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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满汉矛盾贯穿整个清代历史,是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因素,经历了一个产生、尖锐、缓和、减弱的发展过程。乾隆统治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和清朝统治者对满汉关系的不断调整,满汉矛盾进一步缓和,但引发满汉矛盾的各种因素并未彻底消除,而且与乾隆时期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人口迅速膨胀、物价上涨等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乾隆朝政治的重要因素。与清初的满汉矛盾相比,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长期性。
关键词:乾隆时期 满汉矛盾 复杂性 隐蔽性 长期性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1)01-061-03
满汉矛盾“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也是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源于清朝是由满族这一少数民族经过军事征服建立起的大一统封建王朝。随着满族统治者的入主中原,满、汉两个不同民族、两种异质文明之间开始了全方位的直面交锋与冲突,其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挟有政治优势在盛清时代发挥着主导作用。清朝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贯穿清代历史,这种矛盾,又有一个产生、尖锐、缓和、减弱的发展过程。
乾隆统治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和清朝统治者对满汉关系的不断调整,满汉矛盾进一步缓和,但引发满汉矛盾的各种因素并未彻底消除,而且与乾隆时期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人口迅速膨胀、物价上涨等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乾隆朝政治的重要因素。与清初的满汉矛盾相比,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长期性。
满汉矛盾的复杂性
乾隆统治时期尽管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但传统封建社会的诸多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加之乾隆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及许多亘古未见的新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满汉矛盾虽然不及清初尖锐,但亦较为复杂。乾隆时期满汉矛盾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满汉矛盾的内容繁杂,不仅包括对抗性矛盾,也包括非对抗性矛盾。所谓对抗性矛盾,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臣工之间由于利益不均衡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一级满族统治者与普通汉族民众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满汉臣工中存在的“满汉成见”、清朝统治者倚任满官引发的汉官不满;汉族士人潜藏的民族意识和不满情绪、下层汉族民众的反清斗争等。所谓非对抗性矛盾主要是指满汉人民因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等民族差别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乾隆时期,随着八旗人口的大量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八旗生计艰难问题,乾隆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在政治上主要是扩大八旗仕进之途,如扩大满员题补京官的范围,扩大地方、基层补放满员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官的利益。而乾隆时期,随着汉人入仕的不断增加和统治者对部分汉官的信任、重用,汉官的地位及政治待遇有所改善,汉族官僚进一步改善政治待遇的要求日益凸显。但在用人上,乾隆仍然“重满轻汉”,满官占优势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与汉官进一步改善政治待遇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自然会引发汉官的不满进而产生矛盾。如乾隆八年的杭世骏事件,便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乾隆八年二月,翰林杭世骏于考选御史所对《时务策》中对乾隆在用人方面的“内满外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提出:“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杭世骏的策论虽有不实之处,但“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一言可谓一针见血,将矛头直指乾隆帝在用人上的“内满外汉”,道出了多数汉官内心深处的不满。不独杭世骏有“内满外汉”的指责,就连朝鲜使者也认为乾隆帝重满轻汉。乾隆十四年朝鲜冬至副使郑亨复、书状官李彝章回国后,朝鲜国王问清朝民心如何？郑亨复等对曰:“康熙之时,兵权委之清人,吏治委之汉人,宥密之任,清、汉参半矣。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愁怨太甚矣。”朝鲜国王听后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
杭世骏对乾隆帝“内满外汉”用人政策的抨击,是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臣工在政治利益上的不均衡而造成的矛盾冲突,矛盾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统治者“首崇满洲”、信任重用满官、防范汉人、在用人上的“内满外汉”等问题自清初就已存在,可以说是“老问题”了。至乾隆时期,因乾隆为缓解八旗升级问题而扩大八旗仕进之途,使得满汉臣工之间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不均衡而产生的矛盾再次凸显,这是杭世骏事件发生的特殊政治环境。
相比之下,下层汉族民众与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既包涵了封建社会农民对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反抗,也反映出部分汉族民众的反满情绪。如乾隆时期部分下层汉族民众在策划、组织起事的过程中,或提出“反清复明”,或借用“朱洪竹、朱红宗”等明朝后裔名目号召民众起事,反映出部分汉族民众对满族统治的不满情绪。乾隆时期秘密教门、会党的活动也常以“反清复明”相号召。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亦较为复杂,既与传统封建社会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有关,也与清初尖锐的满汉矛盾有关,同时还与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人口迅速膨胀、物价持续上涨、土地兼并加剧等问题的影响尤为突出。
