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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日，
朋友圈里都在谈论沈从文
“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是五月十日早上上班路上刷微信时在朋友圈看到的。我知道，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家书中的句子，到办公室后专门查了下，写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
放在办公室里的《从文家书》，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购自乌鲁木齐的旧书摊，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几年，这本小书倒是常翻翻，随着我工作变动也转换过好几个办公室和卧室。
办公室的书架上，《从文家书》是和《沈从文别集》立在一起的。中信出版集团的这套二十卷的《沈从文别集》占着小半格书架。当时在书店看到，就被他们的装帧打动了，即便家中有一套十一卷本的《沈从文文集》，还是忍不住买了，正好放办公室。买完一阵肉痛——太贵了。《沈从文文集》是网店做活动时买的，一百元左右，收到时真觉得赚大了。如此，在家，在单位，想看时不至于手头无书。
《沈从文别集》之书名，是沈先生的弟子汪曾祺取的。前些年，迷汪曾祺作品，对汪先生的经历也有所了解，原来汪曾祺师承沈从文。汪曾祺写沈从文诸多文章我也都一读再读过。之后，我觉得是该读读沈从文啦。
我有一个朋友，是沈从文迷。他看沈从文多年，颇有心得却不愿成于文字，只能在聊天时听他谈沈从文，谈起来一两个小时都完不了，如果恰巧在酒桌上，起码要多喝掉一两瓶酒。一次他出差，专门去凤凰，那也是他母亲的故乡——当然，他母亲生在新疆。
当我想看沈从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请他给我推荐几本。他给我发来的书单，不是入选课本的《边城》，也不是广为人知的《湘行散记》，而是《记丁玲》《从文家书》《从文自传》等几本。推荐的理由，我没问，他也没说。《记丁玲》等几本书成了我看沈从文之始。之后，他有关文学的作品集，也都找来看了。他下半生从事的学问，我一无所知，著作更是不敢去伸手。这么几年来，翻来覆去看的也还是《边城》《从文家书》《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月下小景》等几种。
看沈从文时，我也在看贾平凹，贾平凹从沈从文处所学甚多，这是贾平凹自己也在文章中说过的，在他的《浮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也是在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几年的阅读，多半是围着沈从文在看。如果沈先生也有朋友圈，我的阅读多半是他朋友圈的好友之作。
这一天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三十年前的今天，沈从文与世长辞。
这一天，我的那个读沈从文经年的朋友，整日未发一条朋友圈。
有事生非的王彬彬
十几年前，在大学某食堂地下室的一家旧书店遇到了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书只有五成新，是店里出租用的，看得出来看过的人还不少。到我进校时，玄幻小说盛行，《为批评正名》之类的书无人问津，书店也急于处理掉，于是我花了六七十块钱把包括《为批评正名》《苦茶：周作人回想录》在内的二十几本书抱回了宿舍。
《为批评正名》和稍后买到的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成了我大学阅读次数靠前的几本书，并影响了我随后十多年的阅读志趣。至今，《为批评正名》还立在书架的外侧，偶尔拿出来翻翻，封面上眯着眼的王彬彬抽着烟，凝视远方。就是封面照片上這个人，把“所谓‘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把话写通的人，另一类是话常常不通的人。”遇到“话常常不通的人”，批评起来真是不手软。
在一本书的自序里，王彬彬这么写道：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这几句话大概可以概括王彬彬著作的范畴。十多年里，他的书我陆续看过的有《并未远去的背影》《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有事生非》《大道与歧途》《当知识遇上信念》《城墙下的夜游者》《往事何堪哀》，都没超出过这个写作范围，其他更多没看过的，或许也不曾超出过。
