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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言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日益凸显。在其小说系列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大亮点，她们大多敢想、敢说、敢做，生命力强悍，野性十足，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焦点。而随着空间叙事的发展和深入，已成为了一大热点。本文将立足于空间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上对莫言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索在空间文化中莫言笔下女子独特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空间；叙事；莫言；女性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05-02
随着空间叙事学的逐步发展，空间理论已经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批评理论，学者们往往能够从空间叙事这一新兴的理论角度出发，挖掘出作品中深刻的、全新的内涵。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大家，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勘探。而在当前的研究成果中，鲜少有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进行对其作品阐释，本文将对此做出一些试探，在立足于空间理论这一全新的基础上，对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生死场进行分析，希冀能够借此探索出更深刻的内涵。
一、空间叙事理论
在文学叙事中，时间和空间都是很重要的两个纬度，是构成小说结构的两项主要因素。但在长期的叙事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时间上。直到20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的盛行，解构主义的出现。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都试图突破原有的写作机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空间叙事的手法。随着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的理论转向，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出现“空间转向”，空间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将空间分为三种形式。即：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美国地理学家苏贾继承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引申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并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间”理论，进一步扩展了空间研究的范围。
“第一空间认识论”思维认为空间是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即其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通过经验和感知就能判定其外部形态，对空间表象做出准确的描绘。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时间最长。
“第二空间认识论”比“第一空间认识论”的思维形成晚的多，它主张通过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
“第三空间”是苏贾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型理论体系。列斐伏尔在《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说道空间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富含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实在体。
从以上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空间叙事学的发展，“空间”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作为故事的背景、时间的发生地点，“空间叙事性”更多的是强调其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空间”被赋予更多的内涵，理论家们总是尝试透过这些不同的“场”，来发现“场”中各种因素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就像米克·巴尔所说的“空间叙述”不仅是“行为的地点”，也是“行动的地点”。
二、莫言笔下女性形象的“三重”空间
如前文所述，莫言作为当代大文学家，在他的作品中总是饱含深意，也正是因此才引来了诸多文学批评家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中，莫言更是充分利用了苏贾的“三重空间”理论，以各种典型的“场”来书写各种女性形象的命运，在这些相互交错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其笔锋可谓行云流水。
（一）第一空间：戴凤莲的高粱地。在莫言的笔下，伴随着大多数女性的登场和退场都形成了一个个典型的物理空间，例如《红高粱》里的高粱地。戴凤莲的一生都与那片无人看管却卯足了劲疯长的高粱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出嫁的路上，在高粱地遇上土匪从而被余占鳌那种野性十足的男性魅力所征服。回门的路上在高粱地里野合，更是成为了她这一生最大的转折，这一破天荒的举动促使余占鳌杀死单老板和他有麻风病的儿子，使得故事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样在这片高粱地里，她为了支持抗日，不仅让爱人和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说道“外与内组成了相反力量的辩证法，一旦我们让这一辩证法表面上的几何学在隐喻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我们就会被它所迷惑。”[1]作者将空间外部体系的高粱地与戴凤莲的生与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隐喻关系。
火红火红的红高粱，密密麻麻的疯长，它的那种野性，就像戴凤莲一样，她的强劲野蛮、敢爱敢恨，连余占鳌都得让她三分。而她的死，也同样融入到了高粱地里，她躺在高粱地里鲜血直流，却没有一丝痛苦，反而像找到归宿似得“她的缩的只如一只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她虔诚地说：‘天哪！我的天……’”[2]。
米克·巴尔在他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说，事件都是发生在一定的场所，“当几个地点按组排列起来时，就可与精神的、意志的和道德的对立相关联，场所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起作用。”[3]“注意到每个素材的场所，然后考察在事件种类、行为者本身与场所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就完全有可能。”[4]“高粱地”作为与戴凤莲一生息息相关的一个“场所”，对于塑造女主人公的精神、意志，完善她的形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莫言笔下的高粱地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描述和客观存在性。
（二）第二空间：金菊的“枣红马”。
