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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Pumped Up Kicks”在去年的成功，Foster The People另类的旋律已经把他们送上了顶峰。但是，就像乐队领头人Mark Foster解释的，他们光鲜的外表之下其实藏着一个黑暗的过去。“我曾经迷恋过很扭曲的东西。”他向Simon Goddard解释道。
面对着在栏杆后与他们对视的歌迷，半打彪形大汉保安看上去十分慌乱不安，这群歌迷瞪回这帮保安。接着爆发出他们的口号“Fozztah！ Fozz-taaaah！”（墨西哥口音的“foster”）成群被挤得无法呼吸的墨西哥姑娘们挥动着海报与荧光棒。
几英尺之外，她们痴迷的对象在一个支架台后面向她们招手。他们就是来自洛杉矶的Foster The People：Mark Pontius（鼓手，金发的冲浪爱好者），Cubbie Fink（出演过《90210》—帅气的贝斯手），以及大部分尖叫的指向者、拥有阳光笑容的主唱Mark Foster。他们正在墨西哥城Vive Latino音乐节的演唱会棚内，之后不久，这地儿就陷入了一片狂乱。
当Foster无意识地漫步到栏杆边与这些最热情洋溢的歌迷打招呼时，人群就像满载雌激素的地狱被捅破了一样。一分钟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被塞到了一辆客车里，随后客车加速驶离了人群，而在车后窗，歌迷们不停敲打着车窗并且像乌鸦般大喊着“Fozztah！”
“挺有爱的，”Foster脸红道，竭尽全力地想轻描淡写与这帮狂热歌迷的小碰撞。“但是看这些姑娘们啊，她们也就14岁吧……跟我们14岁的时候差不多。”
这是2012年的3月，在《Torches》—Foster The People的首张专辑发行了仅仅10个月之后。这张专辑在全球卖了100万张，它的成功是由第一支单曲“Pumped Up Kicks”引发的。这首大获成功的作品最早只是在网上疯传的一个视频，之后便席卷全球，最近一次统计显示有超过400万的下载量。乐队的名字被印在音乐节海报的第三位，这足以说明这个三人组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国际声望。在签售现场，折断的栏杆证明了拉丁人民的热情：男人们戴着摔跤面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装满啤酒的大口杯，姑娘们则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与此同时，大口豪饮龙舌兰酒的青少年大军们轮流在超级大毯子上将对方扔到10英尺的高空。这太疯狂、太令人兴奋了……才下午3点而已。
Foster The People的墨西哥巡演头天晚上在瓜达拉哈拉（墨西哥西部一座城市）正式开始。他们在那里还说服了一个墨西哥街头乐队加入到他们安可曲的表演中。结果演出效果出奇地好，于是Mark Foster想邀请那个乐队跟随他们一起到墨西哥城参加演出，甚至分给他们价值800美元的飞机票钱。结果这个乐队的经济人告诉他们，乐队必须留在当地继续表演，不然就会被解雇。这就解释了附近的一个小屋内传来的破喇叭般的声响，另一支临时请来的墨西哥街头乐队正在排练“Pumped Up Kicks”。“我们在想也许可以做一些跟当地乐队合作的事情。”Foster说，而小屋传来的墨西哥版“Pumped Up Kicks”听起来一团糟。“好吧，我就那么一说……”
从本质上来说Foster The People是Mark Foster的个人乐队，是这个充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28岁创作歌手的表达载体，他的一生就像好莱坞音乐剧般—从乡巴佬到超级明星，深陷毒品不能自拔的阶段自然也少不了。
1984年2月29日，Mark Foster在加利福利亚出生，后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长大。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年轻的Foster是一个早熟、孤独而又渴望受到关注的矛盾体。他在5岁时通过聆听自学钢琴。“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被卷入争斗，”他坐在演出当天被用来当做临时更衣间的足球场管理办公室里说，“我在学校时经常被欺负，没人待见我。当时我会做一些很傻的事来让人们注意到我，比如午饭时间在桌子上乱跳以及在400个孩子面前唱歌。我当时很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当然，他高中成绩糟糕极了，之后他只能考虑加入军队，通过了入门考试后他选择了地球物理学作为专业。对他来说，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保险的职业方向”，并且是“进入中央情报局的先决条件”。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他最终没有去签到入伍，而就在一个月后，“9.11事件”发生，可以说这救了他的命。“所以没错啊，不然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对我爸说，我不知道要怎样过我的人生，完全不知道。那时我是准备着让风吹着我随便到哪儿。”