乾隆时期,因人口迅速膨胀而造成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由此引发的耕地紧张和民生困难等问题日渐凸显。此外物价的持续上涨造成的米价腾贵、田价上涨成为另一个影响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人口膨胀与物价上涨使得原本已经存在的土地兼并趋势日益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手段,纷纷购置土地。乾隆初期,即有人指出:“近日田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户。”方苞亦曾指出“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商贾之产”。乾隆时期土地兼并的情况正如洪亮吉所说“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导致人多地少、农民丧失土地等问题更加突出,无地户和半自耕农的数量与日俱增,小农日益佃农化、贫困化。农村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农村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农民反抗斗争十分频繁和普遍。农民在反抗清朝统治者的过程中,大多借助秘密社会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的民族意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反清民族压迫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满汉矛盾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态势。
其二、引发满汉矛盾的原因较为复杂。乾隆时期引发满汉矛盾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致使满汉矛盾产生原因十分复杂。如前述满汉臣工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满族统治者的“首崇满洲”、“内满外汉”、猜忌、防范汉人引发的,属于政治权力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而汉族士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多与个人仕途不顺有关,同时与其深受“华夷之防”观念的影响有关,也与汉族士人长期形成的喜欢议论时事的风气有关。下层汉族民众的反清活动主要与经济利益、维护生存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受清初汉人“反清复明”斗争影响。因此,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引发满汉矛盾的原因十分复杂。
满汉矛盾的隐蔽性
乾隆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基本解决。尤其是康雍乾三帝不断克服儒家传统的“华夷之分”观念,至乾隆时期,清廷平定准部,统一回疆,构建了在疆域统一局面下的大一统国家,为逐渐完善的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在清朝统治处于最为稳定、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出于维护和稳定国内统治的需要,满汉矛盾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禁区,任何人都不敢随意论及。即使乾隆帝也不例外,他深知满汉矛盾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诸如满族统治的异族身份等问题对于清朝政权的生存与巩固而言异常重要,所以在处理涉及满汉矛盾问题时异常谨慎,尤其在处理汉人针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斗争时,乾隆帝总是尽量避开满族统治者的身份问题,转而强调汉人的谋反只是针对一个统一的王朝,而并非在反对一个异族政权。而且他深恐汉人的反满言论如“星星之火”般形成燎原之势,动摇更多汉人对大清统治的认同,所以他对此非常忌讳。乾隆十八年,在办理马朝柱反清案时,乾隆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嗣后查获“逆词”,“止可抄录进呈,其原稿或应封固留对笔迹,非承审官员不当令见。结案时,即行销毁,并不当存留案牍。”
对于汉族士人而言,则震慑于专制帝王钳制人口的淫威,朝野充斥的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他们对满汉畛域、满汉矛盾以及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只能压抑在成见的程度之内而不敢表露,稍有涉及,往往会招致不测。尤其是乾隆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实施文化高压政策,大规模的文字狱、禁书使得朝野上下噤若寒蝉,全国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之中。汉族臣民对清廷哪怕是些微的不满都会召来灭门之灾,满汉矛盾自然成为禁区。正如欧立德所言,“出于需要安定以及自尊心上的理由,满汉双方都有需要把偏见和恐惧心理隐藏起来,这是在标榜‘满汉一家’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使得乾隆时期满汉矛盾具有隐蔽性,后人论及乾隆时期满汉关系时,大多只注意满汉关系缓和、满汉交往加深的一面,而忽视了在缓和之中隐伏的各种满汉矛盾。
满汉矛盾的长期性
乾隆时期,尽管满汉矛盾日渐缓和,满汉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自身的特殊性及清朝政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不可能在乾隆时期彻底消除,它将长期存在。首先民族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民族矛盾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一个民族（通常指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实行压迫和奴役引起的矛盾,这属于对抗性矛盾;二是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引起的民族偏见、隔阂或歧视,这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民族矛盾的特点决定了不同民族只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接近和融合,只有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民族差别才能逐步消失,民族矛盾才能彻底消除。因此,民族矛盾是比阶级矛盾产生更早且存在时间更长的社会矛盾。满汉矛盾同样如此。作为清朝统治民族的满族与占人口绝大多数、同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是两个各有不同历史谱系、文化传统的民族。自满族入关以来,满汉两个不同民族之间既存在对抗性矛盾,也存在非对抗性矛盾。清初,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民众实施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满汉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与矛盾是广泛而深刻的,对满汉双方而言都留下了深刻印记。尽管清朝统治者采取措施消除满汉差异,化解满汉畛域,缓和满汉矛盾。但这种矛盾与冲突始终无法完全消除。就满族统治者而言,清初汉人长期的反抗斗争以及不断流露出的民族意识,使得他们对汉人心存猜忌与防范意识;而对于汉族民众而言,由于明清鼎革而激发的民族意识以及由于满族统治者的高压、屠杀政策而造成的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也并未完全消除。有清一代,满汉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始终存在。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乾隆时期,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不断深化,但满汉两个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并未消除,由此而产生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会在短期内消泯。
