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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一苏大”的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政权。它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国家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而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为“一苏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史学界对其的研究并不多。目前所能见到的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依据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刊载的有关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史料的限制，有其一定局限性。笔者根据自己目前新搜集到的文献史料，对“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并从补遗的角度出发撰成此文，期望能對党史和“一苏大”的研究有所禆益。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30年2月15日，与中共中央共同发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年5月20日至23日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30年7月7日，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号召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说，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根据大会的决议，决定在11月7日世界革命纪念日举行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各革命团体代表来组织中央准备委员会，领导全国的准备工作，以促进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迅速成功。并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热烈起来，在中央准备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为全国苏维埃会议而斗争。1930年9月19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为《中国苏维埃》的编辑出版撰写的《引言》中也说：“‘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是全国几万万工农兵贫民群众当前最迫切最基本的任务。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这一伟大任务之下，受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委托，严肃的努力于历史的新时代之创造的工作。”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同时决定，于本年8月20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这一指示，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于1930年7月2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常务委员会成立。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和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并接受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8月20日举行全体会议的提议，积极进行筹备工作。但因当时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造成到处交通梗阻，致各地代表不能如期到达开会地点，所以会议延期到9月12日举行。此日，到会代表共45人，主要为各重要城市和苏维埃区域代表，达到了原定人数的2/3。会议由临时常委主席主持，并提出会议的议事日程是：一、推举主席团;二、临时常委报告;三、通过布告;四、“一苏大”选举条例;五、苏大会议事日程;六、立法大纲草案;七、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八、选举中准会委员;九、临时提议;十、散会。会议同意了这一日程，并推举七人为主席团主席。
临时常委秘书长林育南在会上报告了临时常委的工作经过，并提议中央准备委员会移到赤色区域去，在反动统治区域内设立若干个办事处，代理中央执行指挥指定区域内的准备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会议讨论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告，并提出会议改在本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会议也讨论了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内的各项准备工作与选举和开展选举运动的办法。会议决定“一苏大”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一、政治报告和大会宣言;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草案;三、劳动法;四、土地法;五、选举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通过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等。会议推举文字上修改各项议案及起草选举细则的五人组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全国大会的名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家及临时政府的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平民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代表的临时提议：通令号召全国革命群众起来作猛烈的反白色恐怖运动，通电慰劳进攻长沙坚决作战的红军。
会后发布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告》。《布告》说，当前全国工农兵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已经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区域，要迅速地联合起来，集中指挥。第二，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的区域的工农群众，不但要努力组织自己的当地斗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而且要极力地拥护和援助苏维埃区域的斗争，并且在组织上和苏维埃区域密切地联系起来。因此，现在由各苏维埃区域及全国各地工农兵贫民选举代表共同举行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府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有极大的意义，是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当前的最基本的最迫切的任务。一切苏维埃区域的最高政权机关——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执行机关，应当立刻设立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各下级苏维埃（县区乡）亦都应当设立这种准备委员会，由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式委任。