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意翻得一篇发表在周刊上的旧作《文怀沙与山东》，不禁莞尔，便也想到种种。
　　这位一生热爱女性的老先生，虽因一地鸡毛销声匿迹于文化江湖，但江湖上仍有桩桩旧事流传。有同行女记者追忆，一次在飞机上，文怀沙看到一男人和一女士争座位，他立即站起来，拄着拐杖“教训”那个“不绅士”的男人。
　　身为女性，形形色色的异性见得不少，无非是看见好的捧个场，遇见坏的冷个场，碰见傻得笑个场，等他们自己给自己砸个场。但若在饭局上遇到文怀沙，恐怕捧场居多。无他，区别贾宝玉和西门庆的分水岭惟一是“女性主义”。在文怀沙看来，屈原的诗篇里用芳草美人作为象征，以女性为中心，《离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因此，在他的论诗里，凡轻视妇女的诗人都是二等诗人，李白、杜甫亦不例外。追女无数的李敖尽管狂傲，但数臭前妻的恶行和“瘦高白秀幼”的寻欢标准，可以直接归于下三路。在中国文化里，我们避讳谈肉体，彼此不拥抱。在赤裸裸的现实中，人人心中的金瓶梅谈的是性而非人性。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样“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的流氓在肉体横飞的年代亦是稀缺品，更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你看74岁的渡边淳一在酒席边见到年轻姑娘，瞪大了眼睛：“一见到你们，我又想创作了。”而作家冯唐从小热爱妇女，看到姑娘们的裙裾飞扬和看到街上的榆叶梅花开一样欢喜。
　　他们在热爱女性的时候，在热爱什么？
　　1954年，梦露抵达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劳军活动，“梦露要来的消息就像野火一样燃烧了整个军营，有些美国大兵甚至哭了”。当南丁格尔手持油灯巡视战场病房时，士兵竟躺在床上亲吻她落在墙壁的身影——在这里，女性所承担的主题，成为战争年代里人性的唯一光辉。
　　即使“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成了某种信手拈来的套话，但也许没有人忘记，《辛德勒的名单》中斯皮尔伯格将一个穿行于暴行和屠杀的小女孩处理成全片转变的关键人物，在黑白摄影的画面中只有这小女孩用红色。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言说，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历史是中国人的最高宗教，从《汉书·匈奴传》中一句“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就交代了昭君奉旨远嫁的事实，班固的女性书写冷静到近乎冷漠，再到秋瑾九葬最终成为国家构建过程中烈士鲜血的必不可少。在历史话语从来都有着意识形态显赫地位的中国，以历史的名义发言——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乃至宗教性习惯。
　　但不列颠之战中，伦敦妇女们继续出门购物、喝咖啡：“德国佬企图用战争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击垮我们，保持优雅和美丽就是我们的反抗方式。”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妓女冒死跑出教堂就为找几根琵琶弦为将死的小兵弹奏一曲——这样的影像中，女性不仅进行了一场有关肉体存亡的斗争，还进行了一场灵魂存亡的战争；这样的影像中，暴力不是第一位的，仇恨也不是，宽恕也不是，直面人性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