清朝政权以皇权为核心,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统治的政权性质也是满汉矛盾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这一政权性质决定了它始终坚持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朝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政策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清帝将八旗视为国家根本,将维护“清语骑射”等满洲旧俗看作朝廷根本要务,以确保满洲贵族始终成为清朝政权的主要支柱。因此,只要清朝统治存在,满族贵族作为统治核心的地位不变,满汉畛域就不会消失,满汉矛盾自然也将会伴随清朝统治直至其灭亡。清朝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直至清末,时论仍言:“政府由于种族之界太深,虽日言和融满汉,而满汉实未能和融,无论满不能融汉,汉或不能融满。”
汉人“华夷之防”观念根深蒂固也是造成满汉矛盾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华夷之防”、“华夷之别”作为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汉人中,尤其在汉族士人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清鼎革,被汉人视为“夷狄”的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王朝的更替因为清朝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引发广大汉人、特别是汉族士人强烈的反抗,在他们看来,明亡清兴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是“夷狄窃夺天位”,汉族士人基于“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反抗清朝统治,拒绝与异族王朝的统治者合作。即使在清朝统治日益稳固的情况下,仍有少数汉族士人,依然恪守着传统的华夏和夷狄的严格区别,固守“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宣扬“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义”,视清朝政权为“异族”统治,并以此为理据,图谋推翻清朝统治,汉人“华夷之防”的观念不彻底改变,满汉矛盾必然难以彻底消除而会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1］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J］.《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第7辑.
［2］《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乾隆八年二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下编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53页。
［4］《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洪亮吉.《卷施阁集》(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7］《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三,乾隆十八年九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贺长龄辑.《清朝经世文编》卷九,治体三,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9］（美）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J］.《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中央集权发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844页.
关键词:乾隆时期 满汉矛盾 复杂性 隐蔽性 长期性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1)01-061-03
满汉矛盾“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也是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源于清朝是由满族这一少数民族经过军事征服建立起的大一统封建王朝。随着满族统治者的入主中原,满、汉两个不同民族、两种异质文明之间开始了全方位的直面交锋与冲突,其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挟有政治优势在盛清时代发挥着主导作用。清朝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贯穿清代历史,这种矛盾,又有一个产生、尖锐、缓和、减弱的发展过程。
乾隆统治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和清朝统治者对满汉关系的不断调整,满汉矛盾进一步缓和,但引发满汉矛盾的各种因素并未彻底消除,而且与乾隆时期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人口迅速膨胀、物价上涨等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乾隆朝政治的重要因素。与清初的满汉矛盾相比,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长期性。
满汉矛盾的复杂性
乾隆统治时期尽管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但传统封建社会的诸多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加之乾隆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及许多亘古未见的新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满汉矛盾虽然不及清初尖锐,但亦较为复杂。乾隆时期满汉矛盾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满汉矛盾的内容繁杂,不仅包括对抗性矛盾,也包括非对抗性矛盾。所谓对抗性矛盾,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臣工之间由于利益不均衡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一级满族统治者与普通汉族民众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满汉臣工中存在的“满汉成见”、清朝统治者倚任满官引发的汉官不满;汉族士人潜藏的民族意识和不满情绪、下层汉族民众的反清斗争等。所谓非对抗性矛盾主要是指满汉人民因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等民族差别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乾隆时期,随着八旗人口的大量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八旗生计艰难问题,乾隆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在政治上主要是扩大八旗仕进之途,如扩大满员题补京官的范围,扩大地方、基层补放满员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官的利益。