他们的任务是：（一）广泛地宣传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及其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二）组织选举运动;（三）组织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工会、贫民团等）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红军等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四）提出最积极的最革命的真正能够代表革命的工农利益的公民，介绍他们做候选人;（五）接受当地共产党党部、青年团、工会、雇农工会、贫农会、赤卫队、红军所提出的候选名单或者这些团体联合提出的候选名单，介绍给公民群众。一切苏维埃区域必须在准备委员会工作开始后三星期，尽量于11月7日以前召集各特区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全特区代表大会，其任务是：除讨论当地政府现时最主要的政治和行政问题之外，必须以最大的注意讨论该区苏维埃政府参加目前革命战争，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问题，以及选举代表去出席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必须在大会上自各县市乡代表提出群众之要求，通过讨论，制成《意见书》（对于全国政治问题、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对外问题等简明条目的意见书）付托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团带到全国代表大会。《布告》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有关“一苏大”的准备工作，也作了具体指示。 1930年11月，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林育南于12月初前往中央苏区继续筹备“一苏大”，但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层层设卡，严密封锁，他到中央苏区的行动受阻，被迫返回上海。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林育南等七位同志在一个秘密联络点开会时被捕，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中山旅社、远东饭店等处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同时被捕，被捕的24名同志2月7日在上海龙华监狱全部遇害，在上海的中央准备委员会遭受到毁灭性摧残。此后，“一苏大”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在中央苏区的苏区中央局来领导完成。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苏区中央局为筹备“一苏大”组建的准备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召开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全国范围内选举好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是这次大会能否顺利召开、能否胜利召开、能否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的重要一环，也是召开大会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全国大动员和舆论准备，是一项很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因此，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选举运动，并于1930年9月17日发出了《为组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选举运动通令》。
《通令》指出，正在猛烈发展的工农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消灭军阀战争和反动统治的伟大力量;只有实现全国苏维埃政权，才能够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彻底地解放工农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彻底地打倒帝国主义，肃清一切的反动封建势力。在目前，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汇合和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更加扩大革命战争到全国去，更加紧地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群众的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因此，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号召全国工农兵贫民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在本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中国工农兵自己的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全国的革命指挥，统一全国的政权和法令;全体动员起来，以热烈的革命斗争精神拥护全国大会，积极努力地组织及参加大会的选举运动，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必须集合一切革命力量，坚决地为争取全国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日实现;一致动员起来，作广泛地拥护全国大会的宣传，并积极地从事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尤其是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组织并参加全国大会的选举运动，要使这一运动普遍地深入到全国各城市及农村的广大群众中去;一切苏维埃区域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准备机关，必须依照本会议通过之大会选举条例、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布告第一号等，组织大规模的选举运动;必须选举出最积极最革命的分子为群众的代表;各苏维埃区域必须在11月7日以前召集全区紧急代表大会，选出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及提出意见书提交大会;在反动统治区域内的各工厂、各作坊、各农村、各兵营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必须坚决地以群众斗争的力量执行选举运动，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在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中选举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各城市各区域当选的代表要尽可能地集合起来，举行全体代表大会，通过该市区赴会代表团的名单和组织提交全国大会的意见书。就是说，不论是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都必须以群众的革命力量积极地进行全国苏维埃大会的选举运动。中央准备会全体会议还郑重宣告，这一选举运动是中国工农兵贫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元，因此通令全国的革命群众必须很坚决地、很热烈地、很勇敢地起来参加选举运动，使这一运动能够迅速地产生出最有力量的全国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去争取中国工农革命的完全胜利。
