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不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跟西泠印社的余正老师学印，来去最频繁的地方是杭州。余老师在授业解惑的同时，常劝我多读书。我定期去杭州请余老师批改作业，接受面教，余下来的时间就到位于湖滨的书画社，去看一看有没有新上市的字画印之类的书籍可买。久而久之养成了爱逛书店的习惯。后来余老师的工作地迁到孤山西泠印社原址，印社也设有一个卖书籍及刻印用具的小卖部，照时下的说法，算是一家袖珍的印人创作用品的专卖店。从此我逛书店的地方也随余老师工作处的变动，由杭州湖滨的书画社转到孤山西泠印社的小卖部。我在这两家书店买过不少的印谱书帖，包括由西泠印社出版的一刊一报 《西泠艺丛》 及 《西泠艺报》。
　　来北京后，我又把在杭州求学时养成的习惯带到了北方。逛书店的经历，约略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央美院求学时期，实际的情况是刚刚从江南小城來首都，大的空间概念没有建立起来，畏路远，通常就在学校附近书店逛，逛的时候多，真正买的时候少。学校地处王府井繁华地段，四周书店不少，大的如王府井新华书店，老的有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和东单与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如果肯不惜力走得远一点，沙滩红楼边专卖新书的五四书店也很有名，美术馆东边还有颇有名气的隆福寺旧书店。我一般很少去大书店，嫌人太多，不清静，没有理想中书店的安静氛围。
　　每回到书店，是在吃完饭后，正巧没事，溜达着就过去了。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是离学校最近的书店。这家书店吸引我的地方：旧书部分完全开架，任人翻阅。还有一个特别让我这般穷学生欢心的是，旧书一般都降价。所谓的旧书，是指老版书和从读者手里回收过来的二手书;另有一些是书店做样本而封面已失容颜的新书。我去东安市场旧书店总能在那里遇见美院的同学或老师，大家的体验是：在这里看书比到图书馆方便，不用检索，也不用办任何手续，随到随看。书店的工作人员似乎也明白“今天的看书客就是明天的买书人”的道理，从来不干扰有意来看书的读者。
　　琉璃厂、海王村偶尔也去转转。相对于抬腿即到的东安市场旧书店来说，到琉璃厂已经算是远征了。而且琉璃厂、海王村这两个地方的书店实在太多，书店的地方又太大，一圈逛下来，没有半天工夫根本不能尽兴。对于随意惯了的我，去琉璃厂得下不小的决心。就记忆所及，那时海王村的旧书非常便宜，品种也多，像二十世纪初出的 《缶斋藏印》 十来册，标价才五十元 （那时的印谱比现在要讲究，印谱多数是打印本，有的虽然不属于打印本，用原印制成锌版打印，还是能从印谱上看出手工的痕迹，比起工业时代的机器印刷，终要胜过一筹）。一些不知名头的印谱，价格还要低。我当时正处在学艺过程中的“求新”时期，不辨是非，一概视旧印谱为“陈言”，自然等闲视之。等我醒悟过来，意识到这些旧印谱的价值，它们的价格飙升直涨，不光价格非我所能承受，甚至连面也难得能见上一回，真是“别时容易相见难”。
　　第二个阶段是在美院毕业后，自己有了一份工作，有余力稍稍放开手脚过买书瘾。我那时的工作是编一份杂志，不太忙，有时间常骑车到各处的书店转悠，遇到喜欢的书，只要口袋里有钱，就会毫不犹豫掏钱买下来，但书源明显没有初来北京时多。当时北京的书店，对出版三四年还未卖出去的书，采取一些时装店“过季打折”的办法，只是不宣传，由书店自己把握，一般书店的常客都知道这个门道。我没有像前辈那样赶上买古书的好时机，倒是搭上了买打折老版书的班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些出版社着实出过一些好书，我买过上海书画出版社的 《朱屺瞻年谱》《明清流派印谱》，就是同类书籍中的精品，看得出来编者的精心，装帧也是第一流的。
　　海王村是经常光顾的，尤其是每年春季的旧书市，在那里陆陆续续淘过不少旧书，因为错过的太多，就特别珍惜与旧书相遇的机会。现在想起来，我在海王村的淘书经历是疯狂夹杂着刺激的兴奋。每年例行的海王村春季旧书市，地点在北师大附中南端、今中国书店的二层的露台上。书店工作人员不断把一捆捆旧书放出来，现场尘土飞扬，夹杂着满地散架的旧书纸片。每见新放出来的旧书，淘书客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拢过去争抢，除了眼尖，身手还要好，差不多是个体力与脑子并用的活计。我在那里买过好些清末民初人的自印诗集，还有像张伯驹交游圈中刻印的 《春游琐谈》 零本，买过罗振玉早年的著述，还买过一些散张旧拓墓志，等等。