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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而1976年的那一届，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本文记述复旦大学中文系7611班的往事，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宣传干事，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厂的技术骨干。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终结者与先行者之一。
林锡琦的大学梦
1977年1月的一天，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
农场的生活非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给稻田除草；深秋时节，泄洪后，在河滩上围起堤坝种麦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装土。收工时，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农闲时，知青们自娱自乐，举行诗歌比赛、朗诵会，学毛选，办学习园地。书很少，很多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书带来农场，《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开始慢慢地流传。很多书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林锡琦在这段时间里看完了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
那些日子，林锡琦常常想起母校，那所非常好的中学。又想起有一次开班排干部会时，知青们在下面说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上大学了，都是北大清华的。
在林锡琦憧憬大学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早在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
1970年初，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选拔学生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
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考试的消息传到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
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呆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能有机会上大学。
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来自五湖四海
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的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江苏南通江心沙农场来的陈尚君，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很快就得名“老夫子”。这个曾经插队八年，当过四五年生产排长，管过六七十人、六七百亩地，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复旦很久后，还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他用5天时间，居然把汝有学过的高中数理化课程突击了下来，在农场的考生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运地进了复旦。
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八年工龄，带着43元工资上学的老工人。上海自行车四厂，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从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人，但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
江西省机关干部出身的李同学；“二炮”来的王同学；贵州省军区文工团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
一个姓金的女同学，来自意大利。一个姓朱的同学，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
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继权，指导员杨竟人回忆7611班时，还如数家珍：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
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用麻袋装知识”
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评《红楼梦》、《水浒》，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
中文系开出了比较系统的课程：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逐渐恢复的教学让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非常兴奋，上课时，他们热情洋溢，口若悬河。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大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晨6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同学们就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30年后的姚国雄还记得，那次去图书馆排队，门 一开，人就涌进去了，“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把她的脚都扎破了。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人人都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文化摸底考试。这个考试把大伙的文化底子都考出来了，有人只得了25分，王和平等“老三届”则显示出了不错的学问功底。
摸底考试以后，班上读书的风气更浓了。
来自77级的冲击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7611班，顿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lO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这个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似乎是一夜之间，7611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消息四处流传，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思想起了波动：混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有人百感交集，喜的是国家终于重视教育了，再不会出现白卷书生了，悲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去参加高考了。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泰然自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恢复高考，等于是挽救了民族和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
1977年12月11日这一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关闭了10年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
转眼就是1978年2月27日，77级新生入学了。
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的77级，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入学，他们的教学大纲就变了，76级没有开过的文艺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系统地开出来了……
整个社会的聚光灯似乎都打在他们身上：77级汉语专业的祝敏申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77级文学专业的董阳声、周惟波、叶小楠创作了历史话剧《诸葛亮》，受到好评……
种种的变化让7611班的同学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研究生考试
1978年9月，陈尚君考上了研究生，给班上的同学又一次带来震动。
这一年的1月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1977年、1978年的研究生招收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消息传开后，学校让各班指导员发现人才，鼓励同学去考研究生。当时讲“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管什么身份都可以报考，在校生不管几年级都可以报名。
陈尚君说到当时考试现场的情景，考卷发下来，他感到懵了，不是题目难得答不出来，而是简单到他觉得无法发挥应有的水平。由于经历了“文革”动荡，出题的老师对于考生的水平也没有把握，不敢出太深的题目。而陈尚君的准备远远超过了要求。怎么办?他选择了小题大做，浅题深做。其中有一题问到《秋兴八首》作者是谁，回答杜甫就够了，他却回答了何年在何处杜甫为何作此诗，后人又如何评价。每一道题目都如此，使阅卷的老师大为惊叹。成绩出来，他专业第一，总分第二，顺利进入复试。
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10708人。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仅有三人考上了研究生，物理、历史、中文各一人。陈尚君因此而被评为当年上海市三好学生，照片挂到校门口的陈列窗。他的成功，在中文系引起很大的震动，7611班的同学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
在戴伟的印象里，1978年的校园，文化讨论是那么的活跃。讲座多了起来，导演、演员、作家纷纷来到学校。校园活动更丰富了。演讲协会每周都有活动，时髦的吉他协会也在招兵买马。
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姚国雄是班上的借书员，每次去图书馆都借回二三十本书，再分借给同学。电影也放开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复了放映。
校园里辩论的气氛很浓，有时一顿午饭可以吃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吃饭的人仍在争论不休。
早在8月的一天，四号楼的二楼墙报上，贴出了77级中文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女知青王晓华，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的毒害，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断绝关系9年，待到“文革”结束，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自己意识到对不起母亲时，母亲却已永远离开了人世。
这篇小说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叫好，也有人批评。于是，围绕着歌颂与暴露问题，掀起了论战，7611班也卷入其中。最后，中文系索性举行了讨论会。一些老师看着热血沸腾的场面，不禁感慨：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景象了。
毕业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奋斗的三年。
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自卑在部分同学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一种纠缠不休的心结。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
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入学时大多通过了考试，在教学计划之内完成了学习任务，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又油印后发给上海的其他高校。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
很快，学校领导找同学谈话，指导员马上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后来有人听说中央给教育部、各大学都打了电话，要求做好稳定工作。
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更多的同学则早早看出了于事无补，只有到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才能证明自己。
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
这是1980年的1月。报纸上说：在伟大的80年代里，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工业大放异彩的春天，农业硕果累累的春天，科学百家争鸣的春天，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一年，车轮滚滚，7611班的同学们被时代的列车拉向了四面八方，那个以工农兵学员为代表上大学的特殊时期一去不返，一个不再以政治为先导原则的教育模式在他们身后打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则向他们迎面撞来。