受喜爱上世纪70年代民谣摇滚的父亲所鼓励，Foster一个人搬去了洛杉矶。当时他想要“探险”。不过在他成为一个餐具推销员并挨家挨户敲门后，这显得更像一次真正无助的冒险。
“我当时刚18岁，敬仰我遇到的每一个人。6个月之内我便成了所有人的小弟。头天我还在Zo? Bonham（Led Zeppelin里John的女儿）的party上，第二天我就跟亚美尼亚黑手党在同一个房间里了。”
接下来发生的那些—按Foster的说法—是他的“Hunter Thompson时光”，他开始产生严重的毒品问题，“比普通的洛杉矶可卡因party过分多了”。这段过去可以从“Life On The Nickel”的歌词中略知一二：“Take a little hit/And lose the time”（打一针、消磨时光）。“旷工是因为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在被一家SPA养生馆开除后，他到了人生最低谷，每天只能睡在朋友家地上，开着1994年产的丰田凯美瑞，每星期都穿一样的衣服，拣点小零钱去买99美分的热狗（收益最好的时候）。
“我父母本来可以在我最糟糕的时候帮帮我，但是当他们意识到我卷入了一些扭曲的东西后便切断了对我的补助。我当时是一团糟。有一次我有3天半没睡觉，产生幻觉以为有人在房间的角落，其实是因为太缺觉而开始变得古怪失常。”在不间断弹了12小时吉他之后，他笑道，“我变得对指弹非常在行。” 在Foster跌入贫民窟时，一位曾经和他发生过争吵的朋友提供了救命般的帮助。“他听说我当时过得不是那么好，所以给我打了电话并且说要过来一趟。他3个月没见我了，一见我就开始哭。他说：‘你看起来并不好，朋友。’我当时还在反应，真的吗？他说：‘伙计，你再不停下来（吸毒）就会死的。’所以我停止了。”
6个月之后，Foster就没有再跟他之前的毒品朋友一起去提货。“每晚弄一次，然后就没了。”如今，他甚至都不碰大麻烟。“最终我也停止抽那个了。这很有趣，我仅有的一次追星经历是遇到Snoop Gogg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说：‘我爱你，伙计！’那就在我停止抽大麻烟的3天前。我告诉Snoop，我要戒烟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你抽一下。他说：‘兄弟，你知道吗，有时你得悠着点，然后专心做你的鬼事情。’这话可是从大麻教父嘴里说出来的！”
经历了害怕与厌恶的两年后，在洛杉矶，Foster开始了真正的“鬼事情”，就是认真地去做一位刚起步的唱作人该干的事。他心急得差点儿跟Dr. Dre的Aftermath厂牌签约，这厂牌想把他打造成一个白人灵魂歌手。“那合约已经摆在桌上了，但是好多地儿还是聊不拢，”他解释道。“不是跟Dre过不去。他挺有风度的。让我生气的是Aftermath的A&R，我发火是因为他们的做事方式。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流行明星，一个木偶，去唱别人的歌。”
在Aftermath之后，Foster不屈不挠，通过给创意广告公司写音乐得到了稳定的收入；他从不把这看做是一种“营销”，而仅仅是在结束了“7年的烂工作”之后的休息。之后他遇到了Pontius—这位从奥兰多来的冲浪爱好者；还有Fink—青少年时期想成为电影制片的人，他曾被警察描述为“柑橘恐怖主义者”（疯狂向比他小的孩子扔橘子）。这些人成了Foster的朋友、队友的合适人选。
首先就是“Pumped Up Kicks”，命运般地成了他们成功的黄金门票：歌曲写的是关于一个被大家疏远的小孩一边去上学一边计划着一场大屠杀的故事。它听起来很像个舞池名曲。当被问到写这歌的初衷时，Foster回答得很明确：“副歌部分是先想到的，”他回忆着，“我原本的动机是，枪跟子弹都是比喻，然后它是个自励的歌。就像我回到了大摇大摆走路的状态，每个人都得给我小心点儿。后来当我开始去写小节的时候，自由发挥了下，突然这故事就变得更具体了。”
