观（崇尚自然、简单的生活），那么你收入的多少就不会影响你的幸福感。
形成或确立信仰的缘由多种多样。一个人出生的家庭、家庭所属的阶层或所在的社区及其所上的学校、所交的朋友都可能对其信仰产生影响。你的父母若都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你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么你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你可能因为有独立的反思而改变当初的信仰。学习不仅是我们确立信仰的必要途径，也是我们反思信仰的必要前提。所以，不仅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是重要的，学习哲学人文科学也非常重要。不学哲学人文科学就容易在信仰上盲从。融会贯通地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才能确立起合理的信仰，从而既不堕入物质主义泥潭，又不患“空心病”。
3.修身是追求幸福的最好途径
莱亚德指出，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内在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重视“内在生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都非常重视“内在生活”。孟子把人追求的东西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这主要指仁义礼智信。这些德性本是植根于我们的本性的，但因为后天的习染，我们就可能失去这些德性。你若真心想找回这些德性，就肯定能找回。把这些德性加以扩充，即不断地修身，我们的人生境界就会越来越高。另一类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指的是一切外在的东西，即身外之物，比如财富、荣誉、权力、地位等。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走正道。那么走正道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不一定，还得看你是否有“命”。儒家一直告诉我们要把自己内在的德性扩充起来，前提是守住“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这部分。德行圆满的人必然是幸福的人。
但在今日中国，受物质主义的影响，人们越来越重视收入增长和身外之物。多数人只把收入增长看作“有所得”，而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内在生活”。这便使多数人失去了一条最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径——修身。古代中国圣哲一向很重视修身，但今人大多已没有了修身的耐心，不肯下修身的功夫。人们学到了一点知识，特别是能谋生、赚钱的知识，就会认为自己有所得，赚了钱更觉得自己有所得，但鲜有人明白一个人养成了德行、提高了境界、获得了智慧（不同于知识）才是真有所得。
每个人的幸福感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主观感受。在具备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下，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取决于他的境界。孔子、颜回和大卫·梭罗之所以能够做到“贫而乐”，就因为他们有境界。一个人只能通过修身来提高自己的境界。修身而提高境界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事，即下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收获。正因为如此，才说修身是最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径。追求身外之物能否成功，不仅与你的才能和努力有关，还与你的运气有关。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于追求身外之物的成功，就类似于赌徒把自己的快乐寄托于赌博中的赢，这是不理智的追求幸福的方式。
莱亚德说：“幸福应该成为政策目标，国民幸福的提升应该能被评量及分析，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合并研究。”其实，有信仰的人们会自然地按自己的信仰去追求人生意义，从而会自然地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幸福，无需公共政策的激励。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应确立为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这里的公平是与效率互补的公平，不同于“效率至上，兼顾公平”中的公平，因为后者似乎蕴含公平与效率的分离。
总之，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是德行、境界和智慧，对身外之物的追求当适可而止。较好的境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高的境界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责任编辑︱李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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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很赞同法国当代哲学家吕克·费西的一个观点：不关注人生意义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严重失误，哲学必须关心人生意义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甚至应该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感与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密不可分。
下面我想先谈谈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尔政府顾问理查·莱亚德的幸福论，然后再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理查·莱亚德的幸福观
1.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的
莱亚德认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好像追求幸福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是我们的本能。他说：“幸福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我们整体的动力装置，我们努力是为了寻找良好的感觉，以及避免痛苦。”“幸福是所有人心之所向。”
这其实就是边沁的观点，边沁曾说过，人类是在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的主宰之下的，这两个主人一个叫快乐，一个叫痛苦。无论我们追求的是爱情、知识，还是财富、权力，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受到这两个主人的支使。
2.幸福具有客观性