(据《文史博览》07、5期)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而1976年的那一届，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本文记述复旦大学中文系7611班的往事，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宣传干事，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厂的技术骨干。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终结者与先行者之一。
林锡琦的大学梦
1977年1月的一天，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
农场的生活非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给稻田除草；深秋时节，泄洪后，在河滩上围起堤坝种麦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装土。收工时，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农闲时，知青们自娱自乐，举行诗歌比赛、朗诵会，学毛选，办学习园地。书很少，很多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书带来农场，《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开始慢慢地流传。很多书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林锡琦在这段时间里看完了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
那些日子，林锡琦常常想起母校，那所非常好的中学。又想起有一次开班排干部会时，知青们在下面说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上大学了，都是北大清华的。
在林锡琦憧憬大学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早在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
1970年初，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选拔学生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
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考试的消息传到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
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呆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能有机会上大学。
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来自五湖四海
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的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江苏南通江心沙农场来的陈尚君，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很快就得名“老夫子”。这个曾经插队八年，当过四五年生产排长，管过六七十人、六七百亩地，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复旦很久后，还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他用5天时间，居然把汝有学过的高中数理化课程突击了下来，在农场的考生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运地进了复旦。
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八年工龄，带着43元工资上学的老工人。上海自行车四厂，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从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人，但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
江西省机关干部出身的李同学；“二炮”来的王同学；贵州省军区文工团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
一个姓金的女同学，来自意大利。一个姓朱的同学，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
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继权，指导员杨竟人回忆7611班时，还如数家珍：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
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用麻袋装知识”
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评《红楼梦》、《水浒》，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
中文系开出了比较系统的课程：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逐渐恢复的教学让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非常兴奋，上课时，他们热情洋溢，口若悬河。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大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晨6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同学们就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30年后的姚国雄还记得，那次去图书馆排队，门 一开，人就涌进去了，“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把她的脚都扎破了。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人人都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文化摸底考试。这个考试把大伙的文化底子都考出来了，有人只得了25分，王和平等“老三届”则显示出了不错的学问功底。
摸底考试以后，班上读书的风气更浓了。
来自77级的冲击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7611班，顿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lO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这个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似乎是一夜之间，7611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消息四处流传，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思想起了波动：混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有人百感交集，喜的是国家终于重视教育了，再不会出现白卷书生了，悲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去参加高考了。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泰然自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恢复高考，等于是挽救了民族和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
1977年12月11日这一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关闭了10年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
转眼就是1978年2月27日，77级新生入学了。
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的77级，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入学，他们的教学大纲就变了，76级没有开过的文艺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系统地开出来了……
整个社会的聚光灯似乎都打在他们身上：77级汉语专业的祝敏申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77级文学专业的董阳声、周惟波、叶小楠创作了历史话剧《诸葛亮》，受到好评……
种种的变化让7611班的同学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研究生考试
1978年9月，陈尚君考上了研究生，给班上的同学又一次带来震动。
这一年的1月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1977年、1978年的研究生招收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消息传开后，学校让各班指导员发现人才，鼓励同学去考研究生。当时讲“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管什么身份都可以报考，在校生不管几年级都可以报名。
陈尚君说到当时考试现场的情景，考卷发下来，他感到懵了，不是题目难得答不出来，而是简单到他觉得无法发挥应有的水平。由于经历了“文革”动荡，出题的老师对于考生的水平也没有把握，不敢出太深的题目。而陈尚君的准备远远超过了要求。怎么办?他选择了小题大做，浅题深做。其中有一题问到《秋兴八首》作者是谁，回答杜甫就够了，他却回答了何年在何处杜甫为何作此诗，后人又如何评价。每一道题目都如此，使阅卷的老师大为惊叹。成绩出来，他专业第一，总分第二，顺利进入复试。
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10708人。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仅有三人考上了研究生，物理、历史、中文各一人。陈尚君因此而被评为当年上海市三好学生，照片挂到校门口的陈列窗。他的成功，在中文系引起很大的震动，7611班的同学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
在戴伟的印象里，1978年的校园，文化讨论是那么的活跃。讲座多了起来，导演、演员、作家纷纷来到学校。校园活动更丰富了。演讲协会每周都有活动，时髦的吉他协会也在招兵买马。
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姚国雄是班上的借书员，每次去图书馆都借回二三十本书，再分借给同学。电影也放开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复了放映。
校园里辩论的气氛很浓，有时一顿午饭可以吃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吃饭的人仍在争论不休。
早在8月的一天，四号楼的二楼墙报上，贴出了77级中文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女知青王晓华，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的毒害，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断绝关系9年，待到“文革”结束，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自己意识到对不起母亲时，母亲却已永远离开了人世。
这篇小说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叫好，也有人批评。于是，围绕着歌颂与暴露问题，掀起了论战，7611班也卷入其中。最后，中文系索性举行了讨论会。一些老师看着热血沸腾的场面，不禁感慨：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景象了。
毕业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奋斗的三年。
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自卑在部分同学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一种纠缠不休的心结。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
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入学时大多通过了考试，在教学计划之内完成了学习任务，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又油印后发给上海的其他高校。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
很快，学校领导找同学谈话，指导员马上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后来有人听说中央给教育部、各大学都打了电话，要求做好稳定工作。
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更多的同学则早早看出了于事无补，只有到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才能证明自己。
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
这是1980年的1月。报纸上说：在伟大的80年代里，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工业大放异彩的春天，农业硕果累累的春天，科学百家争鸣的春天，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一年，车轮滚滚，7611班的同学们被时代的列车拉向了四面八方，那个以工农兵学员为代表上大学的特殊时期一去不返，一个不再以政治为先导原则的教育模式在他们身后打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则向他们迎面撞来。
(据《文史博览》0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