王彬彬对鲁迅很有研究，不敢说他颇有鲁迅风范，但鲁迅肯定是他“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就像“有事生非”这个书名一样，他的“非”针对的都是“有事”者，他的批评不服者有之，争辩者有之，但多少年过去，他的文章多被心安理得地收在了书中，五年过去，十年过去，还经得起推敲。
另一方面，王彬彬近年来多把目光投注到了“往昔的文坛”，虽说有些文章跑出了文坛和文人无关，但细究之下，其实还未离开文坛。在故纸堆里，王彬彬沉浸其中，钩沉过去的是与非。我在看他的《并未远去的背影》等书时，就常有感叹，王彬彬笔下往昔的文坛和文人，经年后真的成了往昔，多半慢慢淡出了视野，被遗忘在历史的河流中。但多年后，经过作者之笔的爬梳，扑朔迷离的历史抑或当年的偶然的、不起眼的小事也都值得一再解读，值得将历史还原。
过去和现在的苏童
大学时，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旧书店里，我第一次遇到苏童，有他的《米》和《妻妾成群》，先是租来看了，之后买来放在宿舍被人借走，至今未还。后来，当我通过微信读书软件看苏童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时，见评论者多，有说学生时代在学校附近多书店，租书看的人也多，许多人看苏童就是从这样的旧书店开始的。这些评论引起了我的共鸣，评论者应该是我的同龄人。
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从主编的书架上发现了《米》，借来重看。之后的几个月里，一头扎进了苏童文字的深渊。一如盛夏游泳，一个猛子深扎，凉透全身。
依旧记得当年苏童的那几本书，纸页旧黄而不皱，是被人多次翻过的，好像还有一点潮，莫非是因为书店在地下室的缘故？然而，这样的几本书，真像是苏童小说的境味。看得多了，才有一些体会，他的小说语言有文采，富有抒情，画面感强；这大约和他早年受到的语言训练有关。现在的很多小说，只有故事，没有语言；汪曾祺甚至直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苏童用作品来印证着他的江苏老乡之言。 苏童曾坦言，他早年写过诗，这为他后来的小说语言打下了基础。这也难怪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成了苏童的死忠粉，他不仅存有苏童著作的所有版本，还能背出苏童笔下的许多段落。他诗歌的灵感和意象也多来源于苏童作品。
盛夏之后的几个月，与苏童著作为伴。期间，有个同学推荐我看苏童的《白雪猪头》。当时我正准备入睡，但还是忍不住在网上搜来看了，然后没有了睡意，接着再看一遍。失眠了一夜。在看他的其他作品时，发现与二十岁时的阅读感觉多有不同，毕竟我也已经三十多岁。当然，重看时，初次阅读的记忆不时重现，这些过往的印象我以为是早就忘掉的，没想到不经意时就又跑了回来。十年前看《妻妾成群》，注意于后花园墙角的紫藤，没想到十多年后多次重看，依旧对这紫藤难忘。这样的“难忘”在重读时经常会遇到。
在看苏童时，也常有重读如新的感觉。我在看《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时感觉就很奇怪，每次看都像是没看过的样子。后来看到苏童的自述，提到这篇小说我才解了惑。这篇小说的写作，对苏童而言是突发奇想的，触动他创作的来源也很奇怪——“大概是几幅画”。当时写作时，他也没有具体的创作大纲，人物线索、小说情节都由这几幅画而来，作品也是顺着这几幅画来写开的。从这里，我也找到了苏童许多作品中强烈画面感的来源。
前年有过短暂的苏州之行，走在青石板路上，记起曾经看过的苏童作品，文字的氛围和我身处的现实隔着一条江南的河流，有艄公摇船而过，我却有了一种卷起裤腿淌水而过的心思。
冯骥才的回忆录
冯骥才的小说看得不多。看得不少的是他的随笔，以及他的回忆录。《凌汛：朝内大街166号》是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其实也是一本回忆录。在这本篇幅不长的回忆录里，冯骥才所写都是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间的点滴，点滴之事以及感恩之人。这本小书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刚走上文坛之路的冯骥才和当时的时代。