而乾隆时期,随着汉人入仕的不断增加和统治者对部分汉官的信任、重用,汉官的地位及政治待遇有所改善,汉族官僚进一步改善政治待遇的要求日益凸显。但在用人上,乾隆仍然“重满轻汉”,满官占优势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与汉官进一步改善政治待遇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自然会引发汉官的不满进而产生矛盾。如乾隆八年的杭世骏事件,便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乾隆八年二月,翰林杭世骏于考选御史所对《时务策》中对乾隆在用人方面的“内满外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提出:“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杭世骏的策论虽有不实之处,但“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一言可谓一针见血,将矛头直指乾隆帝在用人上的“内满外汉”,道出了多数汉官内心深处的不满。不独杭世骏有“内满外汉”的指责,就连朝鲜使者也认为乾隆帝重满轻汉。乾隆十四年朝鲜冬至副使郑亨复、书状官李彝章回国后,朝鲜国王问清朝民心如何？郑亨复等对曰:“康熙之时,兵权委之清人,吏治委之汉人,宥密之任,清、汉参半矣。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愁怨太甚矣。”朝鲜国王听后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
杭世骏对乾隆帝“内满外汉”用人政策的抨击,是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臣工在政治利益上的不均衡而造成的矛盾冲突,矛盾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统治者“首崇满洲”、信任重用满官、防范汉人、在用人上的“内满外汉”等问题自清初就已存在,可以说是“老问题”了。至乾隆时期,因乾隆为缓解八旗升级问题而扩大八旗仕进之途,使得满汉臣工之间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不均衡而产生的矛盾再次凸显,这是杭世骏事件发生的特殊政治环境。
相比之下,下层汉族民众与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既包涵了封建社会农民对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反抗,也反映出部分汉族民众的反满情绪。如乾隆时期部分下层汉族民众在策划、组织起事的过程中,或提出“反清复明”,或借用“朱洪竹、朱红宗”等明朝后裔名目号召民众起事,反映出部分汉族民众对满族统治的不满情绪。乾隆时期秘密教门、会党的活动也常以“反清复明”相号召。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亦较为复杂,既与传统封建社会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有关,也与清初尖锐的满汉矛盾有关,同时还与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人口迅速膨胀、物价持续上涨、土地兼并加剧等问题的影响尤为突出。
乾隆时期,因人口迅速膨胀而造成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由此引发的耕地紧张和民生困难等问题日渐凸显。此外物价的持续上涨造成的米价腾贵、田价上涨成为另一个影响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人口膨胀与物价上涨使得原本已经存在的土地兼并趋势日益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手段,纷纷购置土地。乾隆初期,即有人指出:“近日田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户。”方苞亦曾指出“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商贾之产”。乾隆时期土地兼并的情况正如洪亮吉所说“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导致人多地少、农民丧失土地等问题更加突出,无地户和半自耕农的数量与日俱增,小农日益佃农化、贫困化。农村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农村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农民反抗斗争十分频繁和普遍。农民在反抗清朝统治者的过程中,大多借助秘密社会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的民族意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反清民族压迫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满汉矛盾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态势。
其二、引发满汉矛盾的原因较为复杂。乾隆时期引发满汉矛盾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致使满汉矛盾产生原因十分复杂。如前述满汉臣工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满族统治者的“首崇满洲”、“内满外汉”、猜忌、防范汉人引发的,属于政治权力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而汉族士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多与个人仕途不顺有关,同时与其深受“华夷之防”观念的影响有关,也与汉族士人长期形成的喜欢议论时事的风气有关。下层汉族民众的反清活动主要与经济利益、维护生存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受清初汉人“反清复明”斗争影响。因此,乾隆时期的满汉矛盾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引发满汉矛盾的原因十分复杂。
满汉矛盾的隐蔽性
乾隆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基本解决。尤其是康雍乾三帝不断克服儒家传统的“华夷之分”观念,至乾隆时期,清廷平定准部,统一回疆,构建了在疆域统一局面下的大一统国家,为逐渐完善的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在清朝统治处于最为稳定、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出于维护和稳定国内统治的需要,满汉矛盾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禁区,任何人都不敢随意论及。即使乾隆帝也不例外,他深知满汉矛盾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诸如满族统治的异族身份等问题对于清朝政权的生存与巩固而言异常重要,所以在处理涉及满汉矛盾问题时异常谨慎,尤其在处理汉人针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斗争时,乾隆帝总是尽量避开满族统治者的身份问题,转而强调汉人的谋反只是针对一个统一的王朝,而并非在反对一个异族政权。而且他深恐汉人的反满言论如“星星之火”般形成燎原之势,动摇更多汉人对大清统治的认同,所以他对此非常忌讳。乾隆十八年,在办理马朝柱反清案时,乾隆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嗣后查获“逆词”,“止可抄录进呈,其原稿或应封固留对笔迹,非承审官员不当令见。结案时,即行销毁,并不当存留案牍。”