中央准备委员会认为，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带着紧急大会的性质，所以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不能精确地按照人数统计和经常的选举办法，只能大约以20万人选一代表为标准。为此，中央准备委员大约按照工人占12.5%，农民占75%，红军占10%，贫民占2.5%比例，对各苏区代表名额作了分配，并要求代表必须由各特区工农兵会议全区代表大会或全区紧急代表大会选出。
对全国反动统治区域，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中央准备委员会规定：人数约有3万至5万人以上工厂工人的城市，代表的选举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工人，二是普通贫民及其他革命组织。各城市满500人的工厂，应在工厂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工厂工人选出代表1人，不满500人的工厂可以联合2个或2个以上的工厂共同选出代表。2000人以上的工厂可以选出代表2人。同时规定了其他各类组织的选举名额。
1930年10月20日，中央准备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去公函，说明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本年12月11日召开，选举条例及各项办法已经公布，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负有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将要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因此中央准备委员会正式邀请贵党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为中央党部2人，大会所在地地方党部1人。
新近发现，为做好“一苏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曾编辑出版了《中国苏维埃》。这是一本中央准备委员会为“一苏大”准备的重要文献辑集，与后来其他单位出版的《中国苏维埃》，是内容不同、出版目的不同的两种书。新发现的《中国苏维埃》是第一集，共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都有封面，都是32开本，封二均为“目录”，封内主体内容一致。三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是：
第一个版本：刻写蜡纸油印，封面竖写“中国苏维埃第一集”。这一版本与第二个第三个版本的显著不同是：没有刊登启事，文中有错漏字，没有写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该版中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是单独排页码，都可以独立散发。笔者由此断定其为第一个版本。这一个版本刊载的《致中共中央公函》，落款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由此推断，这一版本是于1930年10月20日之后装订成册出版的。现存的这一个版本实物，由于是用铁钉装订成册，因铁钉锈蚀严重，造成铁钉附近的纸张已有严重的锈蚀点。排版于最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告民众书》缺失，只在目录上显示该版刊登了此内容。
《中国苏维埃第一集》第一个版本封面
第二个版本：刻写蜡纸油印，封面竖写“中国苏维埃第一集”，现存世的实物封面有霉点。与第一个版本和第三个版本显著不同的是：刊有《本集刊误表》。由此笔者认定，这是第二个版本。此版中的每一部分内容，也是单独排页码，可以独立散发。该版本正文第一页竖写“中国苏维埃第一集”，并在此下写着：“1930年11月7日苏维埃全国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编印”。接着刊登了两个启事。《本刊启事一》：“本刊在苏准会全体会议以后，即已编好付印，后因印刷上发生困难，无法出版。现在只得先用油印印出，分发各革命团体，以应急需。希望各团体于接到此刊后，即尽量转载于本团体的及所能影响的刊物上，以扩大苏大会的宣传。”《本刊启事二》：“苏准会全体会议之各项文件在未经最后校正之前，曾用油印印发多份，以供各团体阅览，并在《红旗日报》上发表，兹经审查委员会最后校订，文字上错误之处，均经改正，特此声明。”
《中国苏维埃第一集》第二个版本封面
这两个启事清楚地说明，这个版本非第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前应还有一个“曾用油印印发多份”的版本，就是说，这个版本应该是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是第二个版本，也如同第一个版本一样，因为行距过于紧密，刻蜡纸时用力不均，所以印刷质量也不是很好，看起来比较费劲，但内容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排版于最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告民众书》，保存不完整，最后部分缺失。而从《本刊启事一》的表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当时中准会在印刷上遇到了很大困难。
第三个版本：封面为横排，铅印，首行为“中国苏维埃”，第二排为“第一集”，字号比书名小，封内为手写体，石印，印刷质量很好，字迹也清楚。这是存世最完整最美观的一个版本，也是没有错漏字的一个版本。笔者由此推测，这一版本是第三个版本，也是最后一个版本。该版本的最后一页上刊着“中国苏维埃第一集”，在此下写着：“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苏维埃全国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编印”。接着刊登了《本刊启事一》《本刊启事二》，其内容与第二版同。这个版本文与文相连，页码统一编排，每一部分内容不可以独立散发，只能装订成册发行。
《中国苏维埃第一集》第三个版本封面
其实，当时不仅是中央准备委员会印刷《中国苏维埃》遇到了困难，《红旗日报》也同样遇到了印刷上的困难。所以，仅依靠《红旗日报》来研究中央准备委员会，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受的出版困境，也严重影响了中央准备委员会编辑的《中国苏维埃周报》和《中国苏维埃画报》的继续出版发行。
笔者目前还新发现了三种有关文献，一是“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武汉第二办事处创刊的《拥护苏维埃》旬刊创刊号，为32开本，刻写蜡纸油印，共4个油印张，折叠装订成册发行，刊登的出版时间处因严重污损而看不清楚。该刊主要刊登了如下内容：《发刊的话》《武汉之苏维埃选举运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开幕》《红军反攻，长沙岳州危急》《时事质疑》。其中谈到中央准备委员会曾给该办事处来信，指定武汉要选举出四名代表，其中三人为工人代表，一人为海员代表。二是上海广暴筹备会青年委员会翻印的《拥护苏维埃》，64开本，铅印，内文共12页，封面印有五角星，五角星内是镰刀斧头图案，在五角星图案下，用毛笔由左至右向上斜写着“拥护苏维埃”五个流利的手写体大字，整个封面简洁美观。但翻印本，未写明翻印自何处，原作为何单位，从内容看应该是翻印的上海共青团组织的印刷宣传品。其内容是：列举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人的悲惨生活，并指出这些悲惨生活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国民政府造成的，而现在要成立为青年人谋幸福的苏维埃，并列举了中央准备委员会起草的《劳动法》中的主要条款，同时号召青年以实际行动拥护苏维埃。三是赣东北特区苏准会编輯出版的《赣东北特区苏准会周刊》。该刊现存世的是1931年2月10日出版的第二期，刻写蜡纸油印，共4页，主要内容有三：一、说明为什么要提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二、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委会、中国共产青年团东北特委会、赣东北总工会、赣东北雇农总工会联合提出的49人候选人、5人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和革命略历，供有选举权者审查选举之用。三、赣东北特区全苏会准备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其中说3月1日召开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并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中准会武汉第二办事处创刊的《拥护苏维埃》旬刊创刊号 