除了《凌汛》外，我还看过他的另一本回忆录《无路可逃》，巧的是这本书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看《无路可逃》时，看得很慢，不长的篇幅陆陆续续读了一个多月。读了放，放了读。然而，通读两遍后，我还是感觉自己读得太快，犹如生活的脚步在催赶着我前行，阅读。冯先生所记录的1966年至1976年沉重的十年岁月，我只消短短一个多月就通过文字来感受着。生命之重和阅读之轻，读完后不停地让我陷入两难。
也许，冯骥才自己也是意识到的，在文章中，他记下了刘奇膺的话：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因为这个诘问，冯骥才后来意识到了“只有文学”才能回答刘奇膺的问题，并留下一代人的记忆和痛苦、绝望、无奈、悲伤、反思——于是，他的文学油然而生。
《无路可逃》是作者本人的自述和自白。作者想要做的是想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冯骥才在记录时，深知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五十年后，冯骥才写《无路可逃》时，文中少有抱怨，更多的是直录和反思，对自己的拷问，对时代的追思。写到的几次死里逃生，多年后读来还是惊起一身冷汗。作为当年的亲历者，也难怪“时过五十年，今天我妻子偶然听到砸门声，还会条件反射地心跳起来”。读到此处，我分明感觉引起“条件反射地心跳起来”的何止是砸门声。
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书中写到了许多有名无名的人物，有好人，有恶者，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工于心计的矮个子副手、街道代表……在生活中一句话、一个不起眼的动作，更毋宁说是一幅画、一篇文章，都让作者感到利刃时时都有可能出现。
经历了太多后，冯骥才选择了文学，他慢慢感受到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宣泄与直抒胸臆。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想要写作，所冒的风险怎么严重地估计都不为过。冯骥才在写出作品后无处藏匿，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牢记在心。有时藏稿子的地方太多太杂，总会有忘记的时候，1976年大地震时，他还在一把砸毁的椅子的坐板夹层发现了1967到1968年写的几篇小说、散文和一些诗稿。
藏在“墙缝”里的写作，也让冯骥才逐渐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射黑暗，文学的本质是服从心灵。
汪曾祺先生有一次在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座谈会上说“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汪先生说此言时在1986年，如今又过去了三十多年，又一代人长起来了，我们应该自问，责任，我们真的担起来了吗？
唐鲁孙的纸上盛宴
唐鲁孙在《中国吃》里写到的吃食，我多半没吃过，但也并不妨碍我看得津津有味。看他的文章，美食如在眼前等着我伸手，伸筷子。
《中国吃》里的佳肴也曾引得老饕梁实秋先生大发感慨：读了唐鲁孙先生的《中国吃》，一似过屠门而大嚼，使得馋人垂涎欲滴。唐先生不但知道的东西多，而且用地道的北平话来写，使北平人觉得益发亲切有味，忍不住我也来饶舌。看了梁先生文章全文才知道，他是被唐先生的《中国吃》勾出了馋虫，忍不住“心里一痛快”，就“信口开河”。由此可见唐先生饮食文章的滋味和魅力。
收入长短文章二十三篇的《中国吃》，近半写的是北平的吃食，另外还有谈酒者三篇，谈烟者五篇，谈上海吃食、天津吃食、曼谷水果、喝茶各一。看唐鲁孙文章，尤其看书中有关北平美味的文章，不宜空腹。愈看愈饿，愈饿愈看，如此反复循环，简直是“折磨”。看唐鲁孙的文章，也不宜饱腹，看着美味腹中却再无空间，且不更是“折磨”？作者的绝活还不止于此。