对于汉族士人而言,则震慑于专制帝王钳制人口的淫威,朝野充斥的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他们对满汉畛域、满汉矛盾以及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只能压抑在成见的程度之内而不敢表露,稍有涉及,往往会招致不测。尤其是乾隆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实施文化高压政策,大规模的文字狱、禁书使得朝野上下噤若寒蝉,全国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之中。汉族臣民对清廷哪怕是些微的不满都会召来灭门之灾,满汉矛盾自然成为禁区。正如欧立德所言,“出于需要安定以及自尊心上的理由,满汉双方都有需要把偏见和恐惧心理隐藏起来,这是在标榜‘满汉一家’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使得乾隆时期满汉矛盾具有隐蔽性,后人论及乾隆时期满汉关系时,大多只注意满汉关系缓和、满汉交往加深的一面,而忽视了在缓和之中隐伏的各种满汉矛盾。
满汉矛盾的长期性
乾隆时期,尽管满汉矛盾日渐缓和,满汉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自身的特殊性及清朝政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不可能在乾隆时期彻底消除,它将长期存在。首先民族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民族矛盾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一个民族（通常指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实行压迫和奴役引起的矛盾,这属于对抗性矛盾;二是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引起的民族偏见、隔阂或歧视,这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民族矛盾的特点决定了不同民族只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接近和融合,只有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民族差别才能逐步消失,民族矛盾才能彻底消除。因此,民族矛盾是比阶级矛盾产生更早且存在时间更长的社会矛盾。满汉矛盾同样如此。作为清朝统治民族的满族与占人口绝大多数、同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是两个各有不同历史谱系、文化传统的民族。自满族入关以来,满汉两个不同民族之间既存在对抗性矛盾,也存在非对抗性矛盾。清初,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民众实施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满汉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与矛盾是广泛而深刻的,对满汉双方而言都留下了深刻印记。尽管清朝统治者采取措施消除满汉差异,化解满汉畛域,缓和满汉矛盾。但这种矛盾与冲突始终无法完全消除。就满族统治者而言,清初汉人长期的反抗斗争以及不断流露出的民族意识,使得他们对汉人心存猜忌与防范意识;而对于汉族民众而言,由于明清鼎革而激发的民族意识以及由于满族统治者的高压、屠杀政策而造成的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也并未完全消除。有清一代,满汉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始终存在。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乾隆时期,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不断深化,但满汉两个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并未消除,由此而产生的非对抗性矛盾也不会在短期内消泯。
清朝政权以皇权为核心,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统治的政权性质也是满汉矛盾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这一政权性质决定了它始终坚持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朝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政策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清帝将八旗视为国家根本,将维护“清语骑射”等满洲旧俗看作朝廷根本要务,以确保满洲贵族始终成为清朝政权的主要支柱。因此,只要清朝统治存在,满族贵族作为统治核心的地位不变,满汉畛域就不会消失,满汉矛盾自然也将会伴随清朝统治直至其灭亡。清朝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直至清末,时论仍言:“政府由于种族之界太深,虽日言和融满汉,而满汉实未能和融,无论满不能融汉,汉或不能融满。”
汉人“华夷之防”观念根深蒂固也是造成满汉矛盾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华夷之防”、“华夷之别”作为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汉人中,尤其在汉族士人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清鼎革,被汉人视为“夷狄”的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王朝的更替因为清朝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引发广大汉人、特别是汉族士人强烈的反抗,在他们看来,明亡清兴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是“夷狄窃夺天位”,汉族士人基于“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反抗清朝统治,拒绝与异族王朝的统治者合作。即使在清朝统治日益稳固的情况下,仍有少数汉族士人,依然恪守着传统的华夏和夷狄的严格区别,固守“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宣扬“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义”,视清朝政权为“异族”统治,并以此为理据,图谋推翻清朝统治,汉人“华夷之防”的观念不彻底改变,满汉矛盾必然难以彻底消除而会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1］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J］.《中国社会史评论》,2006年第7辑.
［2］《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乾隆八年二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下编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53页。
［4］《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洪亮吉.《卷施阁集》(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7］《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三,乾隆十八年九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贺长龄辑.《清朝经世文编》卷九,治体三,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9］（美）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J］.《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中央集权发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844页.