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神圣的爱，
　　保卫祖国同仇敌忾，
　　自由，自由，可亲可爱，
　　为自由而战多豪迈！
　　高唱战歌夺取胜利，
　　胜利旗帜迎风展开，
　　自由胜利我们光彩，
　　垂死敌人目瞪口呆！……”
　　谈起老师戴维·柯鲁克，年已九旬的外交家周南，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用法语为我唱起《马赛曲》。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鼓舞斗志的自由赞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也广泛流传。
　　那天是2018年5月16日上午，明媚阳光洒进病房，雄浑歌声在耳边回荡。正当我沉浸之中，周南停止了歌唱，说：“1948年，我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学习，《国际歌》、《马赛曲》都是在那时候学的。”

赴西班牙反法西战场

　　时隔近3年，2020年11月4日上午，我来到周南家中，他又旧话重提：“戴维·柯鲁克来中国之前，1937年参加了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反對佛朗哥法西斯政权。他教我当时国际纵队用法文唱的两首歌，一首是《国际歌》，另一首是《马赛曲》。我后来一个人还常常唱《马赛曲》，现在前一半忘了，后一半还记得。”
　　戴维·柯鲁克，1910年8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祖辈原是波兰犹太人，为躲避沙皇宗教迫害，移居英国。父亲经营皮货生意，起初小有收益，但在1921年萧条岁月中破产，这使得他15岁就辍学做工。
　　1926年英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戴维在亲戚办的一家工厂工作。父母为他能步入中产阶级行列，设法送他到伦敦技工学院学习，并安排他到巴黎学习法语。
　　那时，戴维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富翁，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1929年4月，他远渡重洋，只身前往美国。但是，如他在自传《从汉普斯泰德荒原到天安门》（写成于1993年，未出版）中所说，“我选择的时间大大错了。在1929年10月美国股票开始大跌之前6个月，我来到了美国。”
　　大萧条席卷全美，戴维不得不在一家毛皮厂干活，处理臭得令人窒息的生毛皮，每周挣15块钱。他目睹底层工人的悲惨生活，开始接触进步书籍，阅读有关苏联的报道。
　　通过勤工俭学，戴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加入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那里，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大为增长。为了把共产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他与同学们一道，支持肯塔基州哈伦县煤矿工人罢工运动，遭到当局审讯与驱赶。这场斗争经历，使他从哥大毕业回到伦敦后，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1936年7月，佛朗哥发起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共和国政府，施行法西斯统治，西班牙内战爆发。戴维加入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共同奋战。他在文章中写道：“1937年1月初，我们这批志愿人员乘坐歪歪斜斜的老式火车，从法、西边界开往巴塞罗纳。穿着制服的共和军青年士兵们，探身窗口，脸上挂着笑容，右臂举起，紧握拳头，行着火线上常见的那种敬礼。车上用白粉刷着‘宁死不屈’的口号，这就是共和制西班牙的决心。”
　　在保卫雅拉玛山谷的战斗中，戴维腿部中弹受伤。以后，有一首叫《雅拉玛》的歌，就是纪念这场战役：“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着它。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
　　戴维撰文回忆：“1937年2月12日，萨姆·怀尔德和我，参加英国志愿兵一个排坚守山头的战斗。给我们的通知里说：‘没有接到命令，不能离开山头。’山头已是血迹斑斑，我们执行了命令，直到几乎所有战友都丧失了生命。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人，先后都受了伤。我们被迫撤下山坡，进了一个小橄榄树林，隐蔽在林边土坎后面。”
　　半夜，戴维被送到马德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所在的医院。住院6个星期，他在电台协助做英语广播，还访问了海明威。“欧内斯特·海明威用笔报道西班牙内战，在马德里一家旅馆房间里，和朋友们一起欢笑、赌钱、饮酒，而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他们是在旅馆最顶层，这里当然是最危险地方。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有一天晚上，我和海明威以及他的几个伙伴在一起。”
　　养伤期间，戴维向白求恩大夫借阅美国记者斯诺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开始关注中国革命。此后，他在《〈红星〉指引我到中国》一文中回顾道：“斯诺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报道，包括五次反围剿，伟大的长征——特别是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革命根据地延安和那里的生活气息；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英勇精神等，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时在我看来，中国抗日战争和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有共同之处。这样，当国际纵队撤离西班牙后，我就希望去保安，参加那里的革命斗争。”
　　1938年夏，受共产国际委派，戴维从西班牙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准备撰写一些有关上海工人的报道。起初，他任教上海圣约翰大学，1940年赴抗战大后方，在四川成都金陵大学教书。
　　有一天，戴维在办公室遇见伊莎白·布朗小姐，对她一见钟情。伊莎白出生于成都，父母是加拿大传教士。1938年，她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返回中国。因妹妹生病，她前来代课。
　　此时，伊莎白应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聘，在璧山县兴隆场参与乡村建设项目，戴维经常到乡下看望她。1941年夏，两人来到红军长征途中激战过的大渡河，望着铁索桥下奔腾的河流，戴维向伊莎白求婚。
　　这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戴维决定回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途经纽约时，戴维到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与斯诺一起共事，为中国抗战募捐。经过漫长与艰难旅行，戴维与伊莎白分头回到伦敦，于1942年结为伉俪。戴维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南亚各盟军中从事情报工作，被派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与缅甸驻扎。伊莎白加入英国共产党，在加拿大妇女军团服役。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戴维退役后，进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中文。伊莎白师从伦敦经济学院雷蒙德·弗思，攻读人类学博士。此时，重读《红星照耀中国》再次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如今中国发生了什么？真该亲眼去看看。这个想法得到了英共中央支持，为他们开具了介绍信。 　　1947年秋，柯鲁克夫妇经香港转道上海、天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于次年春，来到太行山区一个村庄——河北省武安县石洞乡十里店，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土改工作队，全程参与土改复查运动。夫妇俩穿起土布军装，深入农民家庭，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地上与农民一起吃饭、谈心，收集了这个村子1937年至1947年，这10年的历史与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材料。后来，他们共同执笔写成《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两部著作。
　　此时，华北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平津解放在望。1948年夏，柯鲁克夫妇完成调查研究，准备收拾行李，返回英国。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恳请他们留下来，到位于南海山村的中央外事学校教授英语。柯鲁克夫妇答应了。