在看《中国吃》前，我刚看完冯骥才的《凌汛：朝内大街166号》，書中写到“锅巴菜”。当时韦君宜等人专门从北京去天津找冯骥才谈长篇小说修改事，冯骥才请吃的就是“锅巴菜”。在冯先生笔下，对“锅巴菜”有专门的强调：是“那种纯粹本地老百姓的饭食”，是“一种带卤汁的绿豆煎饼条”。当时看过冯先生的文章后，就记住了“锅巴菜”，但对这是个什么样的“菜”还是不甚明了。这次看唐鲁孙的文章，也遇到了锅巴菜，而且写得更详细，这才解了惑，也是意外之喜。在唐鲁孙看来，锅巴菜是天津独一无二的一种吃食，不但天津人爱吃，就是外地人在天津住久了，也会慢慢爱上这种小吃。 有掌故，有细节，是唐鲁孙饮食文章的特点。所谓细节，许多都是实打实的厨艺。更难得的是，他对北京的馆子，不论大小，如数家珍，对各馆子的拿手菜招牌菜，也是信手拈来：东城金鱼胡同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北城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地安门外庆和堂的桂花皮馇，西城同和堂的天梯鸭掌……诸如此类，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紧接着唐鲁孙大谈各个馆子拿手菜的做法和口味，让我们这些沒吃过的人，光看着也如一席盛宴，如在眼前，如在嘴边。
作者在写这些吃食时，多半已是吃不到这些了，但早年吃过的印象一直深刻在心。写下的文字，必然携带着思古的幽情。我在看时，常觉得文中所写真像是在汪曾祺的小说中。相较梁实秋、汪曾祺，唐鲁孙的语言要逊一筹，好在他用自己的见多识广、民俗掌故作了弥补。
据说唐鲁孙的《吃在北平》等文章发表后，就有读者去函想要跟唐先生学厨艺，还有大餐厅要请他去做顾问。至于厨艺最后学到了没有以及做了顾问没有，那是另外的话题，我非知情人，尚不得知。其实，保留一份疑问也好，亦如正在看到而未吃到的美食，让人时常惦念。
回忆，与书有关
看汪惠仁老师微信才知道，百花文艺出版社已经成立六十年了。家中有一些“百花社”的书，散落在各处。随手在书架上扒拉几本出来，就勾起了许多回忆，都与书有关。
2006年，我正在上大二。全国第十六届书市在乌鲁木齐市的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还看到说周涛、沈苇、韩子勇等新疆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有签售活动。我便从校宣传部老师那里找了几张入场券，那几日天天去逛书市。“后散文文丛”第二辑中本来只想买沈苇的《新疆词典》，以便找他签名。可是翻到盛慧的《风像一件往事》、梦也的《感动着我的世界》、柳宗宣的《漂泊的旅行箱》等书也都很喜欢，当时活动价八折，咬牙一起买了。六七年后，在南疆的一个文学活动中，见到了这套丛书的策划谢大光老师和责任编辑李家文老师。至此，他们从版权页上走到了现实中。
而书架上半格“百花散文书系”当代卷，细数有24本，是在网店买的。看夹在《金克木散文选集》中的发货单，才记起是2015年11月7日发货的，价格也很公道，共142元。这套我未收齐的书立在书架上，蔚为大观，翻起来，手感也很好。“百花散文书系”还有古代卷、现代卷。这个书系，连起了中国散文史。
书架上的《孙伏园散文选集》就是“百花散文书系”现代卷中的一本。2010年10月，我从伊犁去江西新余参加全国报纸副刊年会，需在乌鲁木齐转火车，候车间隙，去常去的旧书摊逛逛，买了这本孙伏园的散文集。来回近百个小时在火车上，我看的就是这本散文集。所以，当写年会采风作品时，就不自觉地受到了孙伏园的影响。后来拙作得了采风征文一等奖，奖金正好够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此时，写这篇短文，用的便是这台电脑。也是在这次年会上，见到了网络上神交许久的薛原老师；薛原老师又介绍我认识了曹建平老师。原来曹建平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陶”。
黑陶的《夜晚灼烫》和《漆蓝书简》（也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早就拜读过的。《夜晚灼烫》所在的那套“后散文文丛”，共6本。上大学时有次和同学席洪亮逛书店见到这套，我只买了黑陶的一本，而他把这套书都买了。没过几年，这套书脱销，孔夫子旧书网上的价格也是炒得很高，而我想看却不得了，席同学知道后从重庆寄来，让这套书在我的书架上团圆了。此刻在找书时，发现雷平阳的《云南黄昏的秩序》、汗漫的《漫游的灯盏》不知被放在书房哪个角落边找不得，也许后面某一天翻找其它书时，它会出现在眼前。
201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散文》杂志创刊35周年，因为多年一直阅读《散文》，便写了篇短文，被收在了《我与<散文>》一书中。随样书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册《散文》杂志创刊号的复刻本，真是意外的惊喜。
百花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套书，据说多年经销不衰。我断断续续地在网上买了近二十本，其中《普里什文散文选》《德富芦花散文选》《岛崎藤村散文选》等不止看过一遍。他们至今还在影响着我的写作。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朋友圈里都在谈论沈从文
