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敦厚、诚恳。在小区里漫步，他跟人友善地打着招呼，唠家常，跟邻家老大爷没两样。
　　
　　他的刻苦也为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论文、规划、著述、画作、书法，都是在清晨时完成的。“夙兴夜寐，时断时续，苦不自拔。”但是他乐之，好之。工作告一段落后，合上眼眯一会儿，带上夫人备好的午餐准时上班；中午不回家，在办公室的微波炉里一热，凑合完事，继续忙手边的活儿。
　　
　　他把工作看作是幸福。85岁时依然坚持每天全天上班，晚上还要接待客人或准备第二天的会议等，从不偷懒。86岁时在工地上病倒住进医院，出院后经过康复锻炼，又可以工作了，他觉得“这是最幸福的”。如今年近九旬，依然在为“人居”谋。
　　
　　他的人生理想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住院期间，当年轻的医生护士谈到买不起住房时，他非常难受。更让他怒不可遏的是，现在的城市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为此，他率先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概念，又提出“人居环境学”的设想，并在1999年第20次世界建筑师年会上起草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北京宪章》，发出了震惊世界的一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他与时俱进，80多岁学会用电脑，能通过电子邮件和友人联络。与人谈天时思路敏捷，语言风趣时髦，绝非象牙塔内的“老学究”。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泰斗吴良镛先生。
　　
　　1940年7月，高中毕业的吴良镛在四川合江参加高考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合江。望着危垣残壁的城市，吴良镛暗暗下定决心：“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时，他受到了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熏陶。抗战胜利后，已经毕业的吴良镛又协助梁思成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籍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又是恩师梁思成的一封信，将他召回祖国。这几乎决定了吴良镛的人生轨迹。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以这样的情怀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为人。回国后，他担任清华大学建工系副主任、主任，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亲自培养了许多硕士、博士，并以身作则，教育他们要为人民服务。61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一次又一次地扬弃自我，踏上学术道路的新长征。他积极参与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达到了他规划生涯的巅峰。在他85岁寿辰时，弟子们送来贺寿诗：“世人尊称小吴公，童颜未改不老翁。研教育人长思虑，为国奔走步如松。”
　　
　　这样不辞辛苦地奔波操劳，也给吴良镛的健康带来危害。病愈后在央视的访谈节目中，吴良镛就谈到：“在没有病之前，没有太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做，可能是因为过劳了”；“因为曾经失去过健康，所以就知道健康的可贵，回到这个工作岗位真的是太幸福了。”
　　
　　但这宽广的胸怀、执着的追求、勤奋的工作，钟情于挚爱事业而把其他一概置之度外的精神，正是吴良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无意养生而获得的养生之道。若配以必要的保健之术，吴良镛能在长寿道上走得更远。
　　
　　吴良镛长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绘画。他自小就喜欢绘画，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就读时，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绘画大师都在该校的艺术系执教。吴良镛有幸聆听他们的演讲，观看他们的教学，深受其艺术熏陶。毕业后他又徒步行走于重庆、贵州、云南一带，边走边画，曾有很多优秀的画作问世。这绘画的习惯吴良镛保持了一生，使得他文人艺术家的气质更浓于建筑师的气质。他的画作随题材而潇洒自如，引人随之步入画境。1990年，吴良镛先生被美国建筑师协会誉为“新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多产作家”。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吴良镛曾以一幅书法作品寄语莘莘学子：“海不辞水潦，故能成其大；山不让土石，故能成其高。”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修心养生的最高境界，愿我们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