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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明确地说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在建党时期的功绩开始给予较多的肯定。1995年，萧克将军首次明确提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是尊重历史的中肯评价。在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党的过程中，陈独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后他又溯江而上，2月4日来到武汉，在这里作了多场讲演。《国民新报》称赞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欢迎。然而，他的鼓吹革命的言辞，却为湖北官吏所不容，明令其停止讲演，陈独秀气愤之下，于8日晚乘车返回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洋政府由此才得知他已离开北京。京师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打算在陈独秀返回北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车站，在陈独秀还没出站时，便将他秘密送到王星拱家暂避风头，再设法送他离京。
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两人乔装打扮，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在途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魏金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魏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10条。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8月底，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表示毫无保留的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的创办者
为启发工人阶级觉悟，1920年8月，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工人通俗刊物，也是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该刊的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每期有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诗歌、小说、读者投稿等栏目，内容甚为丰富。陈独秀任主编，陈独秀、李汉俊负责编撰，新青年社发行。李汉俊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劳动界》周刊每册1万字，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章吸引广大工人。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经常为其撰稿。他们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比喻，对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陈独秀在《劳动界》第4册上发表文章《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该文用“闲谈”的形式，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工人明白劳动者与剥削者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劳动界》非常重视与工人读者的直接联系，及时听取工人意见，欢迎工人投稿。上海电灯厂工人陈文焕说:“我们同伴的工人都喜欢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从前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不能讲，有冤不能伸！现在有了你们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
中国第一个工会章程的起草者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和教育的同时，还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1920年8月，江南造船所锻工李中受中共上海发起组委托，发起组织上海机器工会。10月3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江南造船所工人李中、杨浦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共同发起，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到会的有江南造船所、杨浦电灯厂等机器业工人100余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6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参观者身份参加。会上，李中报告了筹备经过，提出了工会宗旨，通过了由李中和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这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制订的最早的工会章程。会上陈独秀等6人被推为名誉会员，陈独秀、杨明斋发表了演说。10月17日，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正式选举产生，推选了4名理事，李中任庶务理事。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于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举行，370余名工会会员及各方代表和来宾近千人参加，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李中任大会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会后出版刊物《机器工人》。《共产党》月刊曾高度评价机器工会，认为机器工会是当时的工会团体中办得很有精神很有色彩的工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理论刊物的创办者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即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指派李达担任主编，秘密出版发行，撰稿人一概不署真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理论刊物。陈独秀为创刊号写的《短言》中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他在发刊词中号召:“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毛泽东读过这篇短言后，极为赞赏，他在给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该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令人激动的口号。
《共产党》月刊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而且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思想、沟通情况、推动酝酿建党的一条重要纽带。除上海外，影响还远及全国各地。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用它向长辛店工人讲解“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董必武、陈潭秋组织武汉进步学生阅读该刊，热烈地讨论“劳动者为什么要起来革命？”；毛泽东向长沙《大公报》推荐转载该刊文章《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班把《告中国的农民》一文选编为国文教材，毛泽东联系湖南农村的实际进行讲授。《共产党》月刊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做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
第一任中央局书记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情。中共“一大”召开前，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各地党的支部意见并不一致。早在1921年2月间，他就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他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接到党章后对陈独秀很不满意，说他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这个草案后大发雷霆。他在接到李达、李汉俊他们的信后，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权主义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这些意见经过“一大”代表们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写入党纲。
党的“一大”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所女子干校的创办者
1921年10月，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便商量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
正巧那年冬天李达寓所后面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急于出租，李达就租下了这两幢房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的校舍。女校的教室、工场、学生宿舍及教师办公室都在里面。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先后两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翌年2月，平民女校在上海正式诞生。
陈独秀、李达在《妇女声》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赞扬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希望她“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女校的校务主任（即校长）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协助办校的先后有王会悟（李达夫人）、向警予等人。女校设有共产主义ABC、反杜林论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以及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课程。女校的教师阵容相当强大，早期共产党人李达、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都在学校任职。陈独秀教社会学。女教职员有高君曼和王会悟。教师都是义务兼课的。有30多名学生，基本是由共产党员介绍进校的，大多数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上进心强。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王醒锐、钱希均都曾在该校学习。
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接触实际，学校经常请人到校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运动问题。张太雷、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也曾到校做过演讲。他们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使学生耳目一新，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热情高涨。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设有缝纫班、织袜班和一个手工工场，学生在课余从事缝制衣服和织袜劳动，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贴补学费和日常生活所需开支。学生们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人运动，先后参加过支援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和全市学生组织的支援罢工工人的募捐活动，从中接受了教育和锻炼。1922年底1923年初，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学校停办，部分学生后来进入党主办的上海大学或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平民女校从筹备到结束前后约一年多时间，时间虽短，却为党培养了一些妇女干部，在平民女校就读过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了党的妇女工作的领导骨干。○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后他又溯江而上，2月4日来到武汉，在这里作了多场讲演。《国民新报》称赞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欢迎。然而，他的鼓吹革命的言辞，却为湖北官吏所不容，明令其停止讲演，陈独秀气愤之下，于8日晚乘车返回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洋政府由此才得知他已离开北京。京师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打算在陈独秀返回北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车站，在陈独秀还没出站时，便将他秘密送到王星拱家暂避风头，再设法送他离京。