“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是五月十日早上上班路上刷微信时在朋友圈看到的。我知道，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家书中的句子，到办公室后专门查了下，写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
放在办公室里的《从文家书》，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购自乌鲁木齐的旧书摊，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几年，这本小书倒是常翻翻，随着我工作变动也转换过好几个办公室和卧室。
办公室的书架上，《从文家书》是和《沈从文别集》立在一起的。中信出版集团的这套二十卷的《沈从文别集》占着小半格书架。当时在书店看到，就被他们的装帧打动了，即便家中有一套十一卷本的《沈从文文集》，还是忍不住买了，正好放办公室。买完一阵肉痛——太贵了。《沈从文文集》是网店做活动时买的，一百元左右，收到时真觉得赚大了。如此，在家，在单位，想看时不至于手头无书。
《沈从文别集》之书名，是沈先生的弟子汪曾祺取的。前些年，迷汪曾祺作品，对汪先生的经历也有所了解，原来汪曾祺师承沈从文。汪曾祺写沈从文诸多文章我也都一读再读过。之后，我觉得是该读读沈从文啦。
我有一个朋友，是沈从文迷。他看沈从文多年，颇有心得却不愿成于文字，只能在聊天时听他谈沈从文，谈起来一两个小时都完不了，如果恰巧在酒桌上，起码要多喝掉一两瓶酒。一次他出差，专门去凤凰，那也是他母亲的故乡——当然，他母亲生在新疆。
当我想看沈从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请他给我推荐几本。他给我发来的书单，不是入选课本的《边城》，也不是广为人知的《湘行散记》，而是《记丁玲》《从文家书》《从文自传》等几本。推荐的理由，我没问，他也没说。《记丁玲》等几本书成了我看沈从文之始。之后，他有关文学的作品集，也都找来看了。他下半生从事的学问，我一无所知，著作更是不敢去伸手。这么几年来，翻来覆去看的也还是《边城》《从文家书》《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月下小景》等几种。
看沈从文时，我也在看贾平凹，贾平凹从沈从文处所学甚多，这是贾平凹自己也在文章中说过的，在他的《浮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也是在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几年的阅读，多半是围着沈从文在看。如果沈先生也有朋友圈，我的阅读多半是他朋友圈的好友之作。
这一天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三十年前的今天，沈从文与世长辞。
这一天，我的那个读沈从文经年的朋友，整日未发一条朋友圈。
有事生非的王彬彬
十几年前，在大学某食堂地下室的一家旧书店遇到了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书只有五成新，是店里出租用的，看得出来看过的人还不少。到我进校时，玄幻小说盛行，《为批评正名》之类的书无人问津，书店也急于处理掉，于是我花了六七十块钱把包括《为批评正名》《苦茶：周作人回想录》在内的二十几本书抱回了宿舍。
《为批评正名》和稍后买到的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成了我大学阅读次数靠前的几本书，并影响了我随后十多年的阅读志趣。至今，《为批评正名》还立在书架的外侧，偶尔拿出来翻翻，封面上眯着眼的王彬彬抽着烟，凝视远方。就是封面照片上這个人，把“所谓‘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把话写通的人，另一类是话常常不通的人。”遇到“话常常不通的人”，批评起来真是不手软。
在一本书的自序里，王彬彬这么写道：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这几句话大概可以概括王彬彬著作的范畴。十多年里，他的书我陆续看过的有《并未远去的背影》《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有事生非》《大道与歧途》《当知识遇上信念》《城墙下的夜游者》《往事何堪哀》，都没超出过这个写作范围，其他更多没看过的，或许也不曾超出过。