上海广暴筹备会青年委员会翻印的《拥护苏维埃》
当时的地下党所办的刊物，也刊登有关中准会的有关新闻，如上海工会联合会8月9日出版的第三期《上海工人》，就刊登了《拥护苏代会准备委员会》一文。
研究发现，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所载的有关“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文献，与《中国苏维埃》上所载的文献在文字表述上是一致的，但1931年3月9日创刊的《红旗周报》上所载的有关“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文献，却与《中国苏维埃》上所载的文献在文字表述上不相同。《红旗周报》上所载的文献，或细化或更概括。下面试举两例。
1931年3月9日的《红旗周报》上刊登的《劳动法草案》，对《中国苏维埃》上所载的《劳动保护法》进行了细化。如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红旗周报》上载：“第一条，所有工钱劳动者通常工作时间依本法规定不超过八小时。第二条，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第三条，所有工人，在危害于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部门中工作（如地下矿工，铅，锌以及其带毒性工作）每日工作时间须减至六小时与六小时以下。危害身体健康之工业种类及某种工业之每日工作时间应减少若干小时，由劳工委员会制定和公布之。第四条，所有在下午九时至上午六时做工之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较通常工作时间少一小时。”而《中国苏维埃》对此的记载则是：“第一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第二条，未成年工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第三条，地下工作及特殊劳苦工作应减少工作时间。第四条，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最多不得过四小时。”
《红旗周报》上所载《土地法草案》第一条记载：“所有封建主、地主、豪绅、寺院以及其他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佃，一概立即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民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主，无权取得任何分地，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衰老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倚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得土地后另谋处理。”而《中国苏维埃》则记载：“凡属地主的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解释：1.凡占有土地自己不能耕种，而利用它获取地租者，都是地主，其土地一律没收。2.富农占有土地，除自己使用外留有一部分出租给他人耕种者，出租部分的土地一律没收。凡属祠堂、庙宇、教会官产等占有的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解释：3.这些祠堂、庙宇、教会官产等的土地，大半都是归豪绅僧尼牧师族长等所占有，即或表面上是‘一族公有’或‘同姓公有’或‘地方公有’，實际上都是族长、会长、豪绅垄断，用来剥削农民的，所以这种土地一律没收。”
由上举例，清楚地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中央准备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苏维埃》上所载文献，作了进一步修正和加工。
仔细研读中央准备委员会所起草的和通过的各种法律文件，会发现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都为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弹性的。这既说明这些文献的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一苏大”的许多准备工作还有待在中央苏区细化和补充完成。将《中国苏维埃》上的文献与“一苏大”通过的对外公布的文献相对照，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某些文献，自1931年始中共中央也曾做过进一步加工。
（编辑 叶松）
“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30年2月15日，与中共中央共同发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年5月20日至23日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30年7月7日，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号召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说，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根据大会的决议，决定在11月7日世界革命纪念日举行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各革命团体代表来组织中央准备委员会，领导全国的准备工作，以促进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迅速成功。并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热烈起来，在中央准备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为全国苏维埃会议而斗争。1930年9月19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为《中国苏维埃》的编辑出版撰写的《引言》中也说：“‘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是全国几万万工农兵贫民群众当前最迫切最基本的任务。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这一伟大任务之下，受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委托，严肃的努力于历史的新时代之创造的工作。”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同时决定，于本年8月20日中央准备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这一指示，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于1930年7月2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常务委员会成立。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和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并接受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8月20日举行全体会议的提议，积极进行筹备工作。但因当时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造成到处交通梗阻，致各地代表不能如期到达开会地点，所以会议延期到9月12日举行。此日，到会代表共45人，主要为各重要城市和苏维埃区域代表，达到了原定人数的2/3。会议由临时常委主席主持，并提出会议的议事日程是：一、推举主席团;二、临时常委报告;三、通过布告;四、“一苏大”选举条例;五、苏大会议事日程;六、立法大纲草案;七、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八、选举中准会委员;九、临时提议;十、散会。会议同意了这一日程，并推举七人为主席团主席。