莱亚德认为，幸福具有客观性，就是说幸福或不幸并不只是純粹的主观感受，而是具有客观性的。现代脑科学告诉我们：人们所说的自身的感觉，会与脑中不同部位真实的活动有关，可以用标准的科学方法加以测量。他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西方经济学误导人们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幸福的追求，他主张要把幸福作为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社会应该以幸福为导向，因为幸福是可以指标化、定量化的。
3.幸福取决于内在生活
莱亚德关注内在生活。他认为，幸福不仅与收入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内在生活”，“发展个性中的这份内在力量”对于个人幸福至关重要。这恰恰是长期以来不被我们重视的。
莱亚德甚至还指出了一些通往幸福的渠道：“对成人而言，有很多帮助获得心灵平静的精神训练课程可供选择，包括佛教冥想、正向心理学等。”一个西方经济学家能够承认佛教对于人类追求幸福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4.知足者乐
莱亚德还认为知足者乐，即对个人来讲，追求最大化和最佳化“并不是达到幸福的最好道路：比起觉得自己永远都要最大最多，如果你可以满足于‘够好’的选择，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幸福”。但当代人受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观点影响至深，认为凡事该争第一，争不到第一，就是失败者。持这种观点不利于生活幸福。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一方面人是有限的，比如寿命是有限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做事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之为人又在于他总有不知足的方面，一个人若对什么都知足，则无异于动物。人类该在哪方面知足，该在哪方面不知足？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之最重要的智慧之一就在于明白对何种价值的追求该知足，对何种价值的追求该不知足。儒家要求君子对财富、地位、权力等一切身外之物的追求适可而止，但对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追求应永不满足、死而后已。
我们也无法把自己的幸福感与获得身外之物的多少完全割裂。因收入增长或获得荣誉而感到幸福是完全健康的心态，但在追求身外之物时千万不要把个人预期定得太高，预期适度才较容易得到幸福。在今日中国，很多父母都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也像西方人一样深受物竞天择观念的影响，认为争不到第一就是失败。这样就会活得很累，幸福感也会大大减少。
一个人的最高人生目标如果超越了金钱、职位、荣誉等身外之物，那么他在追求的过程中反而会因为自信和充实而增加幸福感。例如，一个虔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明知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不了共产主义，也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明知他此世未必能成佛，也努力修行，而且乐在其中。
5.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高并非正相关
莱亚德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发达社会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倍以上，但人们的幸福程度还比不上五十年前。” 同时，他还说：“当人们变得比其他人相对富裕时，他们会变得更幸福；但整个社会都变富裕了，人们却没有变得更幸福。”
这两句话，我觉得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很重要。我自己就亲历了两个时代，分别是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很穷，许多人吃不上饭。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逐年增长，由原来的吃不饱饭逐年走向温饱无忧，在那段时间，我想国人的幸福感确实和经济增长成正比。今天，我们的经济还在增长，但我们的幸福感是否还在上升呢？我想莱亚德的结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味追求GDP增长无疑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必追求GDP增长了，只是说我们要反思“GDP至上”的观念是不是正确。
二、莱亚德幸福论给予我们的启示
1.信仰指引我们找到人生意义
我不赞同“我们生而为了追求幸福”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不认为追求幸福是我们的本能。我认为人对幸福的追求从属于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的信仰。我特别赞同马克斯·韦伯的一句话：“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莱亚德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幸福取决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和人生哲学”，也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信仰导致幸福”。但他没能深入论述“人生幸福”与“人生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与他的功利主义立场有关。
现在有些学生觉得学习没有意义，甚至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有明显的自杀倾向，这是典型的“空心病”，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迷茫。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更没有对信仰的省思。所谓“空心病”就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和痛苦。患“空心病”者的自杀倾向恰能说明追求幸福不是人的本能。人若本能地追求幸福就不会产生自杀倾向，因为本能地活着就幸福。患“空心病”者因为没有信仰而感受到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于是才会产生自杀倾向。 对一个人来讲追求幸福最大化只能是特定情境和时限中的努力方向，以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则是愚蠢的。因为，当我们认为幸福可以最大化时就已经预设了幸福是可以量化的，甚至已预设了物质主义幸福观。我们别忘了，幸福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总是与痛苦相对的，人生总是有苦有乐的，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有坚定不移的信仰，自信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你就既能安享生活中的快乐，又能承受必须承受的痛苦，你不会患抑郁症，也不会自杀。
