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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问题是主要矛盾，南海问题是次要矛盾
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南海问题的解决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战略是谋势的学问。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的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这些矛盾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要将其挽留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才是绝对矛盾。
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有较大的胜算
自21世纪上半叶乃至近二三十年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当前，国内有学者对日本实力进行了高估。其实，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已不是远未成熟而是每况愈下——在朝鲜实质性拥有了核武器后，从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部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绵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况且，当今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時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着其近陆距离的增大而大幅递减。因此，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不仅有较大的胜算，而且胜利后遗留的难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却可能因此失去了“大势”。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乃至日本的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会取得一些的胜利，但事后遗留下的副作用要比东海大且极难以消化，且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时间要长得多。
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令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
明乎此，我们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任务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即中国的目标不是争夺几处岛屿的“坛罐小利”，而是为布势天下，其抓手就在东海。
黄海动则台海动，台海动则中国动
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黄海、东海和南海“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海的破局点应当在钓鱼岛一带
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目前国际上特别是东亚地区几乎没有国家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主张。钓鱼岛距离日本本土近一千公里，离中国大陆近四百公里，这将极大地抵消日本在该海域海权的技术优势。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中国若在南海发力，其结果是将所有的竞争对手们推聚到美日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因此，中国安全环境的好坏的标志不在于冲突热点的多少，而在于是否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由此观察，目前中国开创的地缘政治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中国周边2/3的地区即北部、西部和西南方向是稳定的，1/2的地区即整个北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只要不出现毛泽东曾反复告诫避免的“两线作战”的困局，只要目标不是过于遥远，中国是有胜算的。这也是我们在东海敢于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
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南海问题的解决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战略是谋势的学问。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的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这些矛盾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要将其挽留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才是绝对矛盾。
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有较大的胜算
自21世纪上半叶乃至近二三十年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当前，国内有学者对日本实力进行了高估。其实，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已不是远未成熟而是每况愈下——在朝鲜实质性拥有了核武器后，从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部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绵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况且，当今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時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着其近陆距离的增大而大幅递减。因此，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不仅有较大的胜算，而且胜利后遗留的难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却可能因此失去了“大势”。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乃至日本的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会取得一些的胜利，但事后遗留下的副作用要比东海大且极难以消化，且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时间要长得多。
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令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
明乎此，我们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任务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即中国的目标不是争夺几处岛屿的“坛罐小利”，而是为布势天下，其抓手就在东海。
黄海动则台海动，台海动则中国动
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黄海、东海和南海“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海的破局点应当在钓鱼岛一带
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目前国际上特别是东亚地区几乎没有国家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主张。钓鱼岛距离日本本土近一千公里，离中国大陆近四百公里，这将极大地抵消日本在该海域海权的技术优势。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中国若在南海发力，其结果是将所有的竞争对手们推聚到美日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因此，中国安全环境的好坏的标志不在于冲突热点的多少，而在于是否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由此观察，目前中国开创的地缘政治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中国周边2/3的地区即北部、西部和西南方向是稳定的，1/2的地区即整个北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只要不出现毛泽东曾反复告诫避免的“两线作战”的困局，只要目标不是过于遥远，中国是有胜算的。这也是我们在东海敢于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