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九月，沂蒙山腹地。
　　山东省临沂平邑县一座小山村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开始商量参军事宜，而他们将要加入的是一支独特的队伍——担架队。
　　1946年9月，沂蒙山腹地。
　　山东省临沂平邑县一座小山村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开始商量参军事宜，而他们将要加入的是一支独特的队伍——担架队。
　　各村青年报名积极性异常高涨，在很短的时间内，平邑县就组织起了68副担架，354人。很快，队伍进行了严密编组，一副担架5个人，三副担架一个班……奔赴前线。当时只有20岁的王立法，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没什么可想的，抬起担架就上前线啊”。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平邑担架队跟随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莱芜战役中，他们从家门口平邑镇路过，全体队员无一人离队进入近在咫尺的家门。这次战斗中，除顺利完成转运伤员的任务外，他们还俘虏了敌人215人。为此，这支担架队荣获了“陈毅担架队”的荣誉称号。
　　不仅是平邑担架队，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沂蒙山腹地到胶东地区，都有民兵担架队的身影。今天，我们能从很多渠道了解他们曾经的光荣岁月。一份名为《担架团沂蒙战役工作总结》的档案中，对担架队员的工作有详尽的描述：这些年轻人“抬起担架是担架员，放下担架是看护员”，在找不到卫生机关的时候，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看护伤员。“经常问饥、问渴、问冷、问热”，“吃饭是先伤员后自己”，而在有限的条件下“用自己的饭碗或己备的小瓢，给接屎尿”，也是经常的事情。
　　解放战争时期，平邑担架队的足迹，遍布鲁、冀、苏、豫、皖5省，到新中国成立，这支队伍中的49人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沂蒙这片八百里红色热土上发生着，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就此书写。而爱党爱军、拥军爱国的红色传承，在这里从未间断，并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丰富其内涵，精炼其本源。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打得日军闻风丧胆。“一家三兄弟，齐齐上战场”的事迹时有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组织的支前民兵与担架队伍，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跟随人民军队转战南北。而在后方，沂蒙人民把节省的粮食、马草等物资不断送往前線。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物出物。
　　从用乳汁救助伤员的“红嫂”，到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她们与“沂蒙母亲”王换于一起，共同书写着沂蒙女性的形象。而“沂蒙母亲”这一光荣称号，也从王换于一人，逐渐成为整个沂蒙女性的共同称谓，成为战争时期沂蒙精神的代言。
　　新世纪，沂蒙“一家三代当红嫂”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沂蒙母亲”王换于在抗战时期创办收养八路军子女和烈士遗孤的“战时托儿所”，收养徐向前、罗荣桓等著名革命将领后代;“沂蒙红嫂”张淑贞在哺乳期舍下女儿，喂养烈士遗孤;而今，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获誉“当代红嫂”，她不仅向官兵赠送鞋垫和生活用品，还当起了红嫂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这是独属于“沂蒙母亲”的红色传承。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乡村振兴与全民共同奔小康的步伐不断加快。红色的沂蒙人，用新的形式为沂蒙精神拓展出新的时代内涵。沂蒙精神也成为临沂，这座鲁南最大城市的文化基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莒南县厉家寨，整梯田、拓河道、建水库、修塘坝，向穷山恶水宣战。1957年，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称赞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20世纪80年代，平邑县九间棚村，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等9名党员带领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架电线、修公路、创企业。九间棚就此走出大山奔小康。
　　新世纪，兰陵县代村，“时代楷模”王传喜带全村党员干部奋斗19年，将一个负债380万的落后村，发展成为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过亿的乡村振兴排头兵。
　　新中国70年，越来越多的时代英模人物在沂蒙精神的滋养下，为临沂这座红色之城树立起一座座丰碑。
　　上百次战斗，三次立功，十次负伤，动过47次手术的特等伤残军人;退伍后，拖着残躯带领乡亲建设家园，并将自己的经历体会写成小说，用全身坚强意志和满腔为民情怀书写“极限人生”，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是沂蒙精神的代表人物朱彦夫。
　　四川省凉山州木里森林火灾，27名森林消防员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幸遇难，他们年龄最小的仅18岁，其中5人来自山东。他们中4位临沂人：赵永一、康荣臻、张帅、徐鹏龙。
　　2013年，习近平同志到沂蒙看望老区人民，他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百万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洒疆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英雄之城感动中国。
　　这里就是临沂，一座城的红色传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