当时完全是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并不知道为什么也会这样出手，淘书的心理颇为奇特，只能说有前世的书缘。待书买回来，把玩了一阵子，便束之高阁，从此很少再去碰它们。这是平生经历的最激烈的淘书，与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无关，但我对于书的兴味却由此展开并日趋盎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盗版书大行其道，大多数是文学畅销书与政治家传记。我买过贾平凹的 《废都》。九十年代后期，书店对老版书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原先的降价改成了增值，读书人随波逐流，跟着由书店刮起的风潮走。我疯狂地寻找老版书，买书不读，只为满足自己的情趣。一个爱书人以趣味为追求，死缠着老版书消磨时光，不用问就知道是跟不上潮流的“书呆子”。
　　伴随着二十世纪末的怀旧风潮，我的居室从东城搬到南城，尔后又从南城迁到未名湖畔。围绕着北大一圈都是书店，东边的万圣，南边的风入松，西边的汉学书店，再往南还有海淀图书城。我不大上万圣、风入松、国林风这类书店，积习难改，喜逛旧书店。图书城里的中国书店颇具规模，按图书性质分门别类划出若干家专业书店，我常去的是专卖旧书的那家。在那里居然遇到一些有意思价格又便宜的书，令我开颜。二手书既是人家用过的，不免留有痕迹。好的，仅用钢笔在扉页上题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购于某处;有甚者，用赶庙会花五元钱刻的戳子，蘸着走油的印泥到处乱盖，触目惊心，原书持有者可能认为这很风雅，但对图书的接手者来说，无疑太不走运了。最可恨的是，书为你所喜，偏偏又绝版多时，遇到这类情况，爱恨交加，心有不适又不愿意放弃，真是左右为难，最后咬牙买下来，还留那么一点缺憾，算是为好书委曲求全。 　　今年春天我和妻子返故乡探亲。在嘉兴，我们去拜访八十九岁的老读书人吴藕汀先生，吴先生在湖州的嘉业堂住了整整五十年。看着吴先生会客室兼画室靠墙一排书架，架上摆满了书，妻子问吴先生：“那些书您全读过吗？”吴先生脸通红，细声细气回答：“常有人来看我，要是会客室连书都没有，不像样，书架上的书是给别人看的，我没有读过。”
　　买书不读，难道不是一种快乐的境界？

送书

　　但凡出过书的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有送书的经历，有的是作者主动送，有的是朋友索要，不管是哪一种，姑且都称之为“送书”吧。
　　送书的乐趣，是让别人分享你的写作成果。送书的苦恼，是你在写书、出书之外还得承受额外之累。买书、签名、邮寄，贴工夫贴精力，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有人干脆说：“送不起。”
　　我每回收到友朋的赠书，都心存感激。前些时候大家都在转一个段子，说同在一座城市，有人肯光临你的饭局，真是给了一个大大的面子。我套用一下，有人给你寄书，那交情可真不一般。
　　我听说京城有位名人，他的交游圈是以“送书”来衡量的。怎么讲？说凡是能得到他出的新书，都算是交游圈内的朋友。但他的交游圈实在不大，据说只有五十个，后来的人要想挤进这个圈子，除非圈子里有人去世或出国定居，你的才识恰好又被此公认可才行。这简直就像元末的江南人家，以有无此公“送书”论清浊雅俗。有一回，我有幸得到此公的签名本，以为已进入他的五十人圈子，不料有人告诉我，此公还有“常送”与“非常送”的区别，这也等于说，我偶尔得到一本，只能算在“非常送”之列。那一刻，刚刚才有的窃窃私喜，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寻常“送书”当然没那么多讲究，由“送书”引出来的“故事”却不算少。
　　前不久听一位朋友抱怨，说他送出去的书，经常出现在网上及各种旧书店，售价不高，要命的是书上的上款、签名都没处理。网店或旧书店为招徕买主，不留情面地把签名晒出来。“送书”的事发生才没多长时间，受赠者就把书散出来，作者很受伤。

　　我在一本书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一个知名作家偶尔逛地摊，发现自己的签名书摆在那里。面对自己的书，作家很无奈，掏钱买下来，带回家后，想想，签名后再次送书给那个人。能想象得出来，送书者、受书者当时的场面一定都很尴尬。