临时常委秘书长林育南在会上报告了临时常委的工作经过，并提议中央准备委员会移到赤色区域去，在反动统治区域内设立若干个办事处，代理中央执行指挥指定区域内的准备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会议讨论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告，并提出会议改在本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会议也讨论了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内的各项准备工作与选举和开展选举运动的办法。会议决定“一苏大”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一、政治报告和大会宣言;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草案;三、劳动法;四、土地法;五、选举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通过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等。会议推举文字上修改各项议案及起草选举细则的五人组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全国大会的名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家及临时政府的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平民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代表的临时提议：通令号召全国革命群众起来作猛烈的反白色恐怖运动，通电慰劳进攻长沙坚决作战的红军。
会后发布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告》。《布告》说，当前全国工农兵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已经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区域，要迅速地联合起来，集中指挥。第二，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的区域的工农群众，不但要努力组织自己的当地斗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而且要极力地拥护和援助苏维埃区域的斗争，并且在组织上和苏维埃区域密切地联系起来。因此，现在由各苏维埃区域及全国各地工农兵贫民选举代表共同举行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府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有极大的意义，是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当前的最基本的最迫切的任务。一切苏维埃区域的最高政权机关——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执行机关，应当立刻设立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各下级苏维埃（县区乡）亦都应当设立这种准备委员会，由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式委任。他们的任务是：（一）广泛地宣传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及其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二）组织选举运动;（三）组织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工会、贫民团等）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红军等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四）提出最积极的最革命的真正能够代表革命的工农利益的公民，介绍他们做候选人;（五）接受当地共产党党部、青年团、工会、雇农工会、贫农会、赤卫队、红军所提出的候选名单或者这些团体联合提出的候选名单，介绍给公民群众。一切苏维埃区域必须在准备委员会工作开始后三星期，尽量于11月7日以前召集各特区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全特区代表大会，其任务是：除讨论当地政府现时最主要的政治和行政问题之外，必须以最大的注意讨论该区苏维埃政府参加目前革命战争，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问题，以及选举代表去出席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必须在大会上自各县市乡代表提出群众之要求，通过讨论，制成《意见书》（对于全国政治问题、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对外问题等简明条目的意见书）付托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团带到全国代表大会。《布告》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有关“一苏大”的准备工作，也作了具体指示。 1930年11月，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林育南于12月初前往中央苏区继续筹备“一苏大”，但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层层设卡，严密封锁，他到中央苏区的行动受阻，被迫返回上海。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林育南等七位同志在一个秘密联络点开会时被捕，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中山旅社、远东饭店等处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同时被捕，被捕的24名同志2月7日在上海龙华监狱全部遇害，在上海的中央准备委员会遭受到毁灭性摧残。此后，“一苏大”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在中央苏区的苏区中央局来领导完成。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苏区中央局为筹备“一苏大”组建的准备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中準会号召在全国开展选举运动
召开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全国范围内选举好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是这次大会能否顺利召开、能否胜利召开、能否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的重要一环，也是召开大会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全国大动员和舆论准备，是一项很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因此，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选举运动，并于1930年9月17日发出了《为组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选举运动通令》。
