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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本文作者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花。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就业。
就业左右宏观经济
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GDP增长10.7%，消费物价增长1.4%，劳动力闲置率15.77%。这些数字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1990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2005年和2006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1990年时2.5%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48%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2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我国是45∶55。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就业不足约束消费
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2006年1-11月工业企业利润16532亿元，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30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
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就是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90%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个国家96%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9-15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45-55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2005年城镇总就业勞动力为27331。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800万左右。2005年经济普查表明2004年法人企业只有325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2005年有350万法人企业。2005年中国如果按照350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2.7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4000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2000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18553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53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800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6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55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20-30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800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23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表现为；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U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U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鼓励大学生创业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
据调查，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20%；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1%；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5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65%，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5万元钱创业的不到5%；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90%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90%以上是农民。因此，国家要鼓励大学生创业。
假如450万大学生中有10%创业，年增加50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10人，可以解决500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50万个，再解决500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200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400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58.3%，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政策应出重拳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就业左右宏观经济
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GDP增长10.7%，消费物价增长1.4%，劳动力闲置率15.77%。这些数字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1990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2005年和2006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1990年时2.5%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48%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2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我国是45∶55。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就业不足约束消费
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2006年1-11月工业企业利润16532亿元，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30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
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就是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90%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个国家96%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9-15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45-55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2005年城镇总就业勞动力为27331。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800万左右。2005年经济普查表明2004年法人企业只有325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2005年有350万法人企业。2005年中国如果按照350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2.7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4000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2000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18553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53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800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6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55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20-30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800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23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表现为；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U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U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鼓励大学生创业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
据调查，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20%；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1%；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5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65%，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5万元钱创业的不到5%；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90%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90%以上是农民。因此，国家要鼓励大学生创业。
假如450万大学生中有10%创业，年增加50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10人，可以解决500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50万个，再解决500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200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400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58.3%，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政策应出重拳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