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夹杂着憧憬、兴奋和依依不舍的哭喊声中，列车还是开动了。站台上送行的父母，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含泪告别。火车满载着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懵懂少年，驶向了远方。
这是1968年。
这一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从此，一场持续了12年之久、至少1600万知识青年参与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浪潮。这不仅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也在未来数十年影响到了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变迁。
几十年后，他们在青春期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构成了“现在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未来的中国，还会打上他们的烙印。
年轻诗人郭路生那个时候还没有使用笔名“食指”，患上精神疾病还是几年之后的事。
1968年，他已写下《相信未来》等作品，但影响还仅限于北京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小圈子”内。在此后的1970年代，他的名声迅速远播云南、东北、内蒙古等边陲……凡是有知青插队的地方，几乎无不悄悄流传着他的诗篇，以及那个年代特有的，被称为“白皮书”、“灰皮书”的内部读物。
此时的中国，正陷入一片亢奋和迷乱之中。持续了3年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发酵。大学停止了招生，工厂停止了招工，中学里的少年们到处串联、游荡，组织各种革命“组织”，互相“批判”、“武斗”，挥洒着无处发泄的荷尔蒙。
李银河和王小波。
只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要挥霍掉。一旦到了初、高中毕业的年龄，他们便会被动员起来，加入到“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中去，然后被强制派到各地的农村和农场。这批庞大的知青队伍中，日后出现了人们耳熟能详甚至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有的成了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政治家，但跻身于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的人数却少得不成比例。
李银河是在1969年踏入插队的知青队伍的。原本可去吉林，但她写下“血书”，执意要去条件更恶劣的内蒙古。在那里，她度过了她的17岁到20岁。日后，在回忆这段日子时，她用颇复杂的语气说，起初“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但此后一系列“残酷的现实”把她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
李银河插队的地方是一片盐碱地，亩产只有70斤。但撒下去的种子就要30斤。吃不饱、异常负重的体力劳动使许多女生都落下了终生疾病。精神的苦闷和迷惑更是让这批年轻人难以消受。出于责任感，她对当时的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但自己“入团”的事却从此卡了壳。她的父亲，早年加入抗战并一直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闹革命、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社创社元老的一位正直的老报人，也遭遇批判。
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刚在党的九大上被指定为“接班人”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却于1971年传出了“叛逃”身亡的消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相信谁的？能相信谁的？……“当时，政治环境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李银河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说。
与李银河一样，那些起初满怀着理想的少年，在投身到农村之后，才发现处处碰壁的现实。他们原本是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却发现自己难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而农民们似乎从骨子里并不欢迎他们。一些人染上了抽烟、赌博甚至酗酒的恶习。女知青被侮辱甚至被强奸的消息也时有传出。
“回到城市”成为一股潜流。许多人都在寻思着能够返城的任何机会。1970年，暂停了数年的大学招生又重新开启闸门。但此前“凭分录取”的标准不再被执行，换之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家庭出身。为了争取极少的上大学的名额，每个家庭都在竭尽所能，“走后门”的不良风气滋生、蔓延。
1972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了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通知》称，“反对特权化”，大学招生中，“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5個月后，中央又发布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
事后看来，“上山下乡”运动既有改造青年思想、消除社会分工等意识形态的动机，也有恢复“文革”中动荡的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现实考虑，当然，还可以被认为是国家试图消除“三大差别”（工农业、城乡、体力和脑力劳动）、统筹城乡发展以及解决就业压力等现实问题所作的一种尝试。
李银河当时被推荐去了山西大学读历史系。与许多“工农兵学员”（特指1970～1976年间通过推荐上大学的人）一样，这段上大学的经历，并没有成为李银河履历中值得骄傲书写的一笔，反而成为她心中一段挥之不去、不愿触及的阴影。
她对自己的工农兵大学生学历非常不甘心。李银河说，她以前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当时是考分最高的女校，而她当年读书成绩又是非常优异。直到多年后，李银河在回忆时仍对此耿耿于怀：“我的智力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我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清华？北大？北师大？还是山西大学？它得有一个考试！我就从来没有这样的考试。没有！”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文革”结束后不久，李银河经过几年短暂的工作后，就迅速赴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并成为我国设立文科博士后制度后的第一个社会学博士后。