我们说这个的时候，Toulouse学校枪击事件过去仅仅几天。几周后，挪威籍大屠杀者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奥斯陆又试水了一次。把这样的歌放出来给大众，不管后来何时听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时，心里都应该有点瘆得慌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承认，“但是我会为人们误解这歌而更难受。这歌对恃强欺弱以及青少年暴力的态度本来是十分积极的，这也是我写它的原因。当第一小节出来，脑子里有基本概念时，我想写一个社会评论—有关那些一开始受欺负的人的脑海里的暴力概念，之后他们转而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歌已经成了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正如他解释的，Foster最近重新打造了乐队的官方推特账号，将之作为一个反凌弱的临时演说舞台。“我最近发了一些推说道：‘如果你现在正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向你发出挑战，要你去坐在那些午饭时单独坐着的孩子的旁边。’然后很多孩子这么做了。整个星期他们都一直在回复，然后说：‘我做到了，现在我们是十分好的朋友。’这太让人暖心了。这事拓展了我的思维，关于我的影响力与实行这影响力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乐队所代表的全部。”
Foster The People的成功是一场怪人的逆袭：一场为每个自己单独坐着吃中餐的孩子而庆贺的加利福尼亚流行曲。墨西哥人也在享受这个机会，特别是那街头乐队，把一个提华纳（墨西哥西北部城市）的旋律转化成为了“Pumped Up Kicks”的墨西哥版。演出结束时，Foster甚至举起了一面墨西哥国旗。
在后台，大家举起酒杯庆祝Foster The People的巨大成功，之后话题转向他们最大的抱负。结果他们都说他们已经达成了。在今年的格莱美奖上，一位流行界的元老人物叨叨絮絮地走过来说要跟他们照张相，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唱作人。“他在我们试音时听到了我们，”Foster说，“他说：‘我以为是The Beach Boys，然后我走出来一看却是你们。’我的意思是，不能比这更好了，不是吗？谢了，保罗（麦卡特尼）！我们现在可以退休了。”
Foster The People：2012年度乐队，被一位披头士成员错认为是The Beach Boys。被欺负的孩子们的笑声是属于他们的。
面对着在栏杆后与他们对视的歌迷，半打彪形大汉保安看上去十分慌乱不安，这群歌迷瞪回这帮保安。接着爆发出他们的口号“Fozztah！ Fozz-taaaah！”（墨西哥口音的“foster”）成群被挤得无法呼吸的墨西哥姑娘们挥动着海报与荧光棒。
几英尺之外，她们痴迷的对象在一个支架台后面向她们招手。他们就是来自洛杉矶的Foster The People：Mark Pontius（鼓手，金发的冲浪爱好者），Cubbie Fink（出演过《90210》—帅气的贝斯手），以及大部分尖叫的指向者、拥有阳光笑容的主唱Mark Foster。他们正在墨西哥城Vive Latino音乐节的演唱会棚内，之后不久，这地儿就陷入了一片狂乱。
当Foster无意识地漫步到栏杆边与这些最热情洋溢的歌迷打招呼时，人群就像满载雌激素的地狱被捅破了一样。一分钟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被塞到了一辆客车里，随后客车加速驶离了人群，而在车后窗，歌迷们不停敲打着车窗并且像乌鸦般大喊着“Fozztah！”
“挺有爱的，”Foster脸红道，竭尽全力地想轻描淡写与这帮狂热歌迷的小碰撞。“但是看这些姑娘们啊，她们也就14岁吧……跟我们14岁的时候差不多。”
这是2012年的3月，在《Torches》—Foster The People的首张专辑发行了仅仅10个月之后。这张专辑在全球卖了100万张，它的成功是由第一支单曲“Pumped Up Kicks”引发的。这首大获成功的作品最早只是在网上疯传的一个视频，之后便席卷全球，最近一次统计显示有超过400万的下载量。乐队的名字被印在音乐节海报的第三位，这足以说明这个三人组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国际声望。在签售现场，折断的栏杆证明了拉丁人民的热情：男人们戴着摔跤面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装满啤酒的大口杯，姑娘们则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与此同时，大口豪饮龙舌兰酒的青少年大军们轮流在超级大毯子上将对方扔到10英尺的高空。这太疯狂、太令人兴奋了……才下午3点而已。
