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帆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
　　
　　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一些人曾掀起对“海洋文明”的艳羡，但仅止于艳羡，而没有从主观上求索构建中国自身蓝色文明的意识形态。在诸多影视作品如《黄土地》、《红高梁》当中，我们还是囿于对陆上中国的国民性反思，而没有勇气畅想蓝色中国的图景。物质基础的匮乏和开放意识的不足，是当时这个主题没有再被探讨的根本原因。
　　现在，重新探讨这个主题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
　　在《啊，海军》一文中，笔者呼吁一种旨在改变传统中国国防战略思想的海洋和海权意识。其基本的假设在于：传统中国的国防战略思想是陆地防御，这和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直接相关，正是“天子守在四夷”的国防战略，维护了一个陆上中国的延续性。
　　然而，具有一万多公里海岸线的地缘特征，以及强国从海上来的历史要素，已经宣告了传统中国陆上防御战略的崩溃。在此，笔者呼吁构建一种全新的“蓝色中国”安全战略。
　　而对于这种“蓝色中国”的历史桎梏，就在于朝贡体制遗留下来的被动防御的思维元素。朝贡体制遗留的战略思维，包括以周边国家为缓冲国，以文化自大为基础的心理优势，以及由于战略纵深巨大而产生的消极防御思想。
　　现代高技术战争已经改变了上述思维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应当、也不可能再把邻国当做缓冲国，邻国也在纷纷寻求或联合防御，或自强自保（越南加入东盟、朝鲜寻求核武器）。文化优势也在周边国家“去中国化”的过程中消解。而战略纵深则在敌人不以占领领土为目的，而以外科手术式打击战略要地的新战争模式下显得无足轻重。
　　于是，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蓝色中国”安全战略。
　　在此，有必要解构传统朝贡体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挖掘传统中国的海洋意识，以从潜在的基因方面，寻找蓝色中国安全战略的内在基础。
　　丰富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联系。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是在中国强大并统一的时候，“朝贡”明显；而在中国软弱的时候不仅“朝贡”衰落，中国一些朝廷本身还得向别人朝贡。而中国统一的时间，在数量关系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以学者的统计，如果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为统一的计算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为81年（1759年～1840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宁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则为950年。以秦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按前一种标准的统一时间仅占4％，后一种也只占45％。在分裂的状态下，作为“朝贡”载体的中国统一王权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贯穿中国历史的“朝贡”实践呢？实际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还占领过长安，并强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关系。
　　传统东亚的国际关系，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另一条是以所谓“海上中国”（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为平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另辟蹊径，他研究了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认为“地域经济”在东南亚和东亚（而这正是传统朝贡国最集中的地区）所起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朝贡体制的地位，塑造了一个强调民间的、非国家的、共同体的、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换言之，中国沿海和这个经济区的历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经使中国部分地国际化了，朝贡体制只是存在最上层统治集团的意识中。滨下武志明确断言：“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虽然明清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从来不能阻止海上贸易和移民的发展。因此，将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结为“朝贡体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官史”的风格，只看到中国历史似乎一成不变的一面，没有关注到民间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及周边历史的多样性缺乏应有的分析。
　　“海上中国”的存在，证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存在两面性。同时也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陆上中国，在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缺乏海洋和海权意识的基因的。
　　海洋和海权意识的觉醒，是蓝色中国安全战略在民族意识中扎根的先导。由此，是否可以推动文化和教育方面，加强海洋（蓝色）中国概念的导向？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