李银河可能算是同龄人中最为幸运的少数人之一，因为出生于1950年代的人，在他们最美好的青春时期，大都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长期关注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潘鸣啸（Michel Bonnin）在其一部探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著述中，将这一代人——多达1600多万的城镇知识青年——称为“失落的一代”。 “他们把青少年的理想、幻想、那些很天真的信仰都毁灭了，因为他们看到的事情跟他们（此前）所学的东西反差太大，现实把那些信仰摧毁了。”潘鸣啸说。
但残酷的现实，也激发他们做出独立的思考。他们对往日那种输灌给他们的一整套的话语和体系进行了认真的审视。这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比如，诗人北岛在其著名诗篇《回答》中的那句石破天惊的发言：“我——不——相——信。”再比如，诗人舒婷在1980年写的诗歌《一代人的呼声》：“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代人不仅仅是“失落的一代”，也是“独立思考的一代”。
历史的长河，在1978年猛然间转了一个大弯。从此，中国逐步告别了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至上和“阶级斗争为纲”。两年后的1980年，“上山下乡”正式终结。对于这场持续了多年的政治运动，邓小平有过经典的评述：国家花了300亿，买来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但这代人的青春故事并未因此而结束。不少“下乡”的青年再也没有返回到他们的城市，为了洗刷不好的家庭“出身”，他（她）们主动与农村的贫下中农结婚生子，彻底“扎根”在农村。
油画《我的前夫》（王国斌作）表现了一场“文革”期间山西窑洞前的中国特色的婚礼。作品中的新郎是村干部的老光棍儿子，脸色黝黑苍老，手指粗大扭曲，笑得合不拢嘴。知青新娘则无限委屈、忧伤和无奈。她或许已经无家可归，慈祥的父母也许身陷牛棚或遭不测。脚边的旅行包是她的全部嫁妆。
更多的青年则踏上了拥挤的“返城路”。人生的分野也在此时拉大。长期关注知青群体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说，这些知青回到城市后，由于年龄偏大、文化基础薄，不能从事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在城市里只得沦为弱势群体。1990年代后期，随着国企改革等，这代人再次首当其冲，遭遇失业的窘境。因此，有人对这一代人的命运，用了6个字就做出了形象的概括——“从下乡到下岗”。
只有极少数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那些刚刚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的精英们，又在此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冲到了最前线。他们要拼命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博士毕业回国后，李银河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到研究中去。压抑了多年的“做事”的渴望让她一口气搞了10项研究课题。以至于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的学者听说后，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而整个国家也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了剧烈的转型。后面的故事，尽人皆知。
但“50后”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气质，他们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切，并未因整个社会的“重商主义”而消失。
今天，我们从许多“50后”的回忆文章和访谈录中都能感觉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青春期，让这代人产生了一种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和特殊的“政治关怀”。那就是，不仅在青年时期，他们几乎终身都在思考同一个宏大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不仅与他们早年受到的红色教育有关，也与他们自身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如今已届退休年龄的李银河，仍未抛棄这种情怀。在她业余写作的文章中，不少都是直面当下、针砭时事。几年前，在得知某位“发小”官升副部级时，她写下了一篇《对我辈政治精英的期待》的文章。
她说：“现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已经开始掌握权力了。我希望这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成功，也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政治最荒诞的时期，对民主做过认真的思考，一旦有了权力，应当能够改善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它变得更加民主。”这也是整整一代人对进入权力机构的同龄精英人物的一个期待：“你们是仅仅满足于个人的荣誉，还是能够真正为中国的进步做点贡献呢？”
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着诸多极其棘手的世界级难题，对于中国的未来，李银河仍表达着谨慎的乐观和期待。民智已开，开放的社会也不再具有“关闭”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以及“50后”政治家群体正在崛起。
在她看来，这批政治精英们经历过时代的剧变，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底层民众的需求与所盼。曾经的共同历史经验，使“共和国一代”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识，理想主义色彩与稳健务实风格并存的处事风格，再加上当今中国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足以支撑深层改革的雄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条件，这一切都有理由让人们相信，这个国家只会“向前走”，不后退。
