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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裱”,顾名思义,即将一张书画从中揭开,重新装裱,这是书画的造假手段之一。在众多的艺术品中,书画造假可谓千姿百态,源远流长,其历史逾千年之久。最常见的书画造假是高仿,即高手仿名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画作伪高手非张大千莫属。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张大千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张大千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巨然茂林叠嶂图》等。当然,高手仿名家的作品也是非常名贵的艺术品。除高仿外,书画做旧有“虫蚀”、“染色”,即将高仿的画用虫蚀过,以表此画年久。将书画作品用茶叶水浸泡变黄,以示沧桑。还有“挖款”,将名人款移花接木。明朝、清朝书画造假之风猖獗,出现天津造、苏州片、扬州片。明清两朝京城甚至出现了后门造,即在北京古玩一条街、琉璃厂与故宫太监合作,太监将宫中名家作品偷出,送到琉璃厂,高仿后,真品送还,更有甚者,将真品留下,仿品拿回宫里。今天的故事是中国书画史中的一朵小浪花,原始森林中的一叶一蔓。一叶知千秋,一个书画造假的故事,可警示书画收藏的朋友收藏不要一叶障目。
20世纪80年代初,我所在N城的省级博物馆要对馆藏物品做一次清仓查库,对库存物品重新定级登记。我作为保管部主任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十万多件文物要重新评级登记,工程之浩瀚可想而知。博物馆全体人员分成陶瓷组、玉器组、书画组、家具组、金银铜器组、竹木牙雕杂项组。我负责书画组,负责五千多件书画的评级和登记。博物馆通过国家文物局借调了国内几位著名书画鉴定委员:启功、徐邦达、史树青,这几位大家是中国书画鉴定的绝对权威。有了这几位大师,书画评级进行得非常顺利,那些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书画赝品每天都能挑出几张,其中有几张揭裱的书画作品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经徐邦达老师点拨,我才知道并非任何宣纸都可以揭裱,能揭裱的书画作品,只有高丽造的隔宣可以从中揭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黑色较重的山水画揭裱效果最好,不是高手看不出哪一张是揭裱后重新裱过的。徐邦达老师那天拿出清代王翚的山水画给大家讲解这张揭裱画,他说:“王翚这张仿宋代山水画是揭裱的第二层,大家可以看出,整幅画笔墨淡了许多,仔细看还可以发现一些树叶,花草只有一半,因为这是揭裱画的第二张。因为高丽造的隔宣纸较厚,可以从中整齐地揭开,我们可以拿王翚其他的山水画作比较,没有这么淡散的笔墨。”徐邦达老师的发现,将我们原定为馆藏一级的藏品,降到了一般馆藏品。
没过几天,史树青老师也发现了一件原评为国宝级的藏品、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后人仿造。这幅作品宣纸为宋代金丝宣纸,原画被造假者擦掉,又在老宣纸上仿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溪山行旅图》被后人评为“中国山水第一名画”,整个布局雄伟、肃穆,一块巨嶂主宰全景,山高泉美,泉环山而下,左下画面溪流冲出画外,一条山径从右下丛林伸出,与溪流同方向,一只骡队行旅两人,沿山径自西向东而来,整个画面人与自然和谐而存。作品用笔舒展大方,毫无拘谨、造作之感,印章上范宽的印鉴与范宽其他作品印鉴无二。在画面上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史树青老师也是这么说。史老拿起画,迎光让我们看画的背面,只见画背面的宣纸上呈现出厚薄不匀、高低不平的现象。史老告诉我们:“这张画是张老画,仿家是清代的高手,可能就是清代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其中一人高仿,所以一般人从画面上根本看不出破绽。做旧高手将原宋代老画用湿布敷上,使宣纸画面稍湿,然后用手慢慢搓,将原画搓去,由于原画用墨轻重不一,用墨多的地方,搓得多一些,用墨少的地方搓得轻一些,在宣纸正面看不出这些,透过光来看,就会发现这一败招。另外印章做的与原印章不差秋毫,也是动了脑筋。宋代制板术已经出现,明代这一技术更完善,将作者其他画中的真印拓在铜、铁、石之上,雕刻即成。当铅与火的时代到来,此种技术如同儿戏一般,将作者的真品印鉴印拓在铜板或铅板之上,刷上油漆,放入三氯化铁之中,没有字的地方即烂掉,有字即是印则留下,所以书画的印章最好仿制。”
本馆的国宝藏品《溪山行旅图》因是高手所仿,就此被降到三级藏品。后来得知《溪山行旅图》原作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也免去了遗憾。
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鉴评,五千多件作品有五百多件降级,一百多件直接枪毙,成为艺术垃圾。我们看到几位大师挑出的那一百多件艺术垃圾,有的就是茶叶水直接做旧,有的是“虫蚀”,有的是“挖款”。经大师们点拨,看着这批艺术垃圾心中很是惭愧,在博物馆干了二十多年,这些很浅薄的书画做旧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我们竟然熟视无睹。虽然这些艺术垃圾后来查出是有关部门查抄的非法文物经营的上缴物和文革查抄找不到主人的无主作品,但毕竟被我们当成文物收进库中,还给这些部门发了奖状和奖金。