王彬彬对鲁迅很有研究，不敢说他颇有鲁迅风范，但鲁迅肯定是他“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就像“有事生非”这个书名一样，他的“非”针对的都是“有事”者，他的批评不服者有之，争辩者有之，但多少年过去，他的文章多被心安理得地收在了书中，五年过去，十年过去，还经得起推敲。
另一方面，王彬彬近年来多把目光投注到了“往昔的文坛”，虽说有些文章跑出了文坛和文人无关，但细究之下，其实还未离开文坛。在故纸堆里，王彬彬沉浸其中，钩沉过去的是与非。我在看他的《并未远去的背影》等书时，就常有感叹，王彬彬笔下往昔的文坛和文人，经年后真的成了往昔，多半慢慢淡出了视野，被遗忘在历史的河流中。但多年后，经过作者之笔的爬梳，扑朔迷离的历史抑或当年的偶然的、不起眼的小事也都值得一再解读，值得将历史还原。
过去和现在的苏童
大学时，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旧书店里，我第一次遇到苏童，有他的《米》和《妻妾成群》，先是租来看了，之后买来放在宿舍被人借走，至今未还。后来，当我通过微信读书软件看苏童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时，见评论者多，有说学生时代在学校附近多书店，租书看的人也多，许多人看苏童就是从这样的旧书店开始的。这些评论引起了我的共鸣，评论者应该是我的同龄人。
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从主编的书架上发现了《米》，借来重看。之后的几个月里，一头扎进了苏童文字的深渊。一如盛夏游泳，一个猛子深扎，凉透全身。
依旧记得当年苏童的那几本书，纸页旧黄而不皱，是被人多次翻过的，好像还有一点潮，莫非是因为书店在地下室的缘故？然而，这样的几本书，真像是苏童小说的境味。看得多了，才有一些体会，他的小说语言有文采，富有抒情，画面感强；这大约和他早年受到的语言训练有关。现在的很多小说，只有故事，没有语言；汪曾祺甚至直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苏童用作品来印证着他的江苏老乡之言。 苏童曾坦言，他早年写过诗，这为他后来的小说语言打下了基础。这也难怪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成了苏童的死忠粉，他不仅存有苏童著作的所有版本，还能背出苏童笔下的许多段落。他诗歌的灵感和意象也多来源于苏童作品。
盛夏之后的几个月，与苏童著作为伴。期间，有个同学推荐我看苏童的《白雪猪头》。当时我正准备入睡，但还是忍不住在网上搜来看了，然后没有了睡意，接着再看一遍。失眠了一夜。在看他的其他作品时，发现与二十岁时的阅读感觉多有不同，毕竟我也已经三十多岁。当然，重看时，初次阅读的记忆不时重现，这些过往的印象我以为是早就忘掉的，没想到不经意时就又跑了回来。十年前看《妻妾成群》，注意于后花园墙角的紫藤，没想到十多年后多次重看，依旧对这紫藤难忘。这样的“难忘”在重读时经常会遇到。
在看苏童时，也常有重读如新的感觉。我在看《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时感觉就很奇怪，每次看都像是没看过的样子。后来看到苏童的自述，提到这篇小说我才解了惑。这篇小说的写作，对苏童而言是突发奇想的，触动他创作的来源也很奇怪——“大概是几幅画”。当时写作时，他也没有具体的创作大纲，人物线索、小说情节都由这几幅画而来，作品也是顺着这几幅画来写开的。从这里，我也找到了苏童许多作品中强烈画面感的来源。
前年有过短暂的苏州之行，走在青石板路上，记起曾经看过的苏童作品，文字的氛围和我身处的现实隔着一条江南的河流，有艄公摇船而过，我却有了一种卷起裤腿淌水而过的心思。
冯骥才的回忆录
冯骥才的小说看得不多。看得不少的是他的随笔，以及他的回忆录。《凌汛：朝内大街166号》是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其实也是一本回忆录。在这本篇幅不长的回忆录里，冯骥才所写都是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间的点滴，点滴之事以及感恩之人。这本小书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刚走上文坛之路的冯骥才和当时的时代。
