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有很多市民在书记市长坐镇的流花展馆主会场通宵排队,他们大多带着水和干粮,用报纸、纸盒打地铺。“捱一个晚上没关系,最紧要能见到大领导、解决问题。”
　　权力能够俯身倾听市民的诉求,为那些遭遇不公的人们伸张正义,为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抚慰昭雪,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好事。不过,这种众多市民带干粮连夜排队等待接访的情境,也昭示着当前人们的维权路径太过狭窄,传递出难以言述的沉重与悲情。
　　在这个各种利益博弈复杂化的时代,法律显然应该充当起社会矛盾最重要的调节器。然而,现在寄望于通过法律维权来实现权利救济,在很多领域往往又是非常奢侈的事。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与强大的资本或者与公权力博弈的问题上,公民的个体维权力量往往显得十分单薄。更何况,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权力或资本与司法勾结,制造种种司法不公的腐败现象。
　　在这种情境之下,很多公民要想摆脱自身合法权利遭受盘剥的命运,往往就不得不寻求更大的权力救济。于是,选择上访来为自己讨回公道,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为此,国家也通过法律来明确赋予公民信访的权利。比如,信访条例早就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这也意味着,广州领导公开大接访,本身就是权力践行法律规定的应然之举,是权力应该履行的责任。而这样的大接访迎来市民连夜排队的“壮观场面”,无疑折射出种种强烈的社会尴尬。那就是,现有的法律资源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当前的法律维权仍然容易遭遇种种肠梗阻。
　　由此,面对 “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活动”带来如此火爆的“市场”,恐怕谁也不应再感到欣喜,反而会觉得在为公民提供权利救济方面,不论是法律还是信访,现在仍然存在着太多的断裂空间。如果不能迅速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来弥合相关制度理念与程序实践之间的缺陷,法律就无法真正承担起社会矛盾调节器的功能。同时,法律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也仍然会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纸面而无法走进生活。而这一切的代价,都必然会让公民支付太多的权利代价,让他们脸上写着更多的时代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