Foster The People的墨西哥巡演头天晚上在瓜达拉哈拉（墨西哥西部一座城市）正式开始。他们在那里还说服了一个墨西哥街头乐队加入到他们安可曲的表演中。结果演出效果出奇地好，于是Mark Foster想邀请那个乐队跟随他们一起到墨西哥城参加演出，甚至分给他们价值800美元的飞机票钱。结果这个乐队的经济人告诉他们，乐队必须留在当地继续表演，不然就会被解雇。这就解释了附近的一个小屋内传来的破喇叭般的声响，另一支临时请来的墨西哥街头乐队正在排练“Pumped Up Kicks”。“我们在想也许可以做一些跟当地乐队合作的事情。”Foster说，而小屋传来的墨西哥版“Pumped Up Kicks”听起来一团糟。“好吧，我就那么一说……”
从本质上来说Foster The People是Mark Foster的个人乐队，是这个充满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28岁创作歌手的表达载体，他的一生就像好莱坞音乐剧般—从乡巴佬到超级明星，深陷毒品不能自拔的阶段自然也少不了。
1984年2月29日，Mark Foster在加利福利亚出生，后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长大。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年轻的Foster是一个早熟、孤独而又渴望受到关注的矛盾体。他在5岁时通过聆听自学钢琴。“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被卷入争斗，”他坐在演出当天被用来当做临时更衣间的足球场管理办公室里说，“我在学校时经常被欺负，没人待见我。当时我会做一些很傻的事来让人们注意到我，比如午饭时间在桌子上乱跳以及在400个孩子面前唱歌。我当时很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当然，他高中成绩糟糕极了，之后他只能考虑加入军队，通过了入门考试后他选择了地球物理学作为专业。对他来说，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保险的职业方向”，并且是“进入中央情报局的先决条件”。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他最终没有去签到入伍，而就在一个月后，“9.11事件”发生，可以说这救了他的命。“所以没错啊，不然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对我爸说，我不知道要怎样过我的人生，完全不知道。那时我是准备着让风吹着我随便到哪儿。”
受喜爱上世纪70年代民谣摇滚的父亲所鼓励，Foster一个人搬去了洛杉矶。当时他想要“探险”。不过在他成为一个餐具推销员并挨家挨户敲门后，这显得更像一次真正无助的冒险。
“我当时刚18岁，敬仰我遇到的每一个人。6个月之内我便成了所有人的小弟。头天我还在Zo? Bonham（Led Zeppelin里John的女儿）的party上，第二天我就跟亚美尼亚黑手党在同一个房间里了。”
接下来发生的那些—按Foster的说法—是他的“Hunter Thompson时光”，他开始产生严重的毒品问题，“比普通的洛杉矶可卡因party过分多了”。这段过去可以从“Life On The Nickel”的歌词中略知一二：“Take a little hit/And lose the time”（打一针、消磨时光）。“旷工是因为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在被一家SPA养生馆开除后，他到了人生最低谷，每天只能睡在朋友家地上，开着1994年产的丰田凯美瑞，每星期都穿一样的衣服，拣点小零钱去买99美分的热狗（收益最好的时候）。
“我父母本来可以在我最糟糕的时候帮帮我，但是当他们意识到我卷入了一些扭曲的东西后便切断了对我的补助。我当时是一团糟。有一次我有3天半没睡觉，产生幻觉以为有人在房间的角落，其实是因为太缺觉而开始变得古怪失常。”在不间断弹了12小时吉他之后，他笑道，“我变得对指弹非常在行。” 在Foster跌入贫民窟时，一位曾经和他发生过争吵的朋友提供了救命般的帮助。“他听说我当时过得不是那么好，所以给我打了电话并且说要过来一趟。他3个月没见我了，一见我就开始哭。他说：‘你看起来并不好，朋友。’我当时还在反应，真的吗？他说：‘伙计，你再不停下来（吸毒）就会死的。’所以我停止了。”
