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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访问,印象最深的,是台湾很多消费在价格分布上跟大陆很不一样,比如中国大陆在各个省基本都有自己的酒品牌,特别是中部地区,除了茅台、五粮液这种全国性的品牌卖到上千元一瓶以外,地方性的品牌像酒鬼酒、洋河、西凤酒、汾酒之类的品牌,一瓶卖到四五百块也是非常正常的。而台湾非常著名的,很多大陆来的消费者都要买上几瓶的金门高粱,折合成人民币一百来块钱就能买到一瓶很好的。
这就让人感到好奇了。大陆的经济水平虽然发展迅速,但还没有达到台湾的程度,那为什么台湾的酒类,特别是台湾卖得最好的酒却比大陆要便宜很多呢?如果从成本和经营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够解释的,金门高粱也非常擅于做营销,它打出的广告语也非常吸引人,在国民党当选的时候推出“马英九、萧万长庆功酒”,营销做得非常有特色。台湾生产酒的粮食成本、酿造工艺,包括工人工资,也都不会比大陆同类的酒厂要低,那为什么大陆的名酒可以卖到几百块、几千块一瓶,而金门高粱的售价只在一百来块人民币左右?
大陆有的酒像茅台,是特殊情况:因为它得到了不可模仿的“形象代言人”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推荐,而台湾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陆的酒会比台湾的贵得多。
我觉得,最具有解释力的答案就是台湾没有大陆那么发达的公款消费市场,像金门高粱这样的酒,除了大陆旅客将它当成纪念品进行采购之外,大多数台湾本土的人只在逢年过节时才消费,这样的消费量比较有限,没有进入像大陆那样的政府采购序列。我看到的现象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酒成为地方政府的采购品,那它的价格就一定会被抬高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样的消费档次上。
除了酒以外,台湾其他方面的消费也有同样的特点。在台湾餐厅吃饭,基本上折合成人民币不到一百块钱就可以吃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名产。有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店,还有很多名人到此消费。比如说有一个叫“满妹猪脚”的地方,很多名人、领导人都去那一饱口福,很结实的一大盆猪脚,够好几个人吃,折成人民币七八十块钱,比大陆还实惠。
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很多价钱不贵、又非常好吃、而且经典的饮食。那么是不是说,大陆就没有这么好的饮食呢?不是。大陆的消费市场是一个哑铃型的市场,哑铃的一头,是如果你要吃好东西,就得到非常昂贵的地方,比如五星级的酒店,这种地方烹饪确实非常精致,菜也很好吃,但是一桌菜下来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哑铃另一头所代表的市场,是工薪阶层吃的路边摊,卫生条件和口味很不可恭维,基本上就是图便宜,能把肚子填饱而已的水平。
在大陆,一个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是相对供给不足的。在北京,如果是人均一百元左右的消费,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人觉得吃饭是一种非常愉悦的消费体验?让人觉得这个地方既不贵又口味非常好?我常常为这感到头痛。
这个问题背后,其实也是因为大陆的公款消费市场和台湾的不一样。在“两蒋”时代,台湾只有一个饭店用于公务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办的圆山饭店,有一些高档的“国宴”在这个地方进行,除此之外,公务消费型的宴请在台湾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到今天,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如果参加一个宴请,菜的价钱如果非常贵,那么第二天就会上报纸的头条,因此,台湾的整个餐饮市场没有像大陆这样,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公务消费市场在支撑。
台湾餐饮市场的主体是大多数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些工薪阶层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做饭,有时候愿意和朋友相聚,以他们的支付能力培育起一个健康又经典的餐饮市场。而在大陆,整个工薪阶层的消费受到很大的抑制,因此造成了市场的两级化:要不就是几千、上万甚至数万的高档消费场所,要不就是一个不上档次的甚至连食品安全和口味都不能保障的草根市场。
从台湾和大陆消费市场的结构不同,也能够看出来台湾和大陆在社会发育上的差距所在。
这就让人感到好奇了。大陆的经济水平虽然发展迅速,但还没有达到台湾的程度,那为什么台湾的酒类,特别是台湾卖得最好的酒却比大陆要便宜很多呢?如果从成本和经营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够解释的,金门高粱也非常擅于做营销,它打出的广告语也非常吸引人,在国民党当选的时候推出“马英九、萧万长庆功酒”,营销做得非常有特色。台湾生产酒的粮食成本、酿造工艺,包括工人工资,也都不会比大陆同类的酒厂要低,那为什么大陆的名酒可以卖到几百块、几千块一瓶,而金门高粱的售价只在一百来块人民币左右?
大陆有的酒像茅台,是特殊情况:因为它得到了不可模仿的“形象代言人”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推荐,而台湾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陆的酒会比台湾的贵得多。
我觉得,最具有解释力的答案就是台湾没有大陆那么发达的公款消费市场,像金门高粱这样的酒,除了大陆旅客将它当成纪念品进行采购之外,大多数台湾本土的人只在逢年过节时才消费,这样的消费量比较有限,没有进入像大陆那样的政府采购序列。我看到的现象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酒成为地方政府的采购品,那它的价格就一定会被抬高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样的消费档次上。
除了酒以外,台湾其他方面的消费也有同样的特点。在台湾餐厅吃饭,基本上折合成人民币不到一百块钱就可以吃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名产。有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店,还有很多名人到此消费。比如说有一个叫“满妹猪脚”的地方,很多名人、领导人都去那一饱口福,很结实的一大盆猪脚,够好几个人吃,折成人民币七八十块钱,比大陆还实惠。
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很多价钱不贵、又非常好吃、而且经典的饮食。那么是不是说,大陆就没有这么好的饮食呢?不是。大陆的消费市场是一个哑铃型的市场,哑铃的一头,是如果你要吃好东西,就得到非常昂贵的地方,比如五星级的酒店,这种地方烹饪确实非常精致,菜也很好吃,但是一桌菜下来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哑铃另一头所代表的市场,是工薪阶层吃的路边摊,卫生条件和口味很不可恭维,基本上就是图便宜,能把肚子填饱而已的水平。
在大陆,一个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是相对供给不足的。在北京,如果是人均一百元左右的消费,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人觉得吃饭是一种非常愉悦的消费体验?让人觉得这个地方既不贵又口味非常好?我常常为这感到头痛。
这个问题背后,其实也是因为大陆的公款消费市场和台湾的不一样。在“两蒋”时代,台湾只有一个饭店用于公务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办的圆山饭店,有一些高档的“国宴”在这个地方进行,除此之外,公务消费型的宴请在台湾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到今天,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如果参加一个宴请,菜的价钱如果非常贵,那么第二天就会上报纸的头条,因此,台湾的整个餐饮市场没有像大陆这样,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公务消费市场在支撑。
台湾餐饮市场的主体是大多数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些工薪阶层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做饭,有时候愿意和朋友相聚,以他们的支付能力培育起一个健康又经典的餐饮市场。而在大陆,整个工薪阶层的消费受到很大的抑制,因此造成了市场的两级化:要不就是几千、上万甚至数万的高档消费场所,要不就是一个不上档次的甚至连食品安全和口味都不能保障的草根市场。
从台湾和大陆消费市场的结构不同,也能够看出来台湾和大陆在社会发育上的差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