除了《凌汛》外，我还看过他的另一本回忆录《无路可逃》，巧的是这本书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看《无路可逃》时，看得很慢，不长的篇幅陆陆续续读了一个多月。读了放，放了读。然而，通读两遍后，我还是感觉自己读得太快，犹如生活的脚步在催赶着我前行，阅读。冯先生所记录的1966年至1976年沉重的十年岁月，我只消短短一个多月就通过文字来感受着。生命之重和阅读之轻，读完后不停地让我陷入两难。
也许，冯骥才自己也是意识到的，在文章中，他记下了刘奇膺的话：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因为这个诘问，冯骥才后来意识到了“只有文学”才能回答刘奇膺的问题，并留下一代人的记忆和痛苦、绝望、无奈、悲伤、反思——于是，他的文学油然而生。
《无路可逃》是作者本人的自述和自白。作者想要做的是想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冯骥才在记录时，深知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五十年后，冯骥才写《无路可逃》时，文中少有抱怨，更多的是直录和反思，对自己的拷问，对时代的追思。写到的几次死里逃生，多年后读来还是惊起一身冷汗。作为当年的亲历者，也难怪“时过五十年，今天我妻子偶然听到砸门声，还会条件反射地心跳起来”。读到此处，我分明感觉引起“条件反射地心跳起来”的何止是砸门声。
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书中写到了许多有名无名的人物，有好人，有恶者，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工于心计的矮个子副手、街道代表……在生活中一句话、一个不起眼的动作，更毋宁说是一幅画、一篇文章，都让作者感到利刃时时都有可能出现。
经历了太多后，冯骥才选择了文学，他慢慢感受到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宣泄与直抒胸臆。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想要写作，所冒的风险怎么严重地估计都不为过。冯骥才在写出作品后无处藏匿，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牢记在心。有时藏稿子的地方太多太杂，总会有忘记的时候，1976年大地震时，他还在一把砸毁的椅子的坐板夹层发现了1967到1968年写的几篇小说、散文和一些诗稿。
藏在“墙缝”里的写作，也让冯骥才逐渐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射黑暗，文学的本质是服从心灵。
汪曾祺先生有一次在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座谈会上说“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汪先生说此言时在1986年，如今又过去了三十多年，又一代人长起来了，我们应该自问，责任，我们真的担起来了吗？
唐鲁孙的纸上盛宴
唐鲁孙在《中国吃》里写到的吃食，我多半没吃过，但也并不妨碍我看得津津有味。看他的文章，美食如在眼前等着我伸手，伸筷子。
《中国吃》里的佳肴也曾引得老饕梁实秋先生大发感慨：读了唐鲁孙先生的《中国吃》，一似过屠门而大嚼，使得馋人垂涎欲滴。唐先生不但知道的东西多，而且用地道的北平话来写，使北平人觉得益发亲切有味，忍不住我也来饶舌。看了梁先生文章全文才知道，他是被唐先生的《中国吃》勾出了馋虫，忍不住“心里一痛快”，就“信口开河”。由此可见唐先生饮食文章的滋味和魅力。
收入长短文章二十三篇的《中国吃》，近半写的是北平的吃食，另外还有谈酒者三篇，谈烟者五篇，谈上海吃食、天津吃食、曼谷水果、喝茶各一。看唐鲁孙文章，尤其看书中有关北平美味的文章，不宜空腹。愈看愈饿，愈饿愈看，如此反复循环，简直是“折磨”。看唐鲁孙的文章，也不宜饱腹，看着美味腹中却再无空间，且不更是“折磨”？作者的绝活还不止于此。
在看《中国吃》前，我刚看完冯骥才的《凌汛：朝内大街166号》，書中写到“锅巴菜”。当时韦君宜等人专门从北京去天津找冯骥才谈长篇小说修改事，冯骥才请吃的就是“锅巴菜”。在冯先生笔下，对“锅巴菜”有专门的强调：是“那种纯粹本地老百姓的饭食”，是“一种带卤汁的绿豆煎饼条”。当时看过冯先生的文章后，就记住了“锅巴菜”，但对这是个什么样的“菜”还是不甚明了。这次看唐鲁孙的文章，也遇到了锅巴菜，而且写得更详细，这才解了惑，也是意外之喜。在唐鲁孙看来，锅巴菜是天津独一无二的一种吃食，不但天津人爱吃，就是外地人在天津住久了，也会慢慢爱上这种小吃。 有掌故，有细节，是唐鲁孙饮食文章的特点。所谓细节，许多都是实打实的厨艺。更难得的是，他对北京的馆子，不论大小，如数家珍，对各馆子的拿手菜招牌菜，也是信手拈来：东城金鱼胡同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北城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地安门外庆和堂的桂花皮馇，西城同和堂的天梯鸭掌……诸如此类，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紧接着唐鲁孙大谈各个馆子拿手菜的做法和口味，让我们这些沒吃过的人，光看着也如一席盛宴，如在眼前，如在嘴边。
