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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刺的野百合
１９４２年３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应该说，这篇杂文的出发点并不坏，但错误也是明显的。作者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敌人利用王实味的文章，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康生给他扣上三大黑帽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５月２７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１６天，前４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５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６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１９３０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３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５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５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１９２９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１９４３年４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１９２７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３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长沙妹守望四十年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刘莹，长沙人，１９２６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１９３０年他们结为伉俪。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１９５０年４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４０年，已经７２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１９４７年３月中旬，２５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６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７月１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王实味被处决，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才知道，听到汇报后，毛泽东震怒了，说：“你还我一个王实味！”在毛泽东眼里，王实味是没有犯罪的。
１９７９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写信申诉，多次到北京上访。１９８１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１９８２年２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
１９９１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８５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１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周景高摘自《档案大观》）
１９４２年３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应该说，这篇杂文的出发点并不坏，但错误也是明显的。作者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敌人利用王实味的文章，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康生给他扣上三大黑帽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５月２７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１６天，前４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５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６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１９３０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３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５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５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１９２９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１９４３年４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１９２７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３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长沙妹守望四十年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刘莹，长沙人，１９２６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１９３０年他们结为伉俪。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１９５０年４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４０年，已经７２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１９４７年３月中旬，２５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６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７月１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王实味被处决，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才知道，听到汇报后，毛泽东震怒了，说：“你还我一个王实味！”在毛泽东眼里，王实味是没有犯罪的。
１９７９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写信申诉，多次到北京上访。１９８１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１９８２年２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
１９９１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８５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１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周景高摘自《档案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