　　我不清楚这个名作家的送书属于哪种情况？受书者是熟人还是不熟？推测是熟识的朋友，否则不会有“再赠”之举。这已是愤怒至极的表达。我以为，无论是作家主动送书或是受书者索要，情理上都应该珍视。不过，以天下之大，世事无奇不有。拿这个名作家的送书而言，我倒以为，既然送了，大可抱一种超然的态度，所谓“送出去的书，如同泼出去的水”，不必要求受书者像出嫁女一样“从一而终”。不妨以乐观的心态，让它有更多的“邂逅”，這也包括允许受赠者转让该书，或让书进入流通渠道，毕竟这样的书还有被再读的可能，别人也有机会收藏到签名本。如果仅仅把“送书”看作是友谊的化身，就有“送书”之累。
　　因为有上面那些不愉快的事发生，有些作家、学者对于“送书”变得谨慎起来。即使一定要送，要么不肯签名，要么采取“离书签名”的办法，说自珍也罢，说避免不必要的烦恼也好，总之都是为了提防“送书”后引出来的“副作用”。还有些人主张“不送书”，作者与书的情分只到书的出版为止，至于出书后的遭遇，概不理睬。这个办法固然好，但生活在人情社会里，要做到真的不容易。
　　记得一位友人说过：“每本书都有自己的读者，每个读者也都有自己的书。如果一本书，你读的时候格格不入，那很简单，这本书就不是为你准备的。原因可能在你，也可能在书。”这是我看到的对书与读者关系最通达的见解。如果同意这种说法，那么我想即便是“送书”，也应该允许书的流通。我理解这段话的另一层意思，一本不适合你的书，有可能适合其他人阅读。书的生命之光，正在阅读的时刻。
　　“送书”有情，怎样才是最好的安顿状态？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虽然问题并不复杂，却得不到理想的答案。估计要最终解决问题，只有等到纸质书的消亡。不然，对于书的作者来说，附加在书上的“情”总难撇清。
　　当年老万圣书园还在北大小东门外的成府街时，我常去那里看书。简陋的店堂里经常堆积着旧书。问营业员，说是刚刚从北大收来的。随便拿起一本翻开，别看是沾满灰尘的旧书，十有八九是签名本，名字有知道或不知道的，后来留意了，才知道只要是签名本，大都是过去时代的名流。和店员交谈，知道书来自北大刚刚故去的某教授。时间带走人事，却留下了不会说话的书，无论是今是昨非，还是物是人非，最后竟然是书比人长寿。
　　人事有代谢，人和书相守再长，终归有分别的那一天。那么，对于“送书”，不妨“风物长宜放眼量”。想通了这一点，“送书”的纠结就会化解。
　　书如人，相信每本书都有它的人缘。

只为喜欢买书

　　陈子善和王自立两位先生编过一本郁达夫的随笔集，叫 《卖文买书》。单从字面上看，写稿卖文只为买书，当然也可理解为内容与卖文和买书有关。许多年过去，就因为这个书名，我还记得那本书。
　　买书和读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买书也读书;有人的兴趣只在买书，读书的兴趣不大。后者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藏书家。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买书只为阅读，而且这种经历一般人都有体验。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据说的确有读书人是不买书的。有人可能会问，不买书怎么读书？回答很简单，上图书馆借，或者上书店蹭书看……文学史上，靠蹭书看而成为作家的不乏其人，老一辈出版家范用早年就靠蹭书看积累了丰厚的学识，智利的名作家波拉尼奥青少年时代也以蹭书出名。前人或许早就察觉到读书人中的确有一类人很有点特别，才有“书非借不读”一说。 　　不买书的那些人中，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是因为他们有读书人的某些天赋，比如过目不忘，比如一目十行。一种是记忆力好;另一种读书效率高;还有就是觉得云烟过眼即为我有，书只是载体。我在 《文物》 杂志做编辑时遇到过一位，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黄盛璋先生，本业是历史地理学，却对古文字、考古学极有研究。黄先生记忆力超群，大概就属于现在入们常说的“最强大脑”。据说他很少买书，就靠过目不忘的好脑子记。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某次他到 《文物》 杂志编辑部去，看到某编辑案头一份待发的发掘报告，回去后根据匆匆过目的内容，写成文章。人家的发掘报告还未发表，黄先生的研究文章已经见刊。后来杂志的老编辑见黄先生来，总是忧心忡忡的，生怕尴尬事再度发生，都赶紧把稿子收进抽屉里。
　　我到金克木先生家里，也留意过他家没有书。不知道金先生写文章怎样核实材料的，想来也是靠好记性。
　　这与买不买书、是不是为喜欢买书不是一个话题。但这样的例子，的确可以证明，读书人不一定要买书。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年轻时大约都有过买书的经历，只是到了后来，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不用买书。