另外，你的坚定不移的信仰还决定着你的道德标准，而你的道德标准又规定着哪一类快乐是可以享受的，哪一类快乐是必须拒斥的，哪一类痛苦是可以逃避的，哪一类痛苦是不可逃避的。对一个社会来讲，无论其公共政策是GDP至上的，还是幸福至上的，都不可能使人们的幸福感线性增长。人生总是有苦有乐的，只是有信仰的人能够以苦为乐。
2. 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有关
不同的人对幸福理解不同，莱亚德似乎混淆了“快乐”“幸福感”和“幸福”。快乐或快感是可以测量的，快感与痛感是动物本能，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幸福感是当代经济学家建构的概念，可通过问卷调查而加以统计，它与快乐有关，但不等于快乐。而作为人生目标的幸福则是抽象的，它与我们的信仰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密切相关。
当你问一个人“你所理解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时，他的答案必然与他所理解的人生意義密切相关。例如你问一个商人，“赚钱这么劳神费力，你为什么乐此不疲？”他可能回答：“我赚钱虽然辛苦，但可以让我的老婆孩子过上幸福生活。”也可能回答：“我赚钱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多了，就能让别人羡慕我。”可能还有其他答案，但每一种答案都包含着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幸福和人生意义只能在一定的信仰体系中得以理解和诠释。由于信仰的多样性，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永远不可能一致。马克思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基督徒有基督教的幸福观，佛教徒有佛教的幸福观，儒者有儒家的幸福观……这些不同的幸福观或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不可能完全一致。快感的可测量性或客观性与幸福观没有多少关系，但幸福感确实与幸福观密切相关。如果你的幸福观是物质主义，那么你的收入降低了，幸福感就会大大降低；如果你有大卫·梭罗的幸福观（崇尚自然、简单的生活），那么你收入的多少就不会影响你的幸福感。
形成或确立信仰的缘由多种多样。一个人出生的家庭、家庭所属的阶层或所在的社区及其所上的学校、所交的朋友都可能对其信仰产生影响。你的父母若都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你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么你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你可能因为有独立的反思而改变当初的信仰。学习不仅是我们确立信仰的必要途径，也是我们反思信仰的必要前提。所以，不仅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是重要的，学习哲学人文科学也非常重要。不学哲学人文科学就容易在信仰上盲从。融会贯通地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才能确立起合理的信仰，从而既不堕入物质主义泥潭，又不患“空心病”。
3.修身是追求幸福的最好途径
莱亚德指出，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内在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重视“内在生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都非常重视“内在生活”。孟子把人追求的东西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这主要指仁义礼智信。这些德性本是植根于我们的本性的，但因为后天的习染，我们就可能失去这些德性。你若真心想找回这些德性，就肯定能找回。把这些德性加以扩充，即不断地修身，我们的人生境界就会越来越高。另一类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指的是一切外在的东西，即身外之物，比如财富、荣誉、权力、地位等。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走正道。那么走正道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不一定，还得看你是否有“命”。儒家一直告诉我们要把自己内在的德性扩充起来，前提是守住“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这部分。德行圆满的人必然是幸福的人。
但在今日中国，受物质主义的影响，人们越来越重视收入增长和身外之物。多数人只把收入增长看作“有所得”，而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内在生活”。这便使多数人失去了一条最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径——修身。古代中国圣哲一向很重视修身，但今人大多已没有了修身的耐心，不肯下修身的功夫。人们学到了一点知识，特别是能谋生、赚钱的知识，就会认为自己有所得，赚了钱更觉得自己有所得，但鲜有人明白一个人养成了德行、提高了境界、获得了智慧（不同于知识）才是真有所得。
每个人的幸福感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主观感受。在具备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下，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取决于他的境界。孔子、颜回和大卫·梭罗之所以能够做到“贫而乐”，就因为他们有境界。一个人只能通过修身来提高自己的境界。修身而提高境界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事，即下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收获。正因为如此，才说修身是最为智慧的追求幸福的途径。追求身外之物能否成功，不仅与你的才能和努力有关，还与你的运气有关。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于追求身外之物的成功，就类似于赌徒把自己的快乐寄托于赌博中的赢，这是不理智的追求幸福的方式。
莱亚德说：“幸福应该成为政策目标，国民幸福的提升应该能被评量及分析，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合并研究。”其实，有信仰的人们会自然地按自己的信仰去追求人生意义，从而会自然地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幸福，无需公共政策的激励。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应确立为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这里的公平是与效率互补的公平，不同于“效率至上，兼顾公平”中的公平，因为后者似乎蕴含公平与效率的分离。
总之，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是德行、境界和智慧，对身外之物的追求当适可而止。较好的境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高的境界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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