6个月之后，Foster就没有再跟他之前的毒品朋友一起去提货。“每晚弄一次，然后就没了。”如今，他甚至都不碰大麻烟。“最终我也停止抽那个了。这很有趣，我仅有的一次追星经历是遇到Snoop Gogg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说：‘我爱你，伙计！’那就在我停止抽大麻烟的3天前。我告诉Snoop，我要戒烟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你抽一下。他说：‘兄弟，你知道吗，有时你得悠着点，然后专心做你的鬼事情。’这话可是从大麻教父嘴里说出来的！”
经历了害怕与厌恶的两年后，在洛杉矶，Foster开始了真正的“鬼事情”，就是认真地去做一位刚起步的唱作人该干的事。他心急得差点儿跟Dr. Dre的Aftermath厂牌签约，这厂牌想把他打造成一个白人灵魂歌手。“那合约已经摆在桌上了，但是好多地儿还是聊不拢，”他解释道。“不是跟Dre过不去。他挺有风度的。让我生气的是Aftermath的A&R，我发火是因为他们的做事方式。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流行明星，一个木偶，去唱别人的歌。”
在Aftermath之后，Foster不屈不挠，通过给创意广告公司写音乐得到了稳定的收入；他从不把这看做是一种“营销”，而仅仅是在结束了“7年的烂工作”之后的休息。之后他遇到了Pontius—这位从奥兰多来的冲浪爱好者；还有Fink—青少年时期想成为电影制片的人，他曾被警察描述为“柑橘恐怖主义者”（疯狂向比他小的孩子扔橘子）。这些人成了Foster的朋友、队友的合适人选。
首先就是“Pumped Up Kicks”，命运般地成了他们成功的黄金门票：歌曲写的是关于一个被大家疏远的小孩一边去上学一边计划着一场大屠杀的故事。它听起来很像个舞池名曲。当被问到写这歌的初衷时，Foster回答得很明确：“副歌部分是先想到的，”他回忆着，“我原本的动机是，枪跟子弹都是比喻，然后它是个自励的歌。就像我回到了大摇大摆走路的状态，每个人都得给我小心点儿。后来当我开始去写小节的时候，自由发挥了下，突然这故事就变得更具体了。”
我们说这个的时候，Toulouse学校枪击事件过去仅仅几天。几周后，挪威籍大屠杀者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奥斯陆又试水了一次。把这样的歌放出来给大众，不管后来何时听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时，心里都应该有点瘆得慌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承认，“但是我会为人们误解这歌而更难受。这歌对恃强欺弱以及青少年暴力的态度本来是十分积极的，这也是我写它的原因。当第一小节出来，脑子里有基本概念时，我想写一个社会评论—有关那些一开始受欺负的人的脑海里的暴力概念，之后他们转而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歌已经成了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正如他解释的，Foster最近重新打造了乐队的官方推特账号，将之作为一个反凌弱的临时演说舞台。“我最近发了一些推说道：‘如果你现在正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向你发出挑战，要你去坐在那些午饭时单独坐着的孩子的旁边。’然后很多孩子这么做了。整个星期他们都一直在回复，然后说：‘我做到了，现在我们是十分好的朋友。’这太让人暖心了。这事拓展了我的思维，关于我的影响力与实行这影响力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乐队所代表的全部。”
Foster The People的成功是一场怪人的逆袭：一场为每个自己单独坐着吃中餐的孩子而庆贺的加利福尼亚流行曲。墨西哥人也在享受这个机会，特别是那街头乐队，把一个提华纳（墨西哥西北部城市）的旋律转化成为了“Pumped Up Kicks”的墨西哥版。演出结束时，Foster甚至举起了一面墨西哥国旗。
在后台，大家举起酒杯庆祝Foster The People的巨大成功，之后话题转向他们最大的抱负。结果他们都说他们已经达成了。在今年的格莱美奖上，一位流行界的元老人物叨叨絮絮地走过来说要跟他们照张相，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唱作人。“他在我们试音时听到了我们，”Foster说，“他说：‘我以为是The Beach Boys，然后我走出来一看却是你们。’我的意思是，不能比这更好了，不是吗？谢了，保罗（麦卡特尼）！我们现在可以退休了。”
Foster The People：2012年度乐队，被一位披头士成员错认为是The Beach Boys。被欺负的孩子们的笑声是属于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