《通令》指出，正在猛烈发展的工农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消灭军阀战争和反动统治的伟大力量;只有实现全国苏维埃政权，才能够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彻底地解放工农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彻底地打倒帝国主义，肃清一切的反动封建势力。在目前，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汇合和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更加扩大革命战争到全国去，更加紧地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群众的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因此，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号召全国工农兵贫民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在本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中国工农兵自己的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全国的革命指挥，统一全国的政权和法令;全体动员起来，以热烈的革命斗争精神拥护全国大会，积极努力地组织及参加大会的选举运动，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必须集合一切革命力量，坚决地为争取全国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日实现;一致动员起来，作广泛地拥护全国大会的宣传，并积极地从事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尤其是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组织并参加全国大会的选举运动，要使这一运动普遍地深入到全国各城市及农村的广大群众中去;一切苏维埃区域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准备机关，必须依照本会议通过之大会选举条例、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布告第一号等，组织大规模的选举运动;必须选举出最积极最革命的分子为群众的代表;各苏维埃区域必须在11月7日以前召集全区紧急代表大会，选出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及提出意见书提交大会;在反动统治区域内的各工厂、各作坊、各农村、各兵营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必须坚决地以群众斗争的力量执行选举运动，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在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中选举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各城市各区域当选的代表要尽可能地集合起来，举行全体代表大会，通过该市区赴会代表团的名单和组织提交全国大会的意见书。就是说，不论是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都必须以群众的革命力量积极地进行全国苏维埃大会的选举运动。中央准备会全体会议还郑重宣告，这一选举运动是中国工农兵贫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元，因此通令全国的革命群众必须很坚决地、很热烈地、很勇敢地起来参加选举运动，使这一运动能够迅速地产生出最有力量的全国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去争取中国工农革命的完全胜利。
中央准备委员会认为，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带着紧急大会的性质，所以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不能精确地按照人数统计和经常的选举办法，只能大约以20万人选一代表为标准。为此，中央准备委员大约按照工人占12.5%，农民占75%，红军占10%，贫民占2.5%比例，对各苏区代表名额作了分配，并要求代表必须由各特区工农兵会议全区代表大会或全区紧急代表大会选出。
对全国反动统治区域，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中央准备委员会规定：人数约有3万至5万人以上工厂工人的城市，代表的选举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工人，二是普通贫民及其他革命组织。各城市满500人的工厂，应在工厂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工厂工人选出代表1人，不满500人的工厂可以联合2个或2个以上的工厂共同选出代表。2000人以上的工厂可以选出代表2人。同时规定了其他各类组织的选举名额。
1930年10月20日，中央准备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去公函，说明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本年12月11日召开，选举条例及各项办法已经公布，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负有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将要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因此中央准备委员会正式邀请贵党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为中央党部2人，大会所在地地方党部1人。
中准会编辑出版《中国苏维埃》
新近发现，为做好“一苏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曾编辑出版了《中国苏维埃》。这是一本中央准备委员会为“一苏大”准备的重要文献辑集，与后来其他单位出版的《中国苏维埃》，是内容不同、出版目的不同的两种书。新发现的《中国苏维埃》是第一集，共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都有封面，都是32开本，封二均为“目录”，封内主体内容一致。三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是：
第一个版本：刻写蜡纸油印，封面竖写“中国苏维埃第一集”。这一版本与第二个第三个版本的显著不同是：没有刊登启事，文中有错漏字，没有写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该版中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是单独排页码，都可以独立散发。笔者由此断定其为第一个版本。这一个版本刊载的《致中共中央公函》，落款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由此推断，这一版本是于1930年10月20日之后装订成册出版的。现存的这一个版本实物，由于是用铁钉装订成册，因铁钉锈蚀严重，造成铁钉附近的纸张已有严重的锈蚀点。排版于最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告民众书》缺失，只在目录上显示该版刊登了此内容。
第二个版本：刻写蜡纸油印，封面竖写“中国苏维埃第一集”，现存世的实物封面有霉点。与第一个版本和第三个版本显著不同的是：刊有《本集刊误表》。由此笔者认定，这是第二个版本。此版中的每一部分内容，也是单独排页码，可以独立散发。该版本正文第一页竖写“中国苏维埃第一集”，并在此下写着：“1930年11月7日苏维埃全国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编印”。接着刊登了两个启事。《本刊启事一》：“本刊在苏准会全体会议以后，即已编好付印，后因印刷上发生困难，无法出版。现在只得先用油印印出，分发各革命团体，以应急需。希望各团体于接到此刊后，即尽量转载于本团体的及所能影响的刊物上，以扩大苏大会的宣传。”《本刊启事二》：“苏准会全体会议之各项文件在未经最后校正之前，曾用油印印发多份，以供各团体阅览，并在《红旗日报》上发表，兹经审查委员会最后校订，文字上错误之处，均经改正，特此声明。”
这两个启事清楚地说明，这个版本非第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前应还有一个“曾用油印印发多份”的版本，就是说，这个版本应该是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是第二个版本，也如同第一个版本一样，因为行距过于紧密，刻蜡纸时用力不均，所以印刷质量也不是很好，看起来比较费劲，但内容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排版于最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告民众书》，保存不完整，最后部分缺失。而从《本刊启事一》的表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当时中准会在印刷上遇到了很大困难。