按照苏贾的观点，“第二空间”是由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的。在莫言的作品中，作者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展现女性的心理活动。在《天蒜薹之歌》中，将枣红色马驹与金菊的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在麦秸垛幽会的时候，“马驹飞跑，欢欣鼓舞。”[5]“马驹调皮地在麦秸垛上磨擦着肚皮，还用嘴巴从垛上叼出一束麦秸草，甩在他们面前。”[6]这是热恋时候的欢欣雀跃。高马被大哥、二哥揍的时候，“金菊听到高马沉重有力的心跳声，合着枣红马驹急促响亮的马蹄声，马蹄声像小鼓，心跳声如大鼓。”[7]“小马驹……小马驹……金菊伸着两只胳膊，想去搂抱它像绸缎一样的脖子。”[8]这是对包办婚姻的恐惧、对爱人的担心。自杀前，“她眼里流着血，推开枣红马驹长方形的冰凉头颅”[9]、“她把正用温暖的紫舌舔着她的脸的枣红马驹推开”[10]、“她抬手打了枣红马驹一巴掌，马驹一愣，从窗户跳出去，嗒嗒地跑走了。”[11]等等，这是金菊对生的拒绝，对死的诉求。 作者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心理活动描写相结合，通过描写在一些特定时刻，红色马驹在金菊心目中的形象，来展现她此刻的心理活动，生动而又细腻。无独有偶，在《蛙》这部作品中，也同样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这里就不再细说。
（三）第三空间：万心的产房。
苏贾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里写道：“我们生活的空间纬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深深罐牵着实践和政治”[12]、“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正。”[13]因为，空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已经成为了空间叙事中重要的观点。莫言在其在作品《蛙》中为塑造的姑姑——万心这一女性形象，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理论。
万心作为一名在新时代下成长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掌握高超的妇科技术，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送子观音。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她法不容情态度，不仅造到了百姓的怨恨，也给自己的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产房，可谓是万心的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迎接了许许多多的新生们，甚至包括“我”家的牛犊。“产房”这一场所空间，实现了万心的人生价值，成就了她的心高气傲，为她带来了多少的尊敬和荣誉。而计划生育的实行，却使得“产房”这一象征延续生命的空间变成了一所屠宰场，残害了多少幼小的生命，也使得早就了万心跌宕不安、毁誉参半的一生。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实行，是为了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项政策必然涉及到人权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宗法制历史基础的国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而在计划生育实行初期，具有不成熟性、盲目性，这必然引起许多的争议。万心的“产房”就是这个大的社会背景的浓缩影像，莫言从这个具体的“产房”延伸到全中国所有的“产房”，借用万心的悲喜人生重新界定了计划生育政策。
三、结语
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作者总是能够很巧妙的将她们的人生与一些特别的空间相结合起来，不仅描述她们在这些场所（物质空间）的悲与喜，也注重她们在人生悲喜时刻的心理活动（心理空间），更将她们的命运与当下的社会大环境（社会空间）结合起来，叙述在大起大落的浪潮下她们作为一个个小个体的经历，正是这些个体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历史（社会空间）的发展，推进了叙事进程。而从这些小个体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女性的命运。正如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会发生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特殊的“时空体”，这正是莫言的伟大。
参考文献：
[1]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3][4]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6][7][8][9][10][11]莫言.《天蒜薹之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2][13]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空间；叙事；莫言；女性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05-02
随着空间叙事学的逐步发展，空间理论已经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批评理论，学者们往往能够从空间叙事这一新兴的理论角度出发，挖掘出作品中深刻的、全新的内涵。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大家，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勘探。而在当前的研究成果中，鲜少有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进行对其作品阐释，本文将对此做出一些试探，在立足于空间理论这一全新的基础上，对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生死场进行分析，希冀能够借此探索出更深刻的内涵。
一、空间叙事理论
在文学叙事中，时间和空间都是很重要的两个纬度，是构成小说结构的两项主要因素。但在长期的叙事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时间上。直到20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的盛行，解构主义的出现。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都试图突破原有的写作机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空间叙事的手法。随着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的理论转向，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出现“空间转向”，空间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将空间分为三种形式。即：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美国地理学家苏贾继承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引申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并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间”理论，进一步扩展了空间研究的范围。
“第一空间认识论”思维认为空间是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即其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通过经验和感知就能判定其外部形态，对空间表象做出准确的描绘。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时间最长。
“第二空间认识论”比“第一空间认识论”的思维形成晚的多，它主张通过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
“第三空间”是苏贾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型理论体系。列斐伏尔在《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说道空间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富含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实在体。