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两人乔装打扮，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在途中，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魏金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魏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10条。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8月底，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表示毫无保留的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的创办者
为启发工人阶级觉悟，1920年8月，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工人通俗刊物，也是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该刊的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每期有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诗歌、小说、读者投稿等栏目，内容甚为丰富。陈独秀任主编，陈独秀、李汉俊负责编撰，新青年社发行。李汉俊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劳动界》周刊每册1万字，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章吸引广大工人。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经常为其撰稿。他们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比喻，对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陈独秀在《劳动界》第4册上发表文章《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该文用“闲谈”的形式，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工人明白劳动者与剥削者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劳动界》非常重视与工人读者的直接联系，及时听取工人意见，欢迎工人投稿。上海电灯厂工人陈文焕说:“我们同伴的工人都喜欢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从前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不能讲，有冤不能伸！现在有了你们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
中国第一个工会章程的起草者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和教育的同时，还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1920年8月，江南造船所锻工李中受中共上海发起组委托，发起组织上海机器工会。10月3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江南造船所工人李中、杨浦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共同发起，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到会的有江南造船所、杨浦电灯厂等机器业工人100余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6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参观者身份参加。会上，李中报告了筹备经过，提出了工会宗旨，通过了由李中和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这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制订的最早的工会章程。会上陈独秀等6人被推为名誉会员，陈独秀、杨明斋发表了演说。10月17日，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正式选举产生，推选了4名理事，李中任庶务理事。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于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举行，370余名工会会员及各方代表和来宾近千人参加，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李中任大会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会后出版刊物《机器工人》。《共产党》月刊曾高度评价机器工会，认为机器工会是当时的工会团体中办得很有精神很有色彩的工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理论刊物的创办者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即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指派李达担任主编，秘密出版发行，撰稿人一概不署真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理论刊物。陈独秀为创刊号写的《短言》中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他在发刊词中号召:“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毛泽东读过这篇短言后，极为赞赏，他在给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该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令人激动的口号。
《共产党》月刊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而且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思想、沟通情况、推动酝酿建党的一条重要纽带。除上海外，影响还远及全国各地。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用它向长辛店工人讲解“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董必武、陈潭秋组织武汉进步学生阅读该刊，热烈地讨论“劳动者为什么要起来革命？”；毛泽东向长沙《大公报》推荐转载该刊文章《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班把《告中国的农民》一文选编为国文教材，毛泽东联系湖南农村的实际进行讲授。《共产党》月刊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做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
第一任中央局书记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情。中共“一大”召开前，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各地党的支部意见并不一致。早在1921年2月间，他就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他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接到党章后对陈独秀很不满意，说他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这个草案后大发雷霆。他在接到李达、李汉俊他们的信后，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权主义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这些意见经过“一大”代表们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写入党纲。
党的“一大”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所女子干校的创办者
1921年10月，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便商量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
正巧那年冬天李达寓所后面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急于出租，李达就租下了这两幢房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的校舍。女校的教室、工场、学生宿舍及教师办公室都在里面。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先后两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翌年2月，平民女校在上海正式诞生。
陈独秀、李达在《妇女声》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赞扬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希望她“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女校的校务主任（即校长）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协助办校的先后有王会悟（李达夫人）、向警予等人。女校设有共产主义ABC、反杜林论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以及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课程。女校的教师阵容相当强大，早期共产党人李达、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都在学校任职。陈独秀教社会学。女教职员有高君曼和王会悟。教师都是义务兼课的。有30多名学生，基本是由共产党员介绍进校的，大多数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上进心强。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王醒锐、钱希均都曾在该校学习。
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接触实际，学校经常请人到校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运动问题。张太雷、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也曾到校做过演讲。他们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使学生耳目一新，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热情高涨。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设有缝纫班、织袜班和一个手工工场，学生在课余从事缝制衣服和织袜劳动，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贴补学费和日常生活所需开支。学生们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人运动，先后参加过支援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和全市学生组织的支援罢工工人的募捐活动，从中接受了教育和锻炼。1922年底1923年初，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学校停办，部分学生后来进入党主办的上海大学或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平民女校从筹备到结束前后约一年多时间，时间虽短，却为党培养了一些妇女干部，在平民女校就读过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了党的妇女工作的领导骨干。○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