正如同样有过知青经历的“50后”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使他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现在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肩上。”
这是1968年。
这一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从此，一场持续了12年之久、至少1600万知识青年参与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浪潮。这不仅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也在未来数十年影响到了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变迁。
几十年后，他们在青春期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构成了“现在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未来的中国，还会打上他们的烙印。
青春的政治色彩
年轻诗人郭路生那个时候还没有使用笔名“食指”，患上精神疾病还是几年之后的事。
1968年，他已写下《相信未来》等作品，但影响还仅限于北京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小圈子”内。在此后的1970年代，他的名声迅速远播云南、东北、内蒙古等边陲……凡是有知青插队的地方，几乎无不悄悄流传着他的诗篇，以及那个年代特有的，被称为“白皮书”、“灰皮书”的内部读物。
此时的中国，正陷入一片亢奋和迷乱之中。持续了3年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发酵。大学停止了招生，工厂停止了招工，中学里的少年们到处串联、游荡，组织各种革命“组织”，互相“批判”、“武斗”，挥洒着无处发泄的荷尔蒙。
只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要挥霍掉。一旦到了初、高中毕业的年龄，他们便会被动员起来，加入到“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中去，然后被强制派到各地的农村和农场。这批庞大的知青队伍中，日后出现了人们耳熟能详甚至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有的成了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政治家，但跻身于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的人数却少得不成比例。
李银河是在1969年踏入插队的知青队伍的。原本可去吉林，但她写下“血书”，执意要去条件更恶劣的内蒙古。在那里，她度过了她的17岁到20岁。日后，在回忆这段日子时，她用颇复杂的语气说，起初“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但此后一系列“残酷的现实”把她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
李银河插队的地方是一片盐碱地，亩产只有70斤。但撒下去的种子就要30斤。吃不饱、异常负重的体力劳动使许多女生都落下了终生疾病。精神的苦闷和迷惑更是让这批年轻人难以消受。出于责任感，她对当时的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但自己“入团”的事却从此卡了壳。她的父亲，早年加入抗战并一直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闹革命、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社创社元老的一位正直的老报人，也遭遇批判。
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刚在党的九大上被指定为“接班人”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却于1971年传出了“叛逃”身亡的消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相信谁的？能相信谁的？……“当时，政治环境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李银河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说。
与李银河一样，那些起初满怀着理想的少年，在投身到农村之后，才发现处处碰壁的现实。他们原本是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却发现自己难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而农民们似乎从骨子里并不欢迎他们。一些人染上了抽烟、赌博甚至酗酒的恶习。女知青被侮辱甚至被强奸的消息也时有传出。
“回到城市”成为一股潜流。许多人都在寻思着能够返城的任何机会。1970年，暂停了数年的大学招生又重新开启闸门。但此前“凭分录取”的标准不再被执行，换之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家庭出身。为了争取极少的上大学的名额，每个家庭都在竭尽所能，“走后门”的不良风气滋生、蔓延。
1972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了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通知》称，“反对特权化”，大学招生中，“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5個月后，中央又发布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
事后看来，“上山下乡”运动既有改造青年思想、消除社会分工等意识形态的动机，也有恢复“文革”中动荡的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现实考虑，当然，还可以被认为是国家试图消除“三大差别”（工农业、城乡、体力和脑力劳动）、统筹城乡发展以及解决就业压力等现实问题所作的一种尝试。
“失落的一代”
李银河当时被推荐去了山西大学读历史系。与许多“工农兵学员”（特指1970～1976年间通过推荐上大学的人）一样，这段上大学的经历，并没有成为李银河履历中值得骄傲书写的一笔，反而成为她心中一段挥之不去、不愿触及的阴影。
她对自己的工农兵大学生学历非常不甘心。李银河说，她以前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当时是考分最高的女校，而她当年读书成绩又是非常优异。直到多年后，李银河在回忆时仍对此耿耿于怀：“我的智力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我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清华？北大？北师大？还是山西大学？它得有一个考试！我就从来没有这样的考试。没有！”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文革”结束后不久，李银河经过几年短暂的工作后，就迅速赴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并成为我国设立文科博士后制度后的第一个社会学博士后。