作者在写这些吃食时，多半已是吃不到这些了，但早年吃过的印象一直深刻在心。写下的文字，必然携带着思古的幽情。我在看时，常觉得文中所写真像是在汪曾祺的小说中。相较梁实秋、汪曾祺，唐鲁孙的语言要逊一筹，好在他用自己的见多识广、民俗掌故作了弥补。
据说唐鲁孙的《吃在北平》等文章发表后，就有读者去函想要跟唐先生学厨艺，还有大餐厅要请他去做顾问。至于厨艺最后学到了没有以及做了顾问没有，那是另外的话题，我非知情人，尚不得知。其实，保留一份疑问也好，亦如正在看到而未吃到的美食，让人时常惦念。
回忆，与书有关
看汪惠仁老师微信才知道，百花文艺出版社已经成立六十年了。家中有一些“百花社”的书，散落在各处。随手在书架上扒拉几本出来，就勾起了许多回忆，都与书有关。
2006年，我正在上大二。全国第十六届书市在乌鲁木齐市的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还看到说周涛、沈苇、韩子勇等新疆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有签售活动。我便从校宣传部老师那里找了几张入场券，那几日天天去逛书市。“后散文文丛”第二辑中本来只想买沈苇的《新疆词典》，以便找他签名。可是翻到盛慧的《风像一件往事》、梦也的《感动着我的世界》、柳宗宣的《漂泊的旅行箱》等书也都很喜欢，当时活动价八折，咬牙一起买了。六七年后，在南疆的一个文学活动中，见到了这套丛书的策划谢大光老师和责任编辑李家文老师。至此，他们从版权页上走到了现实中。
而书架上半格“百花散文书系”当代卷，细数有24本，是在网店买的。看夹在《金克木散文选集》中的发货单，才记起是2015年11月7日发货的，价格也很公道，共142元。这套我未收齐的书立在书架上，蔚为大观，翻起来，手感也很好。“百花散文书系”还有古代卷、现代卷。这个书系，连起了中国散文史。
书架上的《孙伏园散文选集》就是“百花散文书系”现代卷中的一本。2010年10月，我从伊犁去江西新余参加全国报纸副刊年会，需在乌鲁木齐转火车，候车间隙，去常去的旧书摊逛逛，买了这本孙伏园的散文集。来回近百个小时在火车上，我看的就是这本散文集。所以，当写年会采风作品时，就不自觉地受到了孙伏园的影响。后来拙作得了采风征文一等奖，奖金正好够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此时，写这篇短文，用的便是这台电脑。也是在这次年会上，见到了网络上神交许久的薛原老师；薛原老师又介绍我认识了曹建平老师。原来曹建平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陶”。
黑陶的《夜晚灼烫》和《漆蓝书简》（也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早就拜读过的。《夜晚灼烫》所在的那套“后散文文丛”，共6本。上大学时有次和同学席洪亮逛书店见到这套，我只买了黑陶的一本，而他把这套书都买了。没过几年，这套书脱销，孔夫子旧书网上的价格也是炒得很高，而我想看却不得了，席同学知道后从重庆寄来，让这套书在我的书架上团圆了。此刻在找书时，发现雷平阳的《云南黄昏的秩序》、汗漫的《漫游的灯盏》不知被放在书房哪个角落边找不得，也许后面某一天翻找其它书时，它会出现在眼前。
201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散文》杂志创刊35周年，因为多年一直阅读《散文》，便写了篇短文，被收在了《我与<散文>》一书中。随样书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册《散文》杂志创刊号的复刻本，真是意外的惊喜。
百花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套书，据说多年经销不衰。我断断续续地在网上买了近二十本，其中《普里什文散文选》《德富芦花散文选》《岛崎藤村散文选》等不止看过一遍。他们至今还在影响着我的写作。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