　　大多数人没有黄、金两先生的好记性。爱书人总克制不住自己要买书的。就像我，喜欢读书，说不出理由，也没有目的，只觉得读书是消磨人生最惬意的方式之一。漫无目的地读书，连锁反应到买书，也是随心所欲的。想想也是，自己不是专业读书家，不用跟风，没有负担，凭兴趣行事。自然，为喜欢而买，为喜欢而读，是快乐的。
　　前一阵子，我在万圣书园碰上一位小朋友，跟母亲一起看书。小朋友手上拿了一本厚厚的精装本 《清末教案》。我很好奇，后来和那个母亲聊上了，才知道书是小朋友要买的。我问小朋友：你喜欢这本书？回答是肯定的。我好生羡慕这位小朋友，母亲没问理由就把书买下来了。要知道 《清末教案》 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书的内容非常专业，是研究中国社会民间隐秘组织才能派上用场的书。那位母亲大概也清楚书的性质，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全小朋友对书的兴趣。童年有些看来不经意的遭遇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选择。
　　我很多时候是冲动式的买书，或者说为喜欢而买书。但过后往往说不清楚，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做决定？！有些书兴致勃勃买回来后，一直束之高阁，更有些根本看不懂的也买回来了。而且书的内容，往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没有系统，也互不相干。体面地说这是兴趣广泛的表现;不好听一点，就是不善读书。
　　我曾经在美国西海岸的某个小镇买过一本口袋书 《彼得兔的故事》，可能是一套丛书中失群的一本，价格非常便宜。我觉得这本书的开本、书型太吸引人了，爱不释手。在巴黎一个旧书摊买过一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的法文版 《永》，内容是中国风土人情艺术，里面的照片有重庆的朝天门码头、陕北的剪纸窗花和荣宝斋出品的水印笺纸等。我不懂法文，只是好奇那个时代法国人是怎么看中国和中国风情的。脑子一热，买下来，接下来不得不背着挺沉的洋装书一路走过法国南部。还在台北诚品某家二十四小时店买过一本名为 《屁眼文化》 的书，书名挺时尚，其实是两位肠胃医生合著的科普类书籍，书内的小标题做得都很诱人。我是惑于书名才买下来。在内地某个城市的旧货摊，临时起意，买过一张狗皮膏药的药贴。同行者觉得太俚俗，不值得买。我偏偏看中这种过去时代非常多的东西，现在不容易看到了。想起黄裳先生所收古籍里有医书和工程技术类书籍，心也就释然了。
　　有时候喜欢的书并不容易碰上，碰到了，你不买，很可能就像有些人，此生再难相遇。这和喜欢表面上看起来关系不大，但喜欢确实可以理解成一种直觉的冲动。
　　我有一个福建朋友，买书很多，称得上是世俗意义上的藏书家。他最喜欢的是自印本书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老文化人出版机会很少，只能用手工刻印的方法来印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书，分送给熟悉的朋友传观。本是条件所限，后来却因其身份特殊，成为当代书籍史上的例外。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读书界，只要有只为喜欢而买书的人，那么一定也会有只为喜欢才去做书或写书的人。
　　忘了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说一位从民国过来的学者，起先是学理工科的，由于酷爱历史考古，读了很多书，偏偏他想知道的某些历史时代的物质生活细节没有，这激起了他内心的某种欲望。于是开始收集資料，一点点积累，如是几十年钻研，居然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例子有点极端，如果他当时不是凭兴趣读书，不是碰到问题，估计他还只是一个工程师。兴趣和喜欢真的很重要。
　　为喜欢买书的人，总会碰上类似的情况：开始都是任性买书、任性读书。买着读着，慢慢发现，尽管书很多，还是满足不了自己的心愿。有些人就想：既然找不到合适的书，为什么不自己写点试试？于是，为喜欢买书、为喜欢读书的人，有朝一日可能转身成了为喜欢而写作的人。
　　（选自《新月故人》/唐吟方 著/文汇出版社/ 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