李银河可能算是同龄人中最为幸运的少数人之一，因为出生于1950年代的人，在他们最美好的青春时期，大都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长期关注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潘鸣啸（Michel Bonnin）在其一部探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著述中，将这一代人——多达1600多万的城镇知识青年——称为“失落的一代”。 “他们把青少年的理想、幻想、那些很天真的信仰都毁灭了，因为他们看到的事情跟他们（此前）所学的东西反差太大，现实把那些信仰摧毁了。”潘鸣啸说。
但残酷的现实，也激发他们做出独立的思考。他们对往日那种输灌给他们的一整套的话语和体系进行了认真的审视。这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比如，诗人北岛在其著名诗篇《回答》中的那句石破天惊的发言：“我——不——相——信。”再比如，诗人舒婷在1980年写的诗歌《一代人的呼声》：“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代人不仅仅是“失落的一代”，也是“独立思考的一代”。
政治关怀和责任
历史的长河，在1978年猛然间转了一个大弯。从此，中国逐步告别了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至上和“阶级斗争为纲”。两年后的1980年，“上山下乡”正式终结。对于这场持续了多年的政治运动，邓小平有过经典的评述：国家花了300亿，买来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但这代人的青春故事并未因此而结束。不少“下乡”的青年再也没有返回到他们的城市，为了洗刷不好的家庭“出身”，他（她）们主动与农村的贫下中农结婚生子，彻底“扎根”在农村。
更多的青年则踏上了拥挤的“返城路”。人生的分野也在此时拉大。长期关注知青群体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说，这些知青回到城市后，由于年龄偏大、文化基础薄，不能从事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在城市里只得沦为弱势群体。1990年代后期，随着国企改革等，这代人再次首当其冲，遭遇失业的窘境。因此，有人对这一代人的命运，用了6个字就做出了形象的概括——“从下乡到下岗”。
只有极少数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那些刚刚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的精英们，又在此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冲到了最前线。他们要拼命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博士毕业回国后，李银河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到研究中去。压抑了多年的“做事”的渴望让她一口气搞了10项研究课题。以至于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的学者听说后，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而整个国家也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了剧烈的转型。后面的故事，尽人皆知。
但“50后”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气质，他们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切，并未因整个社会的“重商主义”而消失。
今天，我们从许多“50后”的回忆文章和访谈录中都能感觉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青春期，让这代人产生了一种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和特殊的“政治关怀”。那就是，不仅在青年时期，他们几乎终身都在思考同一个宏大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不仅与他们早年受到的红色教育有关，也与他们自身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如今已届退休年龄的李银河，仍未抛棄这种情怀。在她业余写作的文章中，不少都是直面当下、针砭时事。几年前，在得知某位“发小”官升副部级时，她写下了一篇《对我辈政治精英的期待》的文章。
她说：“现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已经开始掌握权力了。我希望这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成功，也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政治最荒诞的时期，对民主做过认真的思考，一旦有了权力，应当能够改善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它变得更加民主。”这也是整整一代人对进入权力机构的同龄精英人物的一个期待：“你们是仅仅满足于个人的荣誉，还是能够真正为中国的进步做点贡献呢？”
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着诸多极其棘手的世界级难题，对于中国的未来，李银河仍表达着谨慎的乐观和期待。民智已开，开放的社会也不再具有“关闭”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以及“50后”政治家群体正在崛起。
在她看来，这批政治精英们经历过时代的剧变，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底层民众的需求与所盼。曾经的共同历史经验，使“共和国一代”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识，理想主义色彩与稳健务实风格并存的处事风格，再加上当今中国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足以支撑深层改革的雄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条件，这一切都有理由让人们相信，这个国家只会“向前走”，不后退。
正如同样有过知青经历的“50后”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使他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现在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