从以上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空间叙事学的发展，“空间”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作为故事的背景、时间的发生地点，“空间叙事性”更多的是强调其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空间”被赋予更多的内涵，理论家们总是尝试透过这些不同的“场”，来发现“场”中各种因素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就像米克·巴尔所说的“空间叙述”不仅是“行为的地点”，也是“行动的地点”。
二、莫言笔下女性形象的“三重”空间
如前文所述，莫言作为当代大文学家，在他的作品中总是饱含深意，也正是因此才引来了诸多文学批评家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中，莫言更是充分利用了苏贾的“三重空间”理论，以各种典型的“场”来书写各种女性形象的命运，在这些相互交错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其笔锋可谓行云流水。
（一）第一空间：戴凤莲的高粱地。在莫言的笔下，伴随着大多数女性的登场和退场都形成了一个个典型的物理空间，例如《红高粱》里的高粱地。戴凤莲的一生都与那片无人看管却卯足了劲疯长的高粱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出嫁的路上，在高粱地遇上土匪从而被余占鳌那种野性十足的男性魅力所征服。回门的路上在高粱地里野合，更是成为了她这一生最大的转折，这一破天荒的举动促使余占鳌杀死单老板和他有麻风病的儿子，使得故事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样在这片高粱地里，她为了支持抗日，不仅让爱人和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说道“外与内组成了相反力量的辩证法，一旦我们让这一辩证法表面上的几何学在隐喻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我们就会被它所迷惑。”[1]作者将空间外部体系的高粱地与戴凤莲的生与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隐喻关系。
火红火红的红高粱，密密麻麻的疯长，它的那种野性，就像戴凤莲一样，她的强劲野蛮、敢爱敢恨，连余占鳌都得让她三分。而她的死，也同样融入到了高粱地里，她躺在高粱地里鲜血直流，却没有一丝痛苦，反而像找到归宿似得“她的缩的只如一只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她虔诚地说：‘天哪！我的天……’”[2]。
米克·巴尔在他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说，事件都是发生在一定的场所，“当几个地点按组排列起来时，就可与精神的、意志的和道德的对立相关联，场所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起作用。”[3]“注意到每个素材的场所，然后考察在事件种类、行为者本身与场所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就完全有可能。”[4]“高粱地”作为与戴凤莲一生息息相关的一个“场所”，对于塑造女主人公的精神、意志，完善她的形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莫言笔下的高粱地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描述和客观存在性。
（二）第二空间：金菊的“枣红马”。
按照苏贾的观点，“第二空间”是由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的。在莫言的作品中，作者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展现女性的心理活动。在《天蒜薹之歌》中，将枣红色马驹与金菊的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在麦秸垛幽会的时候，“马驹飞跑，欢欣鼓舞。”[5]“马驹调皮地在麦秸垛上磨擦着肚皮，还用嘴巴从垛上叼出一束麦秸草，甩在他们面前。”[6]这是热恋时候的欢欣雀跃。高马被大哥、二哥揍的时候，“金菊听到高马沉重有力的心跳声，合着枣红马驹急促响亮的马蹄声，马蹄声像小鼓，心跳声如大鼓。”[7]“小马驹……小马驹……金菊伸着两只胳膊，想去搂抱它像绸缎一样的脖子。”[8]这是对包办婚姻的恐惧、对爱人的担心。自杀前，“她眼里流着血，推开枣红马驹长方形的冰凉头颅”[9]、“她把正用温暖的紫舌舔着她的脸的枣红马驹推开”[10]、“她抬手打了枣红马驹一巴掌，马驹一愣，从窗户跳出去，嗒嗒地跑走了。”[11]等等，这是金菊对生的拒绝，对死的诉求。 作者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心理活动描写相结合，通过描写在一些特定时刻，红色马驹在金菊心目中的形象，来展现她此刻的心理活动，生动而又细腻。无独有偶，在《蛙》这部作品中，也同样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这里就不再细说。
（三）第三空间：万心的产房。
苏贾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里写道：“我们生活的空间纬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深深罐牵着实践和政治”[12]、“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正。”[13]因为，空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已经成为了空间叙事中重要的观点。莫言在其在作品《蛙》中为塑造的姑姑——万心这一女性形象，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理论。
万心作为一名在新时代下成长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掌握高超的妇科技术，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送子观音。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她法不容情态度，不仅造到了百姓的怨恨，也给自己的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产房，可谓是万心的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迎接了许许多多的新生们，甚至包括“我”家的牛犊。“产房”这一场所空间，实现了万心的人生价值，成就了她的心高气傲，为她带来了多少的尊敬和荣誉。而计划生育的实行，却使得“产房”这一象征延续生命的空间变成了一所屠宰场，残害了多少幼小的生命，也使得早就了万心跌宕不安、毁誉参半的一生。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实行，是为了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项政策必然涉及到人权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宗法制历史基础的国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而在计划生育实行初期，具有不成熟性、盲目性，这必然引起许多的争议。万心的“产房”就是这个大的社会背景的浓缩影像，莫言从这个具体的“产房”延伸到全中国所有的“产房”，借用万心的悲喜人生重新界定了计划生育政策。
三、结语
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作者总是能够很巧妙的将她们的人生与一些特别的空间相结合起来，不仅描述她们在这些场所（物质空间）的悲与喜，也注重她们在人生悲喜时刻的心理活动（心理空间），更将她们的命运与当下的社会大环境（社会空间）结合起来，叙述在大起大落的浪潮下她们作为一个个小个体的经历，正是这些个体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历史（社会空间）的发展，推进了叙事进程。而从这些小个体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女性的命运。正如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会发生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特殊的“时空体”，这正是莫言的伟大。
参考文献：
[1]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3][4]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6][7][8][9][10][11]莫言.《天蒜薹之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2][13]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