培训新中国外交人才

　　也在1948年夏，周南以燕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赴河北省泊头镇，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局城工部，参加学运干部暑期训练班。他回忆说：“这年8月，上级领导找我谈话，中央新成立一所外事学校，为解放后培养外交干部，你去那儿吧。于是，我从城工部领了介绍信和路条，背上一个小包，一个人昼行夜宿，穿越冀中大平原，来到石家庄获鹿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南海山村报到。”
　　“9月，我暂时分配到高级班，也就十来个人。戴维·柯鲁克是这个班的教师。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读什么书，就是找一些外国报刊上的英文评论，用英语讨论国际形势。有时，列队到南新城村，与华北军政大学师生一起，听叶剑英校长和副校长萧克将军等人，做关于解放战争形势报告。”
　　“我们还成立一个党小组，我当了小组长。戴维是英共，跟中国党过党的生活。他常常开玩笑说，你是我的政委。我俩关系好，谈得来。每逢星期天，我与他结伴，有时伊莎白参加，往西走到太行山脚下一个山包，爬到山顶上玩。”
　　当时，中央外事学校所在地南海山村，与华北军政大学所在地南新城村，相隔只有二里之遥。叶剑英是军政大学校长，又是中共中央外事组主任，因此兼管中央外事学校工作。校长是浦化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一度当过牧师。离开教会以后，他加入了共产党。
　　中央外事学校的前身是设在延安窑洞，后来又迁往张家口的华北联大所属英语培训班。1948年夏，在南海山村重新组建起来，只有不到40个学生，按水平分为初级班、中级班与高级班；六、七名教员中，除柯鲁克夫妇、美国女教师葛兰恒，其余都是中国人。学校既无宿舍，也无校舍，师生都住在各个村落的老乡家，上课一般都在户外空地，条件极为简陋。

