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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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现代中国仅有的吐火罗语专家,亦是国际梵文巴利文学界为数不多的一流学者。然而,96岁的他在《病榻杂记》中提出“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背对着累牍的作品,他语气平淡。
  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季羡林仍坚持每天写作。岁月已老,风云犹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梵文研究成果依然是国际学界讨论不已的话题。1983年,季羡林所释读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成为目前最完整的吐火罗语出土文献。
  长者与少者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2009年7月11日逝世。钱文忠1984年考进北大时,他已是一个古稀老人,“在二十多年前的北大,人们已经称他为‘季老’。只有我们这些门下弟子有时调皮,称他‘老爷子’‘老师’”。
  北大历来出长寿之人。1990年,北大刚经历一场变故,1月30日,季羡林让钱文忠陪同到燕南园向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三位老先生拜年。“季先生没有带司机,因为下雪,也没有骑车。天气非常寒冷,一路上,季先生用非常平静而又深情的语调对我说三位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
  先到了朱光潜家,只有夫人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一角,毕恭毕敬地向朱先生的夫人拜年。”然后去冯友兰着名的三松堂,冯先生也不在,只有女儿宗璞和女婿在,“季先生依然身板笔直地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毕恭毕敬地向宗璞先生拜年。”最后,季羡林来到已九十高龄的陈岱孙家,陈岱孙根本没想到季羡林会来拜年,非常高兴。“季先生还是同一个姿势,还是身板笔直地坐在旧沙发的一角,还是毕恭毕敬地给陈先生拜年。”当时正逢陈岱孙两卷本文集出版,他从屋内取书签上名字,双手递给季羡林,季羡林站起身,鞠躬双手接过来。“冬天的阳光很温暖也很无力,透过燕南园残破的老窗,照在两位老者的白发上。”钱文忠说,这一幕让他终生难忘。
  对长辈如此,季羡林对小辈的态度则是“喜爱、尊重、提拔、扶植”。某天,钱文忠陪季羡林散步时,行至北大办公楼,恰逢中文系的裘锡圭低着头,在前面很慢地走,大概在思考问题。“季先生拖着我的手,放慢脚步,对我说:‘前面这位,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了不起!’还跷起大拇指轻轻地晃。当时裘先生四十多岁,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压了季先生一路。”
  九十岁以前,季羡林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所是一直敞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轻轻敲开他的家门。他的朴实、谦逊、宽容也赢得了同事、学生甚至校内司机的尊敬。每年大年初一,季羨林一推开窗门,面前白皑皑的雪地上,就会有北大各系学生用树枝画满的各种各样的问候、祝福,布满方圆几百米。
  十年一剑锤炼《罗摩衍那》
  “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李敖对季羡林“发话”,认为季羡林“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都不合格,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我想他连评论季先生学问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老实讲,季羡林这门学问他看也看不懂。”钱文忠认为李敖评论季羡林,就如同一个不懂英文的人与一个专业学者谈论莎士比亚,“有意思吗?”他反问道。
  但钱文忠也承认,大众多从散文随笔等作品了解季羡林作为学者的一面,“其实远未搔到痒处”。“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的看家本领是用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和佛教混合梵文在内的各种俗语,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钱文忠简单概括道。
  1935年,二十四岁的季羡林赴德留学。与一些学者在国外以国学研究拿学位、国内以西学研究得名利的“两头唬”做法不同,他以一个山东人的倔强,执意选择与中国无关的学术题目。“他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吠陀文、吐火罗语、阿拉伯语;辅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文学,学古英语和南斯拉夫语、俄语,与汉学和中国学毫无关系。”
  寒窗十年,在外国人具有重大优势的印欧语言研究领域中,季羡林利用梵文语尾语法形式变化研究经典的年代问题,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拒绝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国。有段时间,季羡林两次被人放到平板车上推到太平间,别人都认为他已经被打死了,他却自己爬了回去。
  终于得到喘息后,季羡林被派到学生宿舍打铃、扫地收信。那段时间,每天临出门前,季羡林都在小本上抄几段梵文,值班时偷偷翻译。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984年,那就是煌煌八大本、一百多万字的《罗摩衍那》。
  因为工程过于浩大,全世界至今只有三种《罗摩衍那》译本。英语和日语译本都由几十位学者集体合作完成,只有汉语译本是由一人译成,且是季羡林在多年的岁月中,孤身一人、积年累月、偷偷摸摸完成的。
  整个北大,早晨亮起的第一盏灯总是季羡林家中的;数十年来,他都是清晨四点起床,伏案研究。1983年,在中断吐火罗语研究几十年后,他用十年时间释读新疆出土的《弥勒会见记》残卷,再次轰动世界学界。“从季先生学习吐火罗语开始,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依然是有资格出现在这一学科领域前沿的唯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一把花生接人待客
  季羡林的节俭北大人所皆知。他对自己苛刻到惊人,“连家里拖地的水都是从湖里打上来的。”钱文忠经手过不少季羡林的事情,他认为,其实季羡林也是个很慷慨的人,可惜这点很少有人知道。
  “至今为止,北大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赠来自季羡林先生。”钱文忠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是一级教授,工资、各项补贴加稿费,每月收入约有千元,他用来买了很多古字画。后来,他把收藏全部捐赠北大,“仅仅古字画就有462幅,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董其昌、仇英、祝枝山的画都在十幅以上,此外还包括大量古砚、寿山石田黄、田白、善本、自己所用家具、毕生积蓄的稿费,甚至,他捐到连自己的图章也捐掉了。”钱文忠感慨地说,这些古董,价值难以计数。有人说季羡林是个炒作自己、追逐名利的人,“知道这些,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
  相比较学术和人格上达到的高度,季羡林的生活则简单得乏善可陈。“季先生对很多事情无知到惊人的地步。他大概到七十多岁才学会开煤气,有很多事情是他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钱文忠接触过很多老一辈学者,“他们执着,他们那一代人真正相信人只有一种命运,不会心有旁骛,不会奢望什么都拥有。”那种命运,就是他所要成为的人。留德回来以后,季羡林就认定自己是做学问的人的命。
  “季先生唯一吃的零食是花生,他拿个布口袋把花生挂在写字台上。他坚定地相信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是花生。所以任何人去,都是一把花生。”季羡林还喜欢养猫,养的方式与养老虎差不多,“他出去散步,猫也跟着去散步,这是北大很有名的一景”。
  “他还喜欢种花。他会在某一个晚上揣一把莲子,到朗润湖一把撒下去,第二年,莲花会长出来,他说‘文忠,看,我种花了’。”
  北大有一个童话般的说法:未名湖的荷花,都是季羡林种的。
  “他没有什么爱好,他的情感都在文字中。”对钱文忠而言,如果要用什么词概括恩师,最合适的就是“纯粹”与“平淡”。“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的、该坚持的,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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