第三个版本：封面为横排，铅印，首行为“中国苏维埃”，第二排为“第一集”，字号比书名小，封内为手写体，石印，印刷质量很好，字迹也清楚。这是存世最完整最美观的一个版本，也是没有错漏字的一个版本。笔者由此推测，这一版本是第三个版本，也是最后一个版本。该版本的最后一页上刊着“中国苏维埃第一集”，在此下写着：“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苏维埃全国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编印”。接着刊登了《本刊启事一》《本刊启事二》，其内容与第二版同。这个版本文与文相连，页码统一编排，每一部分内容不可以独立散发，只能装订成册发行。
其实，当时不仅是中央准备委员会印刷《中国苏维埃》遇到了困难，《红旗日报》也同样遇到了印刷上的困难。所以，仅依靠《红旗日报》来研究中央准备委员会，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受的出版困境，也严重影响了中央准备委员会编辑的《中国苏维埃周报》和《中国苏维埃画报》的继续出版发行。
笔者目前还新发现了三种有关文献，一是“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武汉第二办事处创刊的《拥护苏维埃》旬刊创刊号，为32开本，刻写蜡纸油印，共4个油印张，折叠装订成册发行，刊登的出版时间处因严重污损而看不清楚。该刊主要刊登了如下内容：《发刊的话》《武汉之苏维埃选举运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开幕》《红军反攻，长沙岳州危急》《时事质疑》。其中谈到中央准备委员会曾给该办事处来信，指定武汉要选举出四名代表，其中三人为工人代表，一人为海员代表。二是上海广暴筹备会青年委员会翻印的《拥护苏维埃》，64开本，铅印，内文共12页，封面印有五角星，五角星内是镰刀斧头图案，在五角星图案下，用毛笔由左至右向上斜写着“拥护苏维埃”五个流利的手写体大字，整个封面简洁美观。但翻印本，未写明翻印自何处，原作为何单位，从内容看应该是翻印的上海共青团组织的印刷宣传品。其内容是：列举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人的悲惨生活，并指出这些悲惨生活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国民政府造成的，而现在要成立为青年人谋幸福的苏维埃，并列举了中央准备委员会起草的《劳动法》中的主要条款，同时号召青年以实际行动拥护苏维埃。三是赣东北特区苏准会编輯出版的《赣东北特区苏准会周刊》。该刊现存世的是1931年2月10日出版的第二期，刻写蜡纸油印，共4页，主要内容有三：一、说明为什么要提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二、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委会、中国共产青年团东北特委会、赣东北总工会、赣东北雇农总工会联合提出的49人候选人、5人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和革命略历，供有选举权者审查选举之用。三、赣东北特区全苏会准备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其中说3月1日召开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并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时的地下党所办的刊物，也刊登有关中准会的有关新闻，如上海工会联合会8月9日出版的第三期《上海工人》，就刊登了《拥护苏代会准备委员会》一文。
《红旗周报》与《中国苏维埃》所载文献有所不同
研究发现，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所载的有关“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文献，与《中国苏维埃》上所载的文献在文字表述上是一致的，但1931年3月9日创刊的《红旗周报》上所载的有关“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文献，却与《中国苏维埃》上所载的文献在文字表述上不相同。《红旗周报》上所载的文献，或细化或更概括。下面试举两例。
1931年3月9日的《红旗周报》上刊登的《劳动法草案》，对《中国苏维埃》上所载的《劳动保护法》进行了细化。如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红旗周报》上载：“第一条，所有工钱劳动者通常工作时间依本法规定不超过八小时。第二条，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第三条，所有工人，在危害于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部门中工作（如地下矿工，铅，锌以及其带毒性工作）每日工作时间须减至六小时与六小时以下。危害身体健康之工业种类及某种工业之每日工作时间应减少若干小时，由劳工委员会制定和公布之。第四条，所有在下午九时至上午六时做工之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较通常工作时间少一小时。”而《中国苏维埃》对此的记载则是：“第一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第二条，未成年工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第三条，地下工作及特殊劳苦工作应减少工作时间。第四条，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最多不得过四小时。”
《红旗周报》上所载《土地法草案》第一条记载：“所有封建主、地主、豪绅、寺院以及其他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佃，一概立即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民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主，无权取得任何分地，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衰老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倚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得土地后另谋处理。”而《中国苏维埃》则记载：“凡属地主的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解释：1.凡占有土地自己不能耕种，而利用它获取地租者，都是地主，其土地一律没收。2.富农占有土地，除自己使用外留有一部分出租给他人耕种者，出租部分的土地一律没收。凡属祠堂、庙宇、教会官产等占有的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解释：3.这些祠堂、庙宇、教会官产等的土地，大半都是归豪绅僧尼牧师族长等所占有，即或表面上是‘一族公有’或‘同姓公有’或‘地方公有’，實际上都是族长、会长、豪绅垄断，用来剥削农民的，所以这种土地一律没收。”
由上举例，清楚地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中央准备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苏维埃》上所载文献，作了进一步修正和加工。
仔细研读中央准备委员会所起草的和通过的各种法律文件，会发现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都为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弹性的。这既说明这些文献的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一苏大”的许多准备工作还有待在中央苏区细化和补充完成。将《中国苏维埃》上的文献与“一苏大”通过的对外公布的文献相对照，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的某些文献，自1931年始中共中央也曾做过进一步加工。
（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