　　教科书更是个大问题。柯鲁克夫妇写道：“我们用的是仓促中汇集起来、在粗糙草纸上打印成的教材。有的纸张上，还夹杂着一根根造纸时未压碎的草梗。（扯掉草梗，就可能把几个字母一齐拽走。）这些教材从教学角度看，水平也不高。当我们问及教学方法时，得到的回答是：‘只要对学生讲英语，讲什么都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讲英语。’”
　　柯鲁克夫妇设法收集一些英文報刊上的文章，从中挑选范文。每天晚上，他们在昏暗油灯下备课，经常打字到深夜，定稿后再刻成蜡板印制，一本本简洁、实用的英语教材，就这样“出版”了。
　　自传中，戴维记述了一桩往事：“当伊莎白和我开始在南海山教书时，我们同时也准备将土改中获得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书。可是，在中国农村生活中，‘个人生活’是谈不到的。学生们可以在一天任何时间，完全不客气地闯进房间来问问题。我写作关于土地改革文章的思路，常常被‘who和whom的区别’打断了。为此我很恼火。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房间门上：‘上午是上课时间，欢迎来提问。但下午是我们的写作时间，请勿打扰。’这件事引起了批评：一个解放区教师应当‘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后来，我们把那张纸条撕了下来。”
　　柯鲁克夫妇完全适应了简朴生活，学员一日两餐小米饭，每月吃一次肉，改善一下伙食。师生大体一样，他们也不例外。一个夏天炎热中午，几个学生路过柯鲁克家门口，看到门道里，戴维在架起的一扇门板上睡觉。看着他数日未刮的连鬓胡茬，呼呼大睡的样子，一个学生笑道：“你们看，像不像济公活佛？”
　　平时没有多少娱乐，也就是每星期六晚上，师生们列队到南新城村，与军政大学师生一起，在一间放粮食的大仓库里开舞会。周南乐呵呵地说：“有几个拉胡琴的，拉的是解放区陕北小调，便是舞伴奏了。大家穿着大棉袄棉裤，在那儿跳舞。我的印象是，叶剑英每次必到，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居多。因为我没学交谊舞，跳过一、两次，老踩人脚。”柯鲁克夫妇也加入跳舞行列，由于女舞伴少，大家争着请伊莎白一起跳。
　　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国民党对学校发动多次空袭。柯鲁克夫妇写道：“有一次，我们学校所在地，更重要的是，离学校不远的以叶剑英总参谋长为首的军政大学驻地，被几个获释后逃跑的俘虏所泄露，于是空袭开始。我们没有空军迎战，只好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分散到田野里，在庄稼丛里进行非正式授课，直到天黑才回村。”
　　柯鲁克夫妇与大家一起，拿起铁锹、镐头挖防空壕。只要听到敲钢轨发出的警报声，立即紧急躲避。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袭，飞机几乎擦着屋顶飞过，一阵扫射将柯鲁克夫妇住所房顶打穿，露出几个大窟窿。戴维风趣地说：“我看得见飞行员，他看不见我，当然打不中我啰！”
　　“到了10月下旬，突然传来傅作义骑兵从北平出发，要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中央机关、学校紧急疏散。”周南回忆说：“我记得是一个中午，吃过中饭，背着背包紧急出发，往南去赞皇县山区。那天夜里继续走，很多人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越走越沉，沿路往外扔东西。天亮了，我们在一个小村子旁边吃了点干粮，接着走到下午，到达赞皇山区。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傅作义骑兵在半途遭到华北野战军阻击，撤回去了。毛主席曾在新华社发表一篇社论：早已经看清你的阴谋，北平城不想要了，是不是？揭了傅作义老底。我们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又回到南海山村。”这次向赞皇地区急行军，一口气走了四、五十里。戴维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本可以骑马，却把马匹让给体弱有病的学生，自己坚持步行。 　　不到两个月，平津战役打响，外事学校奉上级指示，随军北上进驻良乡。师生听取彭真的形势报告，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柯鲁克夫妇也参加学习。此时，周南担任初级班班主任兼英语教师。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柯鲁克夫妇又与师生一起步行160公里，来到北平。周南与一位男同学，骑自行车进入西直门，为外事学校找房子。学校最初设在御河桥3号原日本兵营旧址，屋里没有任何家具，白天坐在小马扎上上课，晚上睡在地板上。
　　1949年6月，中央外事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校。周南回忆说：“到了夏天，学校又搬迁到袁世凯在西苑的旧兵营，房子很简陋，又年久失修。这时，学校扩大了，增设法文部、俄文部，我担任法文部级主任。1949年10月1日，我们还住在御河桥，离天安门没有几步远，很早排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坐着等，参加了开国大典。”柯鲁克夫妇也在观礼台上，与数十万群众齐声欢呼。戴维后来回忆说：“当我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振奋。”