在欢送专家回京的茶话会上,史老告诉我们,“书画的模仿,古今中外高手林立,远的不说,近代除张大千外,台湾的黄君璧,仿清代四王,惟妙惟肖,一般鉴赏家根本分辨不出真赝。而我们馆藏品中的赝品有不少是清代后门造的作品。虽然仿得也不错,毕竟笔墨还不到家,不过比起‘扬州片’那些艺术垃圾则要好得多。希望大家提高鉴赏力,博物馆是为国家保存国宝的,垃圾就不要放进仓库中,那样会叫我们后人贻笑大方的”。
(责编:魏佩)
20世纪80年代初,我所在N城的省级博物馆要对馆藏物品做一次清仓查库,对库存物品重新定级登记。我作为保管部主任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十万多件文物要重新评级登记,工程之浩瀚可想而知。博物馆全体人员分成陶瓷组、玉器组、书画组、家具组、金银铜器组、竹木牙雕杂项组。我负责书画组,负责五千多件书画的评级和登记。博物馆通过国家文物局借调了国内几位著名书画鉴定委员:启功、徐邦达、史树青,这几位大家是中国书画鉴定的绝对权威。有了这几位大师,书画评级进行得非常顺利,那些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书画赝品每天都能挑出几张,其中有几张揭裱的书画作品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经徐邦达老师点拨,我才知道并非任何宣纸都可以揭裱,能揭裱的书画作品,只有高丽造的隔宣可以从中揭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黑色较重的山水画揭裱效果最好,不是高手看不出哪一张是揭裱后重新裱过的。徐邦达老师那天拿出清代王翚的山水画给大家讲解这张揭裱画,他说:“王翚这张仿宋代山水画是揭裱的第二层,大家可以看出,整幅画笔墨淡了许多,仔细看还可以发现一些树叶,花草只有一半,因为这是揭裱画的第二张。因为高丽造的隔宣纸较厚,可以从中整齐地揭开,我们可以拿王翚其他的山水画作比较,没有这么淡散的笔墨。”徐邦达老师的发现,将我们原定为馆藏一级的藏品,降到了一般馆藏品。
没过几天,史树青老师也发现了一件原评为国宝级的藏品、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后人仿造。这幅作品宣纸为宋代金丝宣纸,原画被造假者擦掉,又在老宣纸上仿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溪山行旅图》被后人评为“中国山水第一名画”,整个布局雄伟、肃穆,一块巨嶂主宰全景,山高泉美,泉环山而下,左下画面溪流冲出画外,一条山径从右下丛林伸出,与溪流同方向,一只骡队行旅两人,沿山径自西向东而来,整个画面人与自然和谐而存。作品用笔舒展大方,毫无拘谨、造作之感,印章上范宽的印鉴与范宽其他作品印鉴无二。在画面上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史树青老师也是这么说。史老拿起画,迎光让我们看画的背面,只见画背面的宣纸上呈现出厚薄不匀、高低不平的现象。史老告诉我们:“这张画是张老画,仿家是清代的高手,可能就是清代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其中一人高仿,所以一般人从画面上根本看不出破绽。做旧高手将原宋代老画用湿布敷上,使宣纸画面稍湿,然后用手慢慢搓,将原画搓去,由于原画用墨轻重不一,用墨多的地方,搓得多一些,用墨少的地方搓得轻一些,在宣纸正面看不出这些,透过光来看,就会发现这一败招。另外印章做的与原印章不差秋毫,也是动了脑筋。宋代制板术已经出现,明代这一技术更完善,将作者其他画中的真印拓在铜、铁、石之上,雕刻即成。当铅与火的时代到来,此种技术如同儿戏一般,将作者的真品印鉴印拓在铜板或铅板之上,刷上油漆,放入三氯化铁之中,没有字的地方即烂掉,有字即是印则留下,所以书画的印章最好仿制。”
本馆的国宝藏品《溪山行旅图》因是高手所仿,就此被降到三级藏品。后来得知《溪山行旅图》原作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也免去了遗憾。
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鉴评,五千多件作品有五百多件降级,一百多件直接枪毙,成为艺术垃圾。我们看到几位大师挑出的那一百多件艺术垃圾,有的就是茶叶水直接做旧,有的是“虫蚀”,有的是“挖款”。经大师们点拨,看着这批艺术垃圾心中很是惭愧,在博物馆干了二十多年,这些很浅薄的书画做旧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我们竟然熟视无睹。虽然这些艺术垃圾后来查出是有关部门查抄的非法文物经营的上缴物和文革查抄找不到主人的无主作品,但毕竟被我们当成文物收进库中,还给这些部门发了奖状和奖金。
在欢送专家回京的茶话会上,史老告诉我们,“书画的模仿,古今中外高手林立,远的不说,近代除张大千外,台湾的黄君璧,仿清代四王,惟妙惟肖,一般鉴赏家根本分辨不出真赝。而我们馆藏品中的赝品有不少是清代后门造的作品。虽然仿得也不错,毕竟笔墨还不到家,不过比起‘扬州片’那些艺术垃圾则要好得多。希望大家提高鉴赏力,博物馆是为国家保存国宝的,垃圾就不要放进仓库中,那样会叫我们后人贻笑大方的”。
(责编: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