献身中国教育事业

　　1950年秋，周南参加抗美援朝，离开了北京外国语学校。此后，与柯鲁克夫妇保持了终生友谊。他说：“戴维为人朴实、没有架子，看上去好像一个外国乡下人那样，又有点像中国老农民的气度。作为学校大家庭一员，他跟学生相处融洽，分不清是教师还是学生，所以容易交朋友。我跟戴维关系比较密切。伊莎白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两个人有点差别。我跟她的关系，不如戴维亲密。”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戴维担任英文部副主任、英语教研室主任兼教师；伊莎白教授口语。学生增加到数百名，师生过着简朴的供给制生活。士兵营房就是学生宿舍，教师们则住在围墙边上的平房，冬天取暖用煤炉。头一年多，学校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上课钟声一敲响，柯鲁克夫妇拎着小马扎，夹着黄草纸上写的备课提纲，领着全班同学分小组围坐在练兵场上。学生把膝盖当书桌，聆听讲课。上午三节课后，中午到点开饭，学校没有餐厅，还是10人一组，值勤同学领一脸盆菜，放在离厨房不远的地上。柯鲁克夫妇各捧一只大粗瓷碗.与学生蹲在地上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一次，大家吃得正带劲儿，突然刮来一阵风，每个人饭碗里都落了些尘土。戴维风趣地说：“嘿，今天上帝没打招呼就来参加宴会，他什么见面礼也没带，就是运一点胡椒面儿。没关系，吃吧！”顿时，引起一场大笑。
　　学生人数逐渐增多，草纸印的教材已不能满足需要，柯鲁克夫妇开始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他们从英国《工人日报》等进步刊物上选编时事述评，从J.B.S.霍尔丹的科普读物中摘选文章，从马克思、斯诺等外国进步作家著作里摘录经典，把材料从易到难归类，编成初、中、高级三册课本，由专业印刷厂印刷。就这样，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课本诞生了。
　　1954年，学校迁至北京西郊魏公村，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院第一次分房子，分配原则是：共产党员住朝北的，非党员住向阳的。柯鲁克夫妇生怕把他们当外人，让住向阳的。“还好，把我们当同志看待，也让我们住朝北的。我们为此特别高兴。”
　　两年后，柯鲁克夫妇被教育部确定为专家身份。他们极力反对，认为这会损害外国教师与中国教师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他们还反对拿高于一般教师几倍的专家工资；反对设立专家餐厅，要求每天与学生一起用餐。最后，院领导同意他们只拿一半专家工资，周一至周六到学生餐厅吃中饭。
　　1960年，戴维接到英国利兹大学聘书，夫妇俩考虑回英国定居。“就在那时，我听到苏联政府停止贷款、撤走专家的消息。我们不希望把我们回国与苏联专家撤走，看成是有关联的行动，所以我们决定不走。”戴维告诉学院党委书记，也许会推迟出发时间。学院的回应是“留下”，于是他们留了下来。
　　三年困难时期，柯鲁克夫妇坚持与中国教师同甘共苦，他们在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野菜，打榆树叶做蒸糕吃；还主动提出降低工资、与中国人民分担困难的要求。经国家外国专家局与学院商定，将他们的工资下调30%。周南评价说：“柯鲁克夫妇不张扬，不像有的外国人以专家自居。他们关心中国的发展，积极参加中国党的活动。”
　　上世纪50年代初，学校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指示，安排柯鲁克夫妇与学校英语系党小组，一起过组织生活，参加中国教职工政治学习。对这一安排，他们感到幸福与快慰，觉得中国党把他们视为自己人。
　　每两周有一次党小组生活会，而且都是在晚上开。他们在党小组会与政治学习时，也完全与中国同志一样，讨论国家大事、政治生活以及学校重大事情，并提出意见。他们严于律已，进行自我批评，帮助其他党员克服缺点。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戴维主动要求结合工作，进行全面自我检查，在全系教职员面前用英语做检查报告，引起了轰动。
　　进入50年代，西方陆续有共产党员到中国工作，在京英共党员建立了自己的党组织，也定期过组织生活。从那时起，他们不再参加中国党小组与政治生活讨论，为此闹过好一阵情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柯鲁克夫妇以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加入贴大字报、参与辩论的行列。戴维卷入学院派性斗争，遭受了五年监禁。1972年3月，伊莎白被“校内拘留”3年半后，解除隔離审查，重新走向讲台。过了一年多，戴维也被释放回家，对家中保姆讲：“被关时最初好苦啊！吃的东西要从门下面递，睡的是石头地上铺块木板。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宣布柯鲁克夫妇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外国专家无罪、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他们公开道歉。周总理讲完话后，举杯首先来到柯鲁克一家的圆桌旁，第一句话就是：“柯鲁克同志，你受苦了，祝贺你们全家团聚。你是中国党、中国人民的好同志、好朋友，我向你们道歉。”柯鲁克夫妇感动得热泪盈眶。次日，戴维在写给周总理信中表示，尽管他已年过60，但也要像毛泽东、周总理那样，忘记年龄，为来华奋斗的事业，工作、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出狱不久，戴维投身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编纂工作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1978年，这部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年事已高，柯鲁克夫妇相继退休，但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热情不减当年，双双被聘为北外顾问。

　　戴维的学生周南，先后担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曾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与港澳回归谈判，担负起国家外交重任。“我回到北京，常常到他们家里看望，还是三楼那几间小房，不像外国专家。”周南感叹道。
　　2000年11月1日，戴维以90岁高龄辞世后，伊莎白一直忙于撰写书稿，又出版两部中国农村研究著作。2019年，她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如今，伊莎白105岁，仍然居住在三室一厅的教师公寓。客厅墙上，周总理木刻像两边，悬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